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德雄
新冠肺炎疫情现在已蔓延至全球，目前还处于上升势头。这场疫情是转型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一定会被写入历史，被后人不断提及，要么是学术研究，要么是艺术缅怀。这场疫情也让60、70、80、90、00后这整整几代人见证了从没见过的人间惨剧，对世道人心的冲击和影响不可估量。
这场疫情也深刻折射出转型中国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那就是：权利早已成为社会成员的行为动力和价值标准，但权利却没有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权利不仅没有受到体制性的保障，反而时时受到来自体制的压制和侵害，透过冷漠、生硬、僵化表现出来的“反权利”、“不权利”成为体制内的“政治正确”，浸润到体制的每一寸肌理，所有体制中人在这点上心照不宣地合谋。在这次疫情中，说好的表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等，不仅没有得到丝毫保障，反而被一再褫夺、打压，李文亮大夫就是典型的例子。
之所以如此，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历史上完全没有权利的传统，有的是绵延不绝根深蒂固的“反权利”、“不权利”。中国是将残暴皇权专制发展到极致的文明，这种文明的前提和维持就是“反权利”和“不权利”，要么在思想上消解、否定权利，要么通过暴力手段剥夺权利。皇权专制是集权的、大一统的、整体的，否则就无法做到“人心无外”、“天下无外”、至德至尊的逻辑自洽，其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挑战。而权利则恰恰相反，它的重要特性是个体、差异、自由，它与大一统、强求一律的皇权专制完全势不两立、争锋相对。
鸦片战争带来的西学东渐动摇了中国的皇权专制，使中国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权利观念传入中国，人的意识慢慢觉醒，近200年来权利成为中国社会文明的脚步、进步的标尺，筚路蓝缕，艰难曲折，血迹斑斑。
4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国人再一次走上追求权利、维护权利的艰辛道路。改革开放主张追求富裕，其思想史意义在于威权政治承认了财产权，否决了从前“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越穷越光荣”这种对财产权的否定、剥夺，回到了人类历史的正轨。财产权是权利清单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随之而来的必定是自由迁徙、结社集会、言论自由、参政议政等等各项权利，人的一切权利都可以从财产权的角度来理解，人的一切权利最终都可以归结为财产权。
正是有了近200年的追求权利之路，特别是有了40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权利，而不再是从前虚幻的“反权利”、“不权利”的道德，成为国人的行为动力和价值标准，涌现出无数的当代英豪，创造出无数的经济、社会、文化奇迹，为世人瞩目。
但与此同时权利却并没有成为社会特别是政治的组织原则，我们的政治体制依然是为权力的体制，其合法性依据依然还是皇权时代高高在上的道德标杆，只不过将具体内容从“天地君亲师”的皇权道德换成了国家、民族、人民、群众、集体这样的共产主义道德，并且还是通过这些表示整体、全体的集合概念消解作为权利基石的个体，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定于一尊”的专制权力。70多年以来程度或许大小有异，其实质则一，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因此才会有近几年如此轻而易举的逆势回潮。
正是这种体制与社会、权力思维与权利思维的严重脱节、错位，导致了中国社会层出不穷的各种冲突。随着经济活动的加剧、传统社会结构的进一步解体、公权力的公信力和控制效能进一步下降，这样的冲突只会越来越频繁、剧烈。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将中国社会这种潜藏已久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集中放大、彻底展现在世人面前，并付出了惨痛代价。这次疫情有一个分水岭、三个关键词。分水岭是120（1月20号），三个关键词是“瞒”、“封”、“救”。120之前是“瞒”，120之后是“封”、“救”：封城、封路、封小区、封家；抢救、补救、救援、救助。前面的“瞒”导致了后面的“封”和“救”。现在官方的所有宣传机器都着力在“救”上面，但对前面两样，尤其是“瞒”，则付之阙如，只有如财新等少量媒体还在孜孜不倦地深挖，但也只能点到为止。再就是自媒体的争相表述和官方忙不迭的封口删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戏码愈演愈烈。在这个波谲云诡复杂变幻的场景中，体制性的表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完全不见踪影。试想一下，如果一开始李文亮等八人不是受到训诫，或者更早一些就由官方公开透明，怎么还会有后面那么多的人间惨剧？有网友说：“知情权就是生命权！”信然！
