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德雄
题记
楚：楚国的“楚”，荆楚大地的“楚”。
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疫”。
是为记。
2020年2月14日星期五
一
我最早知道新冠肺炎是在医学同学群（我1982年初中毕业入读武汉市卫生学校学放射），哪一天不记得了，也不记得是李文亮医生的那个说有SARS的微信聊天截图还是武汉市公安局发布的训诫图，因为完全没有在意。后来听到专家说“可防可控”、“人不传人”，而且一月份开始好多天每天都没有新增病例，就基本上将这件事抛到脑后了。
真正开始关注是在1月18号，一天新增病例136例，这个数字让我吃惊。而且武汉以外也陆续出现了病例，尤其是每一个病例都跟武汉有关，这让我有点不安。朋友圈里这方面的消息越来越多，我也开始只关注这方面的消息。看着每一个病例都有武汉旅居史让我产生了隐隐约约的恐慌。
那几天正在列席广州市白云区的人代会，新冠肺炎完全没有成为代表讨论的话题，甚至私下都没提起过。20号中午到天河赛马场的一个卡拉OK跟一些卫校的老同事聚会，去之前就很想向他们打听一下新冠肺炎的事，毕竟都跟武汉医疗行业很熟，有一个本身还是医生，另外也想问问他们回不回去（我早已买好了23号上午到武汉、下午到仙桃的高铁动车票）。
没想到这根本没有成为话题，大家热议的是一个同事退休办证武汉广州佛山跑断腿的烦心事，还说要在人大呼吁一下。最后好不容易问了一下一个刚刚在广州医科大学退休的同事（他一直在研究钟南山，主持编写了很多钟南山的传记和文章），才提到钟南山18号晚上去了武汉，说钟南山早就想去，被劝止了，说湖北又没有邀请我们，“这几天湖北提出了邀请，于是钟院士就去了。”好像也没有提及钟南山说的“人传人”、“医护人员感染”，可能消息还没有发出来。他们也都不回去，不是因为新冠肺炎，而是根本就没计划回去。
从18号开始朋友劝我“真的要考虑一下还要不要回去”，19、20号两天又接连劝。我不置可否但心里想着不至于这么严重，完全没有取消行程的打算。20号朋友发来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传染病院）“关于全院职工取消外出休假并在广州原地待命的紧急通知”，开始觉得风声有点紧了，有点如临大敌的感觉。而这时广东、广州也开始出现了输入性病例。20号晚上跟在上海工作的儿子讨论要不要回去（他计划23号高铁到武汉，正月初三到仙桃，正月初七从仙桃直接到上海），“武汉疫情看似越来越严重，还回去吗？”“春节后很可能大爆发。”他很快回复“回去”、“戴好口罩。”于是我决定只要他回去我就回去。
22号（年二十八）中午去文德路姨父那里拿他给我们写的春联，他们一家准备当晚开车回仙桃，说虽然辛苦但还是想回去过年，言谈当中看不出任何担忧，甚至新冠肺炎都没有成为主要话题。晚上9点多朋友发来一篇人民日报的“湖北请求国家紧急支援”的报道，我发到了家庭群，儿子很快从上海打来电话，商议了一下决定不回去了，赶紧让弟弟将买好的火车票全部退了。
第二天天不亮就醒了，打开手机第一眼就看到武汉封城的消息。说实话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像现在这么严重，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意识到不回去是多么明智的决定。
后面的故事就跟大家一样了，每天除了关注疫情别的啥都不关心了。春晚也看了，但是完全不知演了些啥，只记得谢娜那个羞赧的击掌，几个主持人临时拼凑起来的激情朗诵在汹汹疫情面前苍白无力，不值一提。天天基本锁定中央新闻台，但还是觉得报道不够多，别的一些无关的东西占据了太多版面。想看看湖北卫视（以前从来不看地方卫视，除了去年8月追天津卫视的《破冰行动》），结果还在播个破电视剧《急诊室》，真是急死人。天天刷微信，朋友圈铺天盖地全是这，偶尔出现一两个不相干的内容都会觉得很怪异、突兀，不合时宜。
2020年2月18日星期二
二
