——读《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
曾德雄
儒学与皇权紧密相连，离开儒学谈皇权，或离开皇权谈儒学，可能都是不完整的。儒学与皇权发生这样的关联，无疑是在汉武帝时期，他接受了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建议，将儒学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儒学也因此一变而为儒教，开启了与皇权的勾连，并贯穿中国的整个皇权社会。尤其是，两者内在的思想纠缠一直绵延至今，深刻形塑了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和我们每个个体的“中国式”心智。
这本书以独特新颖的视角考察了那段历史，其独特新颖之处在于运用数据统计的方法，统计出西汉各个时期特别是武帝、昭帝、宣帝时期的儒生官员数量，并进行前后对比，最后得出结论：“主流叙事中的主角‘儒’实际上在武帝统治期间只是政治少数派”（3页），“武帝统治的半个世纪中只有少数的儒生占据官僚集团极高层位置。”（43页）与之相反，“正是在据称推崇法家学说的宣帝统治时期，儒生才开始在政坛发挥重要作用”（135页），“宣帝朝才是儒学发展史上的转折点，不仅官方正式接纳了儒学思想，而且在官僚集团的最高层形成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儒生集团。”（201页）
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在武帝朝最后5年间，长久以来一直掌控朝局的最有名望和权势的家族几乎被屠戮殆尽”（155页），“武帝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惧是长达5年的巫蛊案及其血腥杀戮的直接原因。”（159页）二是“……宣帝血统和继承帝位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而儒生天人感应的宇宙观为宣帝提供了证明统治合法性同时巩固君权的机会。”（180页）“儒生在政治上的成功，大致归于他们的理论能在政治危机的时候为野心勃勃的辅政大臣或继承权受到怀疑的皇帝提供道德宇宙论上的合法性。”（202页）“只有旧权贵、大的仕宦家族在巫蛊之祸中被消灭殆尽后，胸怀政治抱负的儒生们才开始有机会爬升到高层以填补权力真空。”（214页）“儒生们之所以能在帝国皇位继承危机中掌握权力，还得益于他们提供的历史先例与政治理论可以为各种政治危机提供合法性。”（215页）
正是因为“在汉武帝54年统治期间，77位身居要职的高官中只有6人（7.8%）被司马迁和班固称为儒生，……儒生只是权力的金字塔上层几个落落寡合之人，……我们不得不问一声：武帝所谓奖掖儒学是否有事实的基础？”
毫无疑问这是对传统主流叙事的巨大挑战，因为儒学在武帝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早已是不争之论。对这个问题，作者通过“历史想象中的儒生集团：《史记·儒林列传》研究”这个专章进行了解答，认为“尽管司马迁回顾的是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六百年间研习五经的学者们的历史，但他主要的兴趣点放在了他们的仕宦生涯上面，凡是与仕宦主题无关的事件都被他有意无意地摒弃于《儒林列传》之外”（51页），“《史记》中的这一章完全就是研习五经者们的政治生涯史。”（54页）通过这样的叙述，“司马迁……制造出一个由共同的教育背景界定的政治集团”，“如果只有通过研习五经才能领会最理想的政治智慧，即所谓王道，那么研习过这类著作的人一定就是充任官职的最合适人选。”（55页）司马迁由此“为像他一样的人创造出了一个乌托邦，在这个理想的世界中，一个人的未来由其掌握的知识决定，而财富地位、军功以及人脉在这个乌托邦中全部失去了意义。”（75页）“而且，这个乌托邦暗含了对武帝一朝官场的强烈批评”，“在司马迁的理想世界里，官员们单纯依靠自身的学识就能获得仕途成功。”“当把理想的图景与复杂和残酷的现实世界并列在一起的时候，后者的合理性也就不复存在，合法性也理所当然地受到质疑。”“在司马迁精心安排的文本结构下面暗含着他详尽阐述的理想官制，他极力称赞的官员晋升的理想原则，还有他对现实官员任用升迁制度的强烈批判。”（76页）
这一传统——儒生仅仅通过儒家学识就能获得仕途晋升——在班固那里得到了延续，只不过班固采取的手段是“师法”，通过“师法”（人为）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儒学知识谱系，“‘师法’是《史记》之后的时代儒生和经学传承体系发展成熟的产物”（115页），“相对晚出的经学阐释学派与司马迁著作中出现的学术谱系之间的联系本就是后来学者追溯添加的，一些人……不愿承认经学学派的创始人学术渊源模糊，于是虚构了一些师徒关系，将西汉后半期的经学学派与《史记》中赫赫有名的大儒联系起来。”（119页）“昭宣元时代盛极一时的经学学派大量涌现后，人们便努力将这些派别和司马迁记载的儒生群体建立某种联系，从而填补五经传承中留下的断裂，班固的《儒林传》是这种重塑历史努力的集大成者。”（119页）
