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下为主”到“民主” ——读《明夷待访录》

作者：曾德雄

（《明夷待访录校释》，黄宗羲著，孙卫华校释，岳麓书社2011年5月出版）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早就想读的，没想到现在才看完。之所以想读，是因为他对“君”的抨击和揭露毫不留情：“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多年前在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上看到这句话，禁不住击节赞叹，说的太对了！

黄宗羲（别号梨洲老人）1610年9月24日生于浙江余姚，那时还是明朝，万历皇帝当政，父亲是著名的东林党人黄尊素。1644年黄宗羲三十四岁的时候明朝灭亡，他成了明遗民，参与组织过反清复明运动。1695年8月12日去世，那时已经是康熙三十四年了，不折不扣跨越了两个朝代。反清复明无望以后他潜心学术四十多年，也就是说入清以后他基本上都在做学问。成就巨大，一生著述多至50余种，300多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明文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他的学行主要在宁波，所以宁波建有“黄梨洲纪念馆”，据说宁波招考网约车司机甚至还有一道“黄宗羲属于哪个朝代”的考题，引发网上一片议论。其实这道题即便是大学教授恐怕也难以说得明白，但江浙文风之盛倒可见一斑。

《明夷待访录》完成于1663年冬天，那时是康熙二年。“明夷”是周易六十四卦的一个卦象，指太阳被遮蔽、光明被埋没隐藏。“明夷待访”语出“箕子明夷”的典故。箕子是纣的叔父，殷人，在今河南安阳，与微子、比干并称“殷末三仁”。“箕子明夷”指的是箕子遭遇无道昏君纣王，无法逃避，只好把自己的一切聪明才智隐藏起来，佯狂以自晦其明，这样才免去了杀身之祸。殷纣覆灭后，武王访箕子，箕子才再度显现其才智，授武王以《洪范·九畴》，这就像晚上太阳被地球遮掩，把光明藏起来，等到白天再显光明一样，故曰“箕子明夷”。黄宗羲取书名“明夷待访”，显然是以箕子自况，希望等到自己的圣君“武王”。等到没有呢？这本书成书之后两百多年湮没无闻，一直到清末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借此书维新变法才渐为世人所知，而孙中山先生更是“秘散此书”鼓吹革命，才使这本书广为人知。

说《明夷待访录》达到了中国古人批判揭露君主专制的最高水平应该是不为过的，主要体现在篇首的《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等篇章中，一些说法现在读起来依然振聋发聩：“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后世骄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后之所谓人主，……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谓法乎？”“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kuāng qiè，用竹枝等编制的狭长形箱子）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qiān wǎn，牵扯）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这样的深刻揭露比比皆是。

之所以如此，黄宗羲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君为主，天下为客”，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一切为了维护君权独尊，一切人和事，都是维护君权独尊的手段和工具：“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zuò，帝位）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

黄宗羲于是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张：“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思。正是因为“天下为主”，天下是所有人共同面对的同一个目的，在这个共同的目的面前，君和臣其实是平等的：“截然无等级也。”“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对我声色俱厉、威逼强迫），未之敢从也。”“君有无形无声之嗜欲，吾从而视之听之，此宦官宫妾之心也。”“君为己死而为己亡，吾从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昵者之事也。”这种摒弃家奴人臣的思想主张和人格追求，即便放在今天也殊为难得。

因为天下是包括君王在内的所有人共同的目的，黄宗羲甚至提出了“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的主张，很显然黄宗羲心目中的学校已经相当接近于现代的议会了。他还对学校的具体制度提出了一些设想，总体而言就是“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养士”之外还要“议政”：“政有缺失，祭酒（学校的主官）直言无讳。”