我最担心家人朋友的安全。弟弟在广州一所学校工作，很早就放了寒假。他坐1月12号晚上的火车，13号上午到武昌火车站，然后到隔壁的宏基汽车站转车回仙桃。虽然经过武汉，我其实从来没有担心过他，想着毕竟还早，加上武昌离汉口又远。后来看南都对他的采访，才知道他背负了很大的精神压力。想想的确有点后怕，尽管武汉那段时间说每日无新增病例，其实那时候疫情已经非常严重了，而且很多人就是在那段时间路过武汉被传染了。
再就是妹妹，她在仙桃一家医院当护士，春节后大年初三开始上班。那时也是气氛最紧张的时候，一是担心她“院感”，再就是担心她辛苦受累。好在仙桃作了分工，发热病人一律到别的医院，他们医院只收确诊病人，极大地分流了人群。尽管如此，起初病人还是很多，人满为患，直到山西医疗队来支援，发热定点医院也越设越多，情况才稍微好一点。而且她在门诊，情况比病房又好一些。
妹夫在一个政府接待中心工作，非常时期接待任务也很繁重，从中央到省的督导组都在他们那里驻扎，更是不能掉以轻心。好在他们很早就开始严格的防护措施，戴口罩、进门量体温，非常严格。倒是他们两人春节期间回乡跟一些武汉回来的亲友聚了几天，惹得在日本读书的女儿经常在群里暴跳如雷，所幸没发生什么事。
母亲去年10月份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又做了个膝关节置换手术，11月份出院回家，本来就处于康复期，因此很少出门，倒令人不太担心。仙桃1月24号封城以后，父亲也基本不出门了，出门就是买菜、倒垃圾，当然都做好防护措施。最近管得越来越严，出去的就更少了。
随着各地人员管控加剧，又多了另一层担心，就是怕他们遭遇暴力执法。在网上看到很多这方面的视频，没戴口罩的、闲逛的，受到相当粗暴的对待，很多甚至是妇女老人，经常忍不住会“代入”，不敢想象，不忍卒睹，反复叮嘱他们不要出门。
最近看网上说很多武汉人在家呆久了吃的东西都快没有了，有的甚至难以为继，又有点担心这。昨天晚上给弟弟打了个电话，说还好，各种网购都很方便，东西都送到门口。他也给父母网购过东西，同样送到门口。想着还有妹妹妹夫，实在不行他们还可以送过来（他们有出行通行证），稍微放点心。
因为他们的女儿在日本，所以也很关注日本的情况，叮嘱她少出门、少跟人接触。又想到日本社会比较文明发达，也就不再那么紧张了。大外甥女一家远在阿根廷，倒不担心他们染疫，倒是担心他们因为中国人甚至东方人面孔受到歧视（网上已经有了这方面的传闻），专门问了她，还好没遇到。其他亲友也都各自安好，不管是在城镇还是乡村，迄今为止没听到不好的消息。
卫校的同学都在放射科，身处抗疫第一线，特别是几个武汉的同学更是如此。有一次他们在群里发了几张身着防护服的照片，虽然裹得严严实实，但眉宇间还是熟悉的模样，大家纷纷要他们多保重、祝福他们平安。一个同学所在的医院新大楼被征用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真正的挑战开始了。”好在都还没事，但辛劳是一定的。
但是一个老师遭致了不幸。2月16号同学群发布消息：“我们敬爱的殷老师因感染新冠肺炎不幸于今天上午10点30分在金银潭医院去世。”这个消息让人震惊、悲哀，毕竟是非常熟悉的人。殷老师教放射诊断学，是专业老师，关系更加亲密。他是武汉人，高大帅气、温文尔雅，对人对事从没一句重话，尤其对一个洪湖的同学关爱有加（这个同学记忆力超强，过目不忘，后来读了医学影像学的硕士和博士）。卫校同事说殷老师今年应该65岁，如此算来当年教我们的时候大约30出头，正是风华正茂的年岁，谁能想到他竟会殁于三十多年后的这一场瘟疫，令人悲伤唏嘘不已。据说殷老师的女儿在协和医院工作，但还是没有办法及时将父亲收治入院，才导致如今的不幸，可想而知武汉的形势有多严峻。那位洪湖同学从北京打来电话说13号给殷老师打了个电话但没人接，“当时就有不详的预感。”没想到一感成谶。
殷老师一路走好。
2020年2月20日星期四
三
疫情突如其来，舆情也随之而至。作为一个密切关注者，或者说，作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无数围观者之一，我也算是亲身见证了每一次舆情风暴。