通观全书，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清晰的逻辑线索：即便在号称崇奉儒学的武帝时期，儒生官员的数量也极少，远非主流。儒生官员的大量出现是在昭宣元时期特别是宣帝朝，之所以如此，跟武帝利用长达5年的巫蛊之祸消灭传统权贵家族、留下权力真空直接相关，正是这样的权力真空使儒生群体在官场乘势而起。儒生官员之所以得到如此重用，是因为儒学的一些义理可以为皇权（包括权臣）提供合法性依据。
留给我们的问题有三个：如何看待这样的历史叙事？历史的本来面目究竟如何？如何看待那一段历史？
第一个问题，我认为这样的研究方法非常可取。一直以来我们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存在余英时先生所说的双重抽离，哲学离开了特定的历史背景，变得抽象空泛，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不知它何以产生，不知它对当时发生过什么样的作用，更不知我们现在研究那些有啥意义……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是将哲学融入历史的了不起的探索，这本书也具有同样的意义。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奠定了其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走向和面相。朱维铮先生将这一事件解读为一场宫廷政变，主要是汉武帝向窦太后夺权。事实上的确如此，武帝“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就展现了这种夺权动向，那就是将以窦太后为主脑的黄老之术抛在一边，而另外寻找新的话语系统，这里面的权力争斗意味再明显不过。董仲舒以“天人三策”打动了武帝，“览其对而异”，“复册之”，一问再问，于是才有了后面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武帝，这只不过是向窦太后及传统权贵阶层夺权的一部分，但对于中国来说，却奠定了皇权专制的政治合法性，从此以后，以“为民”的道德而不再是君权世袭作为皇权的合法性依据就此成型并一直延续到如今，后果就是只要时机合适，谁都可以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斫木为兵、揭竿而起，以攘夺天下为最高且唯一目的，并在夺取天下后披上“圣人”的道德外衣。至于作者因为武帝朝的儒生官员很少而质疑“武帝所谓奖掖儒学是否有事实的基础”，这可以说是本书最大也可能是唯一的逻辑缺憾：“奖掖儒学”并不意味着会立即涌现很多儒生官员，因为夺权毕竟是一个缓慢复杂甚至血腥的过程，绝不会像一个小单位那样可以随时任意安插自己的亲信。事实上昭宣元朝儒生官员大量涌现，正是滥觞于武帝的“黜黄老刑名、延文学儒者以百数，……天下学士靡然乡风”，而王莽篡汉更是将儒家标榜的仁义道德与皇权直接挂上了钩，那时距武帝去世已经近百年了。
这就提示了一个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读历史？前不久看到一个网络段子：“为什么古代小说里的富贵小姐和狐女都会看上穷书生？那是因为这些话本都是穷书生写的。”历史书写也不排除这种情况。中国的史书最爱写帝王，可是对于帝王（的心性）我们到底了解多少呢？帝王从来不会有性情表达——不会说人话，少有的那几个都会被视若珍宝反复拿来说事，比如宣帝斥责元帝（当时还是太子）的“汉家（汉朝）自有制度，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儒学）、用周政（儒家的理想）乎”。相反，帝王说出来的都是家国天下、黎元众庶、宵衣旰食这样的道德大话，但你能相信这是他的真心话吗？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这些实际上是一种权力表达和权力宣示，话说得有多大，背后的权力意志就有多强、权力诉求就有多大。我们必须要透过表面的历史书写，直达隐藏在悠远深处的历史真实，而这完全来自于当下的个体生命体验。
（《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蔡亮 著，付强 译，北京师范大学2020年12月第一版。）
2022年3月3日星期四
作者：曾德雄（现为广州市人大代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文所所长，哲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