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德雄
这篇文章想写很久了，不知为何一直拖到现在。
新冠疫情发生以后，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网络舆情风暴，其中一波是针对武汉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蔡莉，持续很久，火力也很猛。她最有名的“事迹”是对艾芬医生劈头盖脸的“排比句”训斥，再就是疫情快控制住了她才到病房巡视摆胜利pose拍照、在上级勒令她必须常驻医院后让人给她装浴霸，“洗澡怕冷。”其他一些事比如将最初的感染人数“慎重上报”演变为“最好不报”、批评江学庆医生戴口罩、拒绝接受红会以外的捐赠导致医护人员防护服严重短缺等等，没有直接证据是她，但因为她是医院一把手，所以也都归结到她的头上。如果深入了解，类似不合常理不近人情的反智荒唐“事迹”肯定罄竹难书。
蔡书记的这些做派我非常熟悉——事实上每一个体制内的人都很熟悉：常常将国家、民族、人民、群众、集体等等这些“大词”挂在嘴边，但每言每行甚至她的存在本身都让人周身不舒服，让人恐惧、害怕，生怕什么时候会遭到来自她的这些道德大棒，因此在她面前小心翼翼、大气不敢出，有时候哪怕一个眼神、一个语气不到位都怕得不得了，要寻思掂量半天前因后果，像极了《一个文官之死》中那个可怜的切尔维亚科夫。
以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经验，我完全不相信她对那些“大词”有哪怕丝毫的信仰，她的一切言行都来自于并且为了满足她的人性。那么问题就来了：是什么样的人性？为什么这样的人性可以披上这些“大词”的外衣？
一、蔡书记的隐秘人性：自卑、善妒
这样的人跟他第一次接触就会感受到强烈的善妒：嫉妒之心通过语气甚至眼神掩饰不住地扑面而来，使你在他面前不自觉地要自矮身段，连说话的底气和声音都弱了几份，情不自禁地去扮傻、装蠢，表现得像个白痴，什么都不懂，最好像古代宫廷中专门负责装疯卖傻搞笑的优伶，如此才能维持一种相对平衡的关系。哪怕你多说几句、声音稍大一点都是对他的大不敬，从而破坏关系的平衡。
嫉妒源于自卑。按说蔡书记这样的人身份地位更高、收入也不会低，看上去事业更成功、人生更亮丽，为何还会自卑呢？根据我的经验，其实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天生自卑——也许只有皇帝除外。这种自卑型人格正是皇权专制精心塑造、压制出来的，是维持一种平衡且安全的关系所必须的。我以前一直以为只有来自社会底层的人才会自卑，后来发现不是，是所有人，因为相对于唯我独尊天下一人的皇帝，所有人其实都是匍匐在底层的。当然蔡书记的自卑还有另外的因素，作为一个职业官僚，她的学历十有八九不如江学庆主任李文亮医生等人那么显赫，专业技能更是天上地下。这加重了她的自卑感，在内心里总觉得江学庆李文亮这些专业人士瞧不起她，因而变得更加敏感甚至神经质。
克服自卑唯一的途径是靠内心强大的精神力量，惟有如此才能建构稳定坚强的自我认同，所谓“有恃于内，无待于外”。但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坚毅人格、德性修为、理性学识、专业技能等等缺一不可，对于蔡书记这样的人来说真比登天还难。于是他们着力于寻求权力一途，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传统根深蒂固的社会，权力一直被认为是克服自卑最有效的途径。
蔡书记们正是这么做的，也取得了成功。事实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手握权力的人不经意间总会流露出潜藏于内心深处的自卑，虽然无法判定所有追逐权力的人都是因为自卑，但很多人为了克服内心的自卑而去追逐权力是一定的。麻烦的是自卑并没有被克服掉，因为从心理学上讲，自卑是任何外在的东西都克服不了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让自卑成为心智的主宰，否则就会演化为嫉妒。