最早的舆情风暴指向湖北、武汉的一众公权力机构，特别是省市政府以及红十字会。看着他们的种种表现，特别是对数据的一再口误，脑海里立即蹦出“颟顸”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就是心不在焉而且充满权力的傲慢。我在武汉学习工作近10年，对这种表现也算是有切身体会。以前工作的那个单位领导，永远是嗯嗯啊啊拿腔拿调、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唯一的一次听到他说句人话，是无意中听他在教训儿子“不要像个跟屁虫”。尽管跟我没有半点关系，但当时居然感到很亲切，过后分析，可能是因为好歹是句人话，而人话总是有温度让人感到温暖的，以致过了这么久还记得这么清楚。这次疫情，我很同意著名作家方方的一个观点：“湖北官员的表现其实是中国官员平均水平的表现，并不是他们比其他官员更差，而是他们的运气更差。”这的确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结构性问题，投身其中的人从里到外与这样的政治文化高度契合。
2月6号晚上，睡前刷微信，第一条就是一个朋友发的“好人不长命”，下面是李文亮医生的头像。吓了一跳，赶忙点开一看才发现是财新杂志之前对李文亮医生的一个专访，暗骂了一声这个朋友净乱说吓人。但下面就是铺天盖地的不幸消息了，原来李文亮医生真的已经在晚上9点多钟去世了，震惊悲愤无由言表，柳絮的一句话代表了我的心声，马上转发了：“天理何在，天理何在啊！！！口罩是这个时代的隐喻：和自由言说有关，和病毒肆虐有关。”屏着呼吸刷微信，全是关于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消息。接近凌晨一个佛山本地的企业家发来微信说还没有去世，还在抢救，赶紧双手合十祈祷奇迹发生，有朋友一连说了几个“南无阿弥陀佛”。那一夜真的是“你不醒来我们不睡”，无数人在为李文亮医生祈祷。可惜奇迹没有出现，期待中的“谣言”没有到来。后来听说李文亮医生其实真的是在晚上9点多去世了，后来的抢救只是放出来的假消息，目的是将人们的情绪从“愤怒”引导到“失望”。我承认这一招在我身上取得了成功，我的确被“引导”了，忘记了愤怒，一整天内心被深深的失望和悲伤充盈。
国家卫健委和武汉病毒所一再被置于风口浪尖，前者是“可防可控、人不传人”的公众误导，以及不救人却抢发所谓学术论文的生意伎俩；后者是有关这次新冠病毒的起源、抢注瑞德西韦、双黄连，当然还有男女情事、裙带勾连以及内部的人事纷争。整个过程犹如一出荒诞大戏，魔幻、反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无数条线索无数个伏笔，不加以深入探究根本不明所以，而且还要有相当的专业知识才行。有人以时间为纵轴，将每一个时间节点一一罗列，梳理出整个事件的发展脉络，总算厘清点头绪。
钟南山院士再次成为国民英雄，一举一动牵动全国人的心，每一句话都被奉为圭臬，网上也出现了很多段子，比如“疫情不走我不动，南山说动我才动”。广州的一个电台甚至将他说的“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作为片头语，再配上“凝心聚力、众志成城”的激昂音乐反复播放。钟院士术有专攻、造诣深湛，但我觉得最可贵的还不是这，而是他不说谎。尽管我们知道他一定还有很多事情不便告诉我们，但他告诉我们的一定是真话，一定是他真实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而不是精心编排欺骗民众的假话、鬼话。这一点最可贵，也最重要，事实上不说谎从古到今都是中国公共话语中的稀缺品质，我们周遭充满了太多谎言，尤其是制度性的谎言——有组织地说谎，强迫你相信。