体制与社会、权力思维与权利思维的这种脱节、错位、对立的状况如果不改变，那么我们完全可以预料，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的事件以后一定还会重演，就像十七年前有SARS、十七年后有新冠肺炎一样。随着社会生活更加复杂、人员往来更加频密，后果肯定会更严重，代价也会更大。
在中国这样一个完全缺乏内生性权利资源的国度，如何完成从权力到权利、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这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个课题。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深的嵌入、中国人越来越多地游走生活于世界各地、中国元素越来越多地参与形成全球人文生态，这个课题已然演变成一个全球性的课题，而绝不仅仅还像从前一样是中国的内部事务。这次疫情就是一个鲜明的写照：发源于中国武汉，短短一个多月就蔓延到全世界。
与那些具有内生性权利资源的社会相反，中国社会从权力到权利、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必须是自上而下地进行。首先，“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必须转变到“一切以权利建设为中心”。前者的产生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意义，对于之前虚幻的、“反权利”“不权利”的、“文革”时登峰造极的革命道德（本质是对人的全部权利的粗暴褫夺）具有矫枉之功，但其实质是思维肤浅、鼠目寸光、小农意识的钱财结果论，与现代理性大相径庭，没有看到经济活动背后的财产权，以及附著在财产权上面的其他一系列天赋权利。“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导致“GDP主义”盛行，涌现大量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其成果的取得往往以牺牲人的权利为代价，即所谓“低人权制度优势”，导致一系列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世道人心每况愈下，贪污腐败屡禁不止。经此一疫，这种“制度优势”的弊端更是暴露无遗，代价也极为惨重。是时候改弦更张了。
“一切以权利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必须要有相应的制度设计来加以保障，否则又会沦为纸上谈兵。制度必须是基于权利、为了权利，其合法性在于多数人的同意、多数人的授权，而不再是任何其他。多数人的同意、授权如何体现？只能通过选票。中国人惯于用脚投票，惯于逃难，“邦无道乘桴浮于海”，并在这个过程中培植了根深蒂固的“灾民理性”。这种状况必须扭转，我们必须要有选票，并通过选票行使自己的权利，使公众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获得人之为人的尊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匍匐在威权面前。
就像中国搞垃圾分类必须要“站桶”、手把手地督促、引导一样，这种制度的执行也必须要有人“站桶”、手把手地督促、引导。以前我们曾有过“土改工作队”，现在我们也完全可以成立“民主工作队”来教会大家通过制度行使、捍卫自己的神圣权利。
能够承担这个责任、完成这个使命的只能是执政党，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这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只有他们才有这样的力量：高度严密的组织性、庞大的政治资源和行政资源。事实上这也是他们不可回避的责任，国内民意汹汹，国际呼声日炽。惟有顺应潮流，才能真正完成“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转型，既挽救自己，也有益于中国和世界。
在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中，体制的表现可谓左支右绌、进退失据、狼狈不堪，毫无应对之力，造成无数人间惨剧。虽说后期举国动员，展现了举国体制的力量，但正如网上有人所说：“举国致之，举国治之。”我们不要这样的所谓举国优势，因为任何一次这样的举国动员，必定意味着已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甚至可以说，举国动员的力度有多大，就意味着先前付出的代价有多惨痛。你是欢呼于举国体制的巨大力量呢还是哀恸于先前代价的无比惨痛？这既是一个德性与否的灵魂拷问，也是一个理性与否的时代之问。数千亡灵飘荡在死寂的武汉上空，无数人身心俱裂肝肠寸断，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不思悔改、不洗心革面变革进取，反而去欢庆胜利甚至要武汉市民跪地谢恩，冀图重树威权、强化日益虚弱不堪的政治合法性，那就愧对亡灵，愧对举头三尺，愧对子孙后代，愧对遭此痛创的国内民众、世界人民，也愧对这个时代。
2020年3月5日星期四
2020年3月6日星期五
2020年3月10日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