嫉妒是因为自卑，自卑来源于比较。我们中国人缺乏彼岸的神祗信仰和此岸的权利主体观念，无法建构稳定的自我认同，自我认同基本上来自于跟他人的比较，通过跟他人对比获得的优越感来战胜自卑。比如蔡书记，如果有人屈从于自己，在自己面前表现得更卑微，这时候就可以不再自卑，反而表现得非常自大，有时候甚至很跋扈——其实这也是一种自卑，是自卑的另一种表现，很多官员就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一个人在自己面前从不屈从，那么自己的优越感就无从体现，内心深处的自卑感就克服不了，这时候就会妒恨这个不屈从的人，从而要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他进行羞辱、打压，蔡书记对江学庆医生、艾芬医生的态度就是典型。为什么这些人不愿意屈从呢？因为他们始终坚守着人之为人的底线，某些时候某些事上也许会有妥协，但人格尊严的底线是绝不会放弃的。这样的人在蔡书记那里绝对就是眼中钉，横看竖看不顺眼，“一看就知道不是自己人”，必欲除之而后快，不能除之则利用手中的权力羞之辱之、打之压之。
二、体制之恶：消解、打压权利
蔡书记对江学庆医生等人的羞辱当然不会像街头恶棍霸凌弱小那样进行，而是借助于体制的力量，在一整套宏大叙事的“大词”的名义下进行。为什么她可以借助体制的力量呢？因为我们这个体制有一个最大最根本的恶，那就是以消解、打压人的权利为职志——消灭权利既是这个体制存在的前提，也是它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甚至是它存在的过程本身。这种体制是一种“大一统”的专制体制，追求“天下无外、人心无外”的绝对统一和同一。而权利的本质特征是个体性、差异化，与追求一律的这种专制体制天然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因此被其视为洪水猛兽，必欲除之——在思想上消解权利、在行动上打压、彻底消灭权利成为这种体制的“政治正确”，其所采取的途径和方式无一不是用国家、民族、人民、群众、集体等等这些集合概念去消解、打压作为权利基石的个人。深谙其道的人无不是宁左勿右，以凶神恶煞的党棍面目出现。
蔡书记就是这样的人，她借助于这种体制之恶对江学庆、李文亮、艾芬这样的专业人士尽情打压、羞辱，她这么做的时候一定是搬出一些“大词”，这些“大词”一定是一些集合概念，除了前面说的那些，还有诸如组织、大局、单位等等。因为背后有体制力量支撑，她一定是振振有词、滔滔不绝、盛气凌人。当然我们现在也知道了，她对这些“大词”毫不信仰，也丝毫不感兴趣，促使她这么做的唯一动机和动力就来自于她内心深处的隐秘人性：自卑、嫉妒。
人性之恶与体制之恶就是这样几乎天衣无缝地衔接起来的。1949年以后的一切恶行，比如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四清、反右、文革，落实到具体的人和事件上面，很多都是这样的机理，都是人性之恶的动机和动力，借助体制之恶的力量来加以满足、实现。面对这样的局面和环境，最功利最现实的选择是放弃人格尊严匍匐在地，最低限度可以保证安全，否则的话就面临人性灾难，极端的时候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远的比如无数右派和所谓反革命的悲惨遭遇，近的比如这次疫情中不幸离世的李文亮、江学庆、梅仲明等人，他们不是死于病毒，而是死于体制之恶与人性之恶的合谋，“以势驭道”在他们身上是活生生的现实，只是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三、官僚主义：体制之恶与人性之恶的结合
官僚主义其实是个很抽象的词，它背后是体制之恶与人性之恶的结合。江学庆、李文亮、艾芬等人的遭遇与其说是官僚主义，毋宁说是人性，是隐藏于人的内心深处的人性之恶借助于体制之恶的力量施加在他们头上的。我们之所以能够感同身受，是因为这样的戏码在中国这样的体制内日日无之。
现在老在提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这两者其实是一对孪生兄弟，后者是前者的表现形式），我觉得这跟号召人们说真话一样，是中国的又一个大笑话。怎么可能反得了呢？套用黑格尔的一句话，人怎么可能走得出自己的皮肤？只要这样的体制还在，就会催生蔡书记这样的人性，就会善妒、专权、跋扈、独尊，并且一切都会是在体制赋予的名义下冠冕堂皇地进行。
一切外在表现的背后都是人性，一切遭遇、冲突都是人性的遭遇、冲突，所有那些动听的“大词”都是披在人性之恶上的外衣，是随时挥舞的道德大棒。手握这条道德大棒的人，比如蔡书记，既充当着道德法庭的裁判官，又充当着道德法庭的执法者。在这样的淫威下面，个人的生命权利和生命尊严如同风中之烛，扑闪欲灭，随时不保。
代价是惨痛的，活着的每一个人也都是凄怆的——除非你彻底屈服，或者同流合污。我们必须反思：是一种什么样的体制催生、放任、纵容了这样的人性之恶？这种局面还要延续下去吗？
2020年4月15日星期三
2020年4月16日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