同样成为英雄的还有一线医护人员，不管是湖北、武汉本地的还是外地驰援的，他们身上闪现着人性的关辉，也展现了真正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那就是“士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济世情怀。他们的事迹感天动地、催人泪下，尤其是已经有好几位医护人员殉职了，令人扼腕。最近很多地方出台了对前线医护人员的一些优惠政策，比如补贴多少钱、子女中考降多少分等等，诸如此类。我不怀疑他们的初衷，但这个时候出台这样的政策，且不论社会治理水平的小农意识，单只“袖手谈心性”，在疫情还没有完全控制甚至拐点都还没有到来的这个时间点出台这些合适吗？你们就不会等这件事结束以后再这样么？这点区区利诱如何可以跟医护人员以命相托以命相搏的大医精诚匹配？……相信医护人员对这些所谓的优惠只有一声苦笑，而我们这些芸芸大众也惟愿这些可敬可亲可爱的人齐齐整整地出征、齐齐整整地凯旋。
舆情每天都在涌现，每个身处其间的人都有自己说不完道不尽的故事，都可以写成小说，有的是短篇小说，有的是中篇、长篇。现在已经开始陆陆续续读到他们的记录了，有个武汉同学放射科的一位护士同事在染疫痊愈后写了一篇“为了忘却的记忆”，文章中写到领导坚定而心疼地叫她脱掉防护服，她马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描述令人动容；而同学被她称为“自带正能量的老胡”又让人倍感亲切……多么可爱的人！祝你们都安好，祝所有人“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叹蹉跎”。
2020年2月21日星期五
四
这次疫情触碰到了什么？会改变什么？
触碰到了人治的天花板：说瞒就瞒，瞒不了，说封就封
根据哪一条法律瞒？根据哪一条法律封？
不知道，说不出，因为没有
因为不是法治
代价巨大，比如血泪呼喊，比如绝望自戕，比如生离死别……
比如人性冷漠、丧失，只看得到“捐献遗体”，看不到临终前对妻子的深情挂念
中国是将人治发展到极致的文明
人治有两个前提
一是范围小、人数少，“小国寡民”
二是乖乖听话，“风吹草偃”
于是才能人治，“如臂使指”
这两个前提现在都在慢慢消失
人多，到处是走出了村落的人
不听话，到处是“刁民”
加上互联网的赋能
人治越来越难
这么难还要继续，于是而有现如今的惨剧
绝对是历史事件
但改变不了什么
好的人继续好，坏的人继续坏
上一次舆情热点是故宫炫富女，再上一个是北京杀医
疫情过后，一切都会照旧
就像17年前有SARS，17年后有新冠
或许唯一改变的是人心：人心继续散，队伍更难带
需要更多的瞒和骗，更多的刀和剑
中国古代的治术是愚民、弱民、卑民……
封城、封小区、封家、封网，一样
处处反智，处处反讽，处处魔幻
2020年2月25日星期二
五
我最感兴趣的是人心和人性，甚至认为任何社会科学如果达不到人心人性的层面就难言“知识的彻底性”，因此特别推崇哈耶克这样的经济学家。也一直认为人的内心世界才是最值得驻足观赏反复品味的风景，尤其是我们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无他，身为中国人，完全零距离，熟悉。
疫情发生以后，朋友圈铺天盖地，几乎每一条我都觉得有价值，都恨不得转发给人看，家人、亲戚、老乡、在武汉的卫校同学同事、朋友，以致有朋友戏称我成了个“消息树”。我的确是希望我们可以心中有数，对这个疫情有个明确的预期，以缓解焦虑和恐惧。再就是广州这边的一些跟疫情有关的政策、法律规章，希望对困守老家的老乡们有个指引，比如用工政策，比如众多老乡聚集的中大布料市场开工时间，还有广州对返穗人员特别是“重点疫区”返穗人员的诸多规定。甚至希望我的转发可以让困在家里的亲友们有个消遣。有些则是希望得到求证，比如病患的数量、一线的情形、病毒的源头、一些药物的疗效等等。
我转发的第一条朋友圈是1月19号的“武汉病毒纪事——2020年的第一场疫情”，文章是1月17号发布的，主要写华南海鲜市场里面的商户，文章最后一句话引用了一个商户的话：“贷款也要回家过年。”那时谁也想不到短短几天后武汉就封城了。有个朋友留言说“像小说，像天方夜谭”。如果让他前后对照后面几天发生的事，估计就会说“魔幻现实”了。