后面的篇章则是一些制度设计，涉及取士、建都、方镇、田制、兵制、财计、胥吏（xū lì，旧时官府中办理文书的小官吏）、奄（yān，阉）宦，其间也不乏思想闪光，比如谈到取士，他说：“答者亦必摭（zhí，拾取，摘取）事实而辨是非。若事实不详，或牵连他事而于本事反略者，皆不中格。”这就是“事实判断先于价值判断”，这样的现代理性即便在当今中国也殊为稀缺。谈到财计，他说：“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税额之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无几矣。”这就是今人秦晖概括出来的著名的“黄宗羲定律”——历史上每次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积累莫返”。“明初亦尝禁金银交易，而许以金银易钞于官，则是罔（欺骗）民而收其利也，其谁信之！”“其谁信之”越来越成为时代强音。“今之吏胥，……当可以为利之处，则亦何所不至，创为文网以济其私。”“凡今所设施（制定的意思）之科条（法令、制度），皆出于吏，是以天下有吏之法，无朝廷之法。”这不就是一直以来广受诟病的“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么？

指出了病症，黄宗羲也开出了药方，那就是“天下为主，君为客”，就像他反复念叨的“上古三代”那样：“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仔细掂量）而不欲入者（不想当君王），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当了君王又辞去），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意思是以前的人做君王是为天下百姓服务，很辛苦，以致有人根本不愿意做（许由、务光），有人做了也要辞去（尧、舜），有人不得不做（禹）。后世刚好相反，“君为主，天下为客”：“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如果真能像君王所期望的那样“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也就罢了，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任何朝代都免不了灭亡一途，后果往往很悲惨：“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而毅宗（崇祯皇帝）之语公主，亦曰‘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 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沮丧）乎?”之所以这样，黄宗羲认为都是因为君王没有明确做君王的职责（职分）：“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辞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如果明白了君王的职责是为天下百姓服务，那么每个人都不会想要做君王（“人人可让”）；正因为没有明白君王的这个“职分”，以为做君王是为了贪图享受荣华富贵，那么就“市井之间人人可欲”了，最后不免身死名灭的悲剧，就像崇祯皇帝那样。

如何使君王“明乎为君之职分”、做到“天下为主君为客”呢？黄宗羲遵循的还是儒家一贯的套路，那就是劝喻人君“向善”，一是事实，包括“上古三代”的至治盛景（其实都来自于儒生的臆造）、“后之人君”的悲惨结局。二是道理，就是“天下为主君为客”。有学者说黄宗羲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从民本到民主的第一人”，其实“天下为主”并不就是“民主”，而是希望君王不要“以权谋权”，真正将天下而不是自己的权力作为施政的目的，其前提还是不脱君王天下的传统政治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之内要想君王做到“天下为主君为客”无异于与虎谋皮。

但黄宗羲的理性水平还是令人惊叹，比如他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这已经非常接近个体的有限性、公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公民的权利让渡这样的现代理性，“摭事实而辨是非”更是“实事求是”的另一种表述。尽管已经无限接近了，但他依然没有开出“民主”的药方，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实在是没有任何“民主”的思想资源和传统，以黄宗羲这样的超前理性也断难在当时的“天下格局”中想到天下居然可以、应该、必须由民来作主，“民主”药方只有待他去世二百五十年以后在延安的窑洞中才开出。

有趣的是这本书后面附有一篇《<明夷待访录>纠谬》，一一驳斥了黄宗羲的观点，说黄宗羲“立言宗旨主于废弃纲纪，不专指斥圣朝（清朝）”，“宗羲乃谓君与臣名异而实同，是即后世逞逆谋者谓天下以民为主，人君与臣皆国民之代表之悖论也”，“后世创言欲废君臣之等级而贵于平权，皆宗羲此言阶之厉也”，“后世尊社会而废纲纪者流，公然开会演说，目君为代表，侪君于雇工，拟父以同胞，非圣无法，实宗羲此言有以倡之也。”这篇文章写于宣统元年（1909年），当时革命风起云涌，西方民主思潮涌入，被革命党人大量传播，作者一股脑地将责任都推到了黄宗羲的这本书。准确地说，黄宗羲并没有提出民主主张，却松动了皇权政治的根基土壤，为民主思潮的播种、生根发芽准备了一点前提条件。

(作者简介：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文所所长，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