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俞梅蓀
回想1994年，我在那遙遠的地方服役，生活艱苦，伙食沒有肉，只有在8月22日鄧小平90華誕那天，吃上一點肉。當時，大家很高興，衷心祝願他老人家健康長壽。相當於1970年代，毛主席生日那天，全民歡慶，自發改善伙食。
1997年1月30日春節前夕，我終於回到家中。隨即北京音樂廳錢總經理邀我全家在2月6日除夕之夜，觀看《唐宋詩朗誦新年音樂會》。我離家三年剛回，身體虛弱，沒有雅興，謝絕啦。熱情的錢總經理執意邀請，盛情難卻，我攜母親和弟弟等一家老小前往六部口音樂廳觀看。音樂廳的廣場擠滿了人，已爆滿，一票難求。
我們進入演出大廳，沒想到，座位在第十排第一號居中的5個貴賓席。我意外發現第九排第一號居中的十餘個座位是鄧林、鄧樸方、鄧楠、鄧榕及其子女們。我從事經濟立法工作，曾分別與鄧樸方探討《殘疾人保護法》，與鄧楠探討科技立法且很談得來。我不願打攪他們，低下頭，以免被為人熱情的鄧大姐發現。看到他們一大家族的兩代人有說有笑，想必鄧小平的身體尚可，令我欣慰。
不料，13天後的2月19日，鄧小平去世了，我悲痛萬分。
1978年，鄧小平複出，在12月17日中央工作會議上作《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他指出：“法律很不完備，很多法律還沒有，往往把領導人的話當做‘法’，不贊成領導人的話就叫違‘法’，領導人的話改變了，‘法’就跟著改變。應集中力量制定各種法律，如工廠法、森林法、草原法、環保法、勞動法、外國投資法等……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國家和企業、企業和企業、企業和個人的關係，要用法律形式確定。”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各種經濟活動都要有法可依，要加強經濟立法。
在1984至1994年，我在國務院經濟法規研究中心從事立法工作。1985年7月，我受命執筆起草《“七五”立法規劃（草案）》，要在“七五”期間制定一系列經濟法律法規上百件。我報送鄧小平、陳雲、胡喬木、胡耀邦等十多位領導。鄧小平囑秘書打來電話，表示熱情支持，令我十分感動。
1985年8月，中國經濟法研究會成立暨《經濟法制》雜誌創刊，鄧小平題寫刊名。我曾任雜誌社編輯部主任，肩負著他的殷切希望，努力辦刊，取得成效。
20世紀80年代，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科技部前身）政策局局長張登義、副局長鄧楠和段瑞春前來彙報科技體制改革和立法問題，我隨領導聽取彙報，多次前往國家科委參加科技立法研討會，給予支持。
我國的經濟法治建設，在鄧小平積極推動下，蓬勃發展，我有幸參與這一從無到有的歷史進程。在鄧小平誕辰121周年之際，重溫他的改變中國國運的講話，深感自己做得很不夠，羞愧難言。
作者簡介
俞梅蓀，1953年出生於北京，1984年北京大學法律系經濟法學專業畢業，在國務院經濟法規研究中心（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前身）從事立法工作十年，曾任綜合秘書組組長，後六年為國務院辦公廳秘書，擔任顧明（國務院副秘書長、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兼法律委員會副主任）的秘書。曾執筆起草《“七五”立法規劃》，參與制定中外合資企業法、經濟合同法、勞動合同法、公司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知識產權法、企業破產法、國家安全法、保守國家秘密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參與為中央領導起草關於經濟法治建設的講稿、文稿及檔；1988至1993年，每年回北京大學法律系講授《我國經濟立法的現狀與未來》，被聘為兼職副教授；兼任中國經濟法研究會研究部主任、《經濟法制》雜誌編輯部主任、國家經濟法治系統工程研究課題組組長，發表的各種論文多次獲獎。2006年，被中國政法大學聘為兼職研究員。
2013年起撰寫回憶文章，回憶親歷鄧小平、胡耀邦、彭真、萬裏、習仲勳、喬石、張友漁、顧明、杜潤生、安志文、高尚全、吳敬璉等致力經濟法治建設的往事。
承蒙《中華時報》在鄧小平誕辰121周年之際，精心編輯本文，重溫他開創我國經濟法治建設的貢獻，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本文沒有原創保護，歡迎轉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