2月1号我转发了一篇“重磅！美国首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康复全记录”。之所以转发，是因为对这个病例的发病、症状、治疗等等记录的非常详细，觉得如果我们对每一个病例也这样记录就好了。更重要的是我第一次知道了瑞德西韦，立即“敏锐”地看到了希望（后来有人将这个药名音译为“人民的希望”），就一直持续关注这个药。（方方昨天<2月25日>的封城日记说一位教授告诉她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说 “目前可能唯一真实有效的药物就是瑞德西韦。”朋友说世卫组织的原文是Only one drug with real efficacy，remdesivir。可惜这个结论在中文翻译稿中“被漏掉”了。）没想到2月1号的这个转发引起了一个朋友（广州市直机关）的极大不满：“怎么不报道国内的？国内治愈了那么多例，就没人报道？美帝国主义还是首例就急着报道？啥玩意！”后来这个朋友发了一条“远离垃圾信息，专心抗疫”的朋友圈，我赶忙使用了微信的最新功能“仅限聊天”，以免成为他口中的垃圾信息。这也是我迄今为止唯一一次使用这个功能。
2月9号，我转发了一篇“武汉一线医护人员自述：是李文亮救了我们”，一位初中同学（湖北省直群团机关）留言：“老同学，我不反对仗义执言，但湖北尤其武汉人的情绪不能再被撩拨了。”这让我非常不安，感觉自己像个做错了事被示众的小学生，甚至现在都不太敢直视这个留言。是因为武汉已经如此悲惨而我还在一旁冷嘲热讽？（我引用了文中的一段话：“洗漱完来到单位，大家的眼神里都带着心照不宣，似乎有话要说又不说破，只用一句‘知道了吧’互相提点，对方就足以心知肚明。”后面加了一句评点：“21世纪的‘道路以目’”）仗义执言是不会的，一是不敢，二是无能，最重要的是一直警惕、抗拒任何自我圣化的救世主，因为这种道德自恋如影随形的一定是不可掩饰的强烈的权力意志，总让人倍感威慑、压抑，极不舒服，极不自在，避之不及，真的如孔子所说“近之不逊，远之则怨”。
2月10号晚上临睡前我转发了一条“【快讯】美国宣布向全球运送32万份新冠试剂盒！4小时出结果！”，一个朋友（广州某社科机构）留言：“没看到中国官方数据。”我心里笑了一下没理会，没想到他很快又来了一句：“值得这么急转发吗？”这让我有点不淡定了，前者尚属言论的价值立场范畴，后面就直接质疑言论的权利了，一气之下干脆将他删了（刚刚因为别的事加的他）。我一直以为伏尔泰那句著名的“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原本只是一个常识，但现在越来越觉得很多人完全不具备这个常识。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暗想或许可以从武汉的卫校同学那里得到一些消息，毕竟都在真正的第一线。没想到同学群很沉默，印象中只有三次交流，第一次是两位同学发了身着防护服的照片，第二次是殷老师不幸染疫离世，再一次就是一个同学所在的医院新大楼被征用。那天晚上热闹了好一会，但也都是湖北各地医院床位、放射科机器的交流，没有任何“内幕”消息。等他们说的差不多了，我“弱弱”地问了一句“瑞德西韦的疗效究竟如何？”一位武汉的同学说正在进行双盲试验、目前没有统计数据、试验结果要4月份才能出来，“现在不能告诉你。”有没有个例？结果另一位武汉的同学说“祖国医学”一定能够“扶正祛邪”、战胜疫情，搞得我又像个做错了事、考试也不及格的后进生。我其实很理解他们——套用一句广西话，很“懂”他们，所以除了这一次从来没问过他们什么。后来在网上看到武汉市疾控中心有令，医护人员不得接受媒体采访，不得对外泄露疫情，哪怕承诺匿名、保护信源，也不受访。想想前面的“训诫”以及央视铿锵有力的全国“示众”，如果是我也会吓得不敢说话的。当然也不排除有人是衷心认同。
除此以外就没有武汉的任何现场消息了，在武汉的朋友们似乎从来没有发过有关疫情的朋友圈（他们以前发的也少），所以当我第一次看到方方的封城日记时如获至宝，虽然跟她完全不在一个生活圈、没有任何交集，但好歹来自现场，具有真正的现场感，且她在我心目中极具公信力，因此每一篇都很仔细地看，事实上从那以后她的封城日记成了我每天的晨早“第一读”。
那天在网上看到一句话：“无论战争、运动还是瘟疫，所有故事其实是人性故事。”
完全同意。
2020年2月26日星期三
六
武汉封城，方方的封城日记火遍全国，朋友圈中转发的人越来越多。
方方当然是早就“久仰”的，看过她的一些小说，印象最深的是《风景》，也听说过《埋伏》、《万箭穿心》、《软埋》。但真正对她产生“感性认识”是几年前那场轰动一时的官司，很长一段时间成为朋友之间的谈资。南都曾对另一方当事人有过一个长长的专访，不禁对他很好奇，没想到身边好几位朋友居然认识他，有的还很熟，立即央求他们一定带我认识一下。机缘巧合，大约是2015年11月吧，广州刚刚开始变冷，有一天另一位意想不到的朋友电话邀我参加五羊新村的一个饭局，主角居然就是这位当事人，兴冲冲地“慕名前往”，其神其态果然一如南都所写。当时正是新浪发起的网络投票如火如荼的时候。后来跟这位当事人也产生了一点小小的交集、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故事。可惜他盛年早殁，令人叹息，我现在还记得那天从朋友圈看到消息是2017年的10月27号午睡后。
这场官司让我第一次从律师朋友那里知道了“法律事实”这个概念，知道了“法律事实”跟“客观事实”居然可以完全不相干，受到了一次难忘的法学启蒙教育。再就是感觉方方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率真，率直，的确就像有人说的，“真话不全说，说的全是真话。”从此就很留意她的文字和消息。
这次就更是如此了。第一次转发方方的文字是1月28号，内容是中新社对她的一个专访。后面1月31号、2月1号也都有转发，好像都是专访什么的，因为都被404了，所以不知道具体内容，看标题一个是谈湖北官员的表现是中国官员的缩影，再一个是“虽然我不是湖北作家协会主席了……”但都没有特别在意，以为只是媒体惯常的对一个身处重大历史事件现场的文化名人的关注。
真正开始留意她的日记是2月6号，可惜那篇日记后来也被删了，只看得到标题是“我看到的只是表面……”因此也不知道是哪天写的。我转发的时候加了个按语：“很有现场感，希望多点这种有现场感的文字。”也正是从那天起开始追看方方的日记。日记下面有两个粉丝群的二维码，乙群和丙群。考虑到乙群可能已经有很多人了，于是加入了丙群，目的是可以第一时间读到。
方方的日记很感性，观察感受细致入微，文字鲜活生动直白，最关键的是在我心目中有公信力，相信她说的都是真话——真话并不是正确的话，而是她真正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较之官方媒体和网络自媒体更有说服力——这两样不能说不是事实，但因为都不是事实的全部，都有所编排裁剪，从另一个角度看就近乎撒谎，远远比不上方方的日常来得真实。
加上她也的确敢说，比如昨天（2月27号）的日记就说：“无论如何，有些过程必须深究。比如，武汉来过三批专家，每一批来的是什么人，领导者是谁，来汉后什么人接待，领去了哪家医院，走访几个科室，开了几次会，什么人发言，询问了哪些医生，得到了什么回答，看到过什么材料，了解到什么情况，最终得出什么结论，谁拍板的这个结论。诸如此类。毕竟‘人不传人，可防可控’这八个字，将武汉人害得惨不忍睹。细查到这一步，不信拎不出说谎人。而说谎者为何说谎，受何方指令说谎，知不知道这是谎言，还是明知对方欺瞒，自己则愿意相信欺瞒，或者自己需要被欺瞒。无论官方，还是专家，逐条逐条地梳理，应该都能查明。这样的灾难，绝不可能免职或撤职就可以了结。对于武汉人民来说，所有主推手和帮凶者，一个也不会饶恕！两千多（甚至更多不在名册上的人）‘他杀’的亡灵和他们的家人，日日夜夜拼命救人的所有医护人员，900万苦熬日子的武汉人民，500万难以回家的流浪者，都会要一个说法，要一个结果。”这真的是灵魂拷问，相信说出了无数人的心声。现在“回应社会关切”已然成为政治正确，且看这次如何回应、回不回应。
她昨天的日记还说：“官场很多人，一辈子没学会什么，但做假动作从来是高手，他们会用一些你想都想不到的方式来对付你。”一句话点破中国政治文化的精髓！不管是“治人者”还是“治于人者”（现在越来越发现这更多其实只是一种心态或态度，跟是不是“治人者”没啥关系），只怕都可以从这段话中要么心领神会要么心有戚戚。
2020年2月28日星期五
七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绝对是转型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很多年以后都必将被人反复提起：研究、探究、缅怀……120是个分水岭，之前是“瞒”，之后是“封”，是“救”：抢救、补救、救援。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人治：想瞒就瞒、想封就封，当然也想救就救，人治可谓无处不在。与之相应，法治踪影全无：凭什么瞒？凭什么封？凭什么短短几天建设两山和那么多的方舱医院、调动全国那么多人力物力？法律依据是什么？预算怎么安排？通过了什么程序……什么都没有。当然很多人一定认为这是迂阔之论：迫在眉睫、间不容发、万分危急，哪有那么多闲功夫扯犊子。但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迫在眉睫间不容发万分危急是怎么来的？按这样的套路，会不会有下一次的万分危急？
人治是基于权力为了权力，法治是基于权利为了权利，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起点，导致完全不同的路向和结果。
中国完全没有权利的传统，但经过近200年的艰难转型，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洗礼，权利早已成为社会成员的行为动力和价值标准，但权利却没有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中国现如今的一切社会矛盾、冲突，几乎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原因，包括这次的疫情——说好的表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呢？人们看到的不是这些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而是相反，才导致整整几代人从没见识过的人间惨剧。
反思必须进行。现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个热词，我们进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是什么？只能是、只应是“以人为本”，这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以人的什么为本？就是以人的生命权利和生命尊严为本，这是一切的最高价值，没有什么高于甚至等于这个价值，一切都必须服从于、服务于人的生命权利和生命尊严。在这次疫情当中，显然有别的东西高于人的生命权利和生命尊严。血淋淋的现实让我们看到：当人的生命权利和生命尊严“低人一等”的时候，人的生命权利和生命尊严就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随时不保，正如有网友所说：“知情权就是生命权。”
这次疫情触碰到了人治的天花板，但不会带来任何结构性的改变，改变的或许只是人心：对一切更不信、更没有安全感，人心更散，队伍更难带。
无数的警句妙语迭出，我记得的或许只有两句：“这次疫情让我们看到，好人是真的好，坏人是真的坏。”“专业的事很操蛋，操蛋的事很专业。”
当然还有方方的日记。
2020年3月2日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