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杭州1月14日電 題：亞洲繁榮如何走向下一個50年？
——專訪浙江（浙江大學）國際發展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貢森
作者 奚金燕 藍伊旎
亞洲發展前景既充滿活力，又兼具多樣性。亞洲地區擁有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過去50年中實現了經濟顯著增長和變革，同時也面臨新挑戰。
數字技術崛起、地緣政治變局，以及氣候變化、人口老齡化等挑戰，正在重塑全球發展格局。作為新興經濟體，亞洲如何走向下一個50年？近日，浙江（浙江大學）國際發展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貢森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回顧過去50年亞洲發展脈絡，分析變革世界中亞洲的挑戰和未來發展。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看待過去50年亞洲的發展脈絡？
貢森：現代化和工業化首先在歐洲發生，之後拓展到亞洲。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迅速發展，但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亞洲整體上還比較落後。自20世紀60年代末“亞洲四小龍”出現後，世界經濟中心逐漸轉向亞洲。按購買力平價計算，2022年亞洲國家國內生產總值（GDP）規模已佔全球的43%。
經濟的快速增長，也使亞洲主要發展指標顯著改善。亞洲發展中國家的極端貧困率，從1980年的近70%下降至2018年的7%以下。同時，亞洲國家在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方面的指標也有大幅改善。
可以說，50年來，亞洲已成為全球的製造、貿易和投資新引擎，地區出口多元化，創新能力不斷增強，城市蓬勃發展，擁有熟練的勞動力、不斷增長的中產階級和消費能力。同時，亞洲的發展也促進了全球和區域治理結構的轉變。
中新社記者：50年來，亞洲地區實現顯著增長和變革的主要因素是什麼？
貢森：亞洲被認為是高度異質化的國家所形成的發展共同體，其發展具有多樣性。從不同時期的出版物中，可以觀察到亞洲發展的多維變化和挑戰。
1968年，瑞典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的《亞洲的戲劇》一書，將亞洲視為發展非常緩慢的經濟停滯之地。1993年，世界銀行報告《東亞奇跡》，認為亞洲快速和持續的經濟增長，得益於市場友好政策和實用主義政策。2020年，亞洲開發銀行發表《亞洲的繁榮之旅》，認為亞洲經濟成功源於很多因素，包括地區的和平穩定、有利的人口條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人口紅利）、良好的外部經濟環境（當時發達國家奉行自由貿易和投資政策）。
具體來看，亞洲快速增長的第一個關鍵政策驅動因素是依靠市場和私營部門，將市場作為增長引擎，並通過積極的國家干預解決市場失靈問題；第二個政策驅動因素是促進產業結構轉型，資源從傳統的農業轉向現代工業和服務業，通過投資學校和教育改革提昇人力資本，同時加快技術進步。
此外，快速增長的亞洲經濟體都採用了開放的貿易和投資政策，最初是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產品的出口，後又出口汽車、電子設備等高附加值產品。經濟特區的設立，使亞洲成為最具吸引力的外國直接投資目的地之一，許多經濟體得以參與區域生產網絡和全球價值鏈。
50年來，亞洲已發展為岡納·繆爾達爾無法想象的繁榮區域。事實上，學界也總結了一些亞洲的成功經驗，如日本經濟學家提出的“雁形模式”。當然，也有一些有爭議的政策，如許多亞洲經濟體採用針對性的產業政策促進發展，使用不當可能會導致權力尋租、不公平競爭和效率低下；而印度、菲律賓等國依靠服務業推動經濟快速增長的經驗，也讓許多人提出“工業化是否為必由之路”的疑問。
當前，依然沒有特別多的理論來總結亞洲發展經驗，主要原因是亞洲發展研究仍受西方發展模式和理論影響。但西方理論並不能充分解釋亞洲經濟社會發展。為了亞洲自身行穩致遠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從中學習借鑒，亞洲需建立基於自身實踐的經濟理論、政治理論和社會理論。
中新社記者：當前亞洲地區發展面臨哪些機遇和挑戰？應如何應對？
貢森：世界正處於發展戰略的轉折點。過去行之有效的戰略，可能在未來數十年內不再奏效。特別是推動“東亞奇跡”的以製造業和出口為基礎的增長戰略，已不再適用於低收入國家。
亞洲開發銀行2020年的模擬結果顯示，未來50年亞洲主要經濟體的增速將明顯下降，但經濟總量將維持顯著擴張的勢頭，主要由中國和印度驅動。
而亞洲經濟增長將從過去的人口紅利轉化為人才紅利。不斷深化的區域內貿易和投資聯繫，將為區域經濟持續增長創造機會。
因此，亞洲未來50年的發展增長，取決於技術進步和有效政策。亞洲經濟有潛力繼續快速上昇，進而重塑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版圖。
新技術、氣候挑戰以及全球化的重構，都要求發展中國家採取新的發展方式和路徑。因此，各國政府需要提高自身治理能力，直面挑戰。
我認為，發展中國家可在兩個領域發力，分別是綠色轉型和更高質量的服務業就業。綠色轉型，首先是能源系統轉型，即從化石燃料轉向可再生能源；其次是農業現代化轉型，通過提高農業生產率進而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最後是降低發展中國家在氣候變化中的脆弱性，建立抵禦海平面上昇、沙漠化和極端天氣的防禦系統，增強基礎設施和城市的抗災能力，加大對災害風險管理的投資。
此外，服務業將是亞洲發展中國家主要的勞動力吸納部門。為此，政府應鼓勵大公司在非可交易服務部門創造低技能工作崗位，同時為小型企業創造提高生產力的投資機會，並投資於補充而非取代低技能工人的服務部門技術。通過發展服務業，創造更好、更高效的就業機會。
從更廣視野來看，21世紀可能演變為一個多極平衡的時代，也可能面臨不穩定性和風險。國際社會應避免保護主義和地緣經濟分割，致力於全球合作。亞洲需要建立更具活力和有效的區域合作機制。當前全球經濟充滿不確定性，亞洲各國在確保供應鏈穩定的同時，應增強區域增長動力，提昇風險防範化解能力，思考如何實現亞洲內部的大循環，尋找亞洲經濟騰飛的“新腹地”，促進未來全亞洲的可持續發展。
如何幫助那些最不發達的亞洲國家實現脫貧致富，融入亞洲現代化的大格局中，需要亞洲解決方案。亞洲已有很多區域性、次區域的合作平台和機制，應注重總結實踐經驗，在加強區域合作時重視包容性和開放性。
為推動中國與東盟、中亞國家的數字經濟交流合作，浙江（浙江大學）國際發展與治理研究中心創立並舉辦了首屆亞洲發展論壇。未來，此類平台應發揮更多作用，通過不同領域、不同界別對話，產出更多研究成果和知識產品，為亞洲和平與繁榮共同努力。
中新社記者：變局之中，中國的發展帶來哪些啟示？
貢森：中國採取了一些促進數字經濟轉型的產業政策，包括在每個細分領域設置政策試點，由鏈長單位牽頭設計技術方案，政府提供資金補助等，對技術應用場景迅速增加、設施設備快速昇級影響很大。
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是中國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比如，完善的交通設施建設就為外賣快遞行業的高速發展提供保障。
政府和市場緊密合作很重要，中國工業化進程充分體現了這條基本原則，數字化轉型也在證明其有效性。
此外，數字經濟非常耗電，中國“東數西算”工程有效利用西部地區氣溫較低、綠色能源較多的優勢，將東部地區密集的算力需求有序引導到西部地區，既解決了數字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又緩解了東部地區的能源緊張問題，促進綠色低碳發展。中國在這方面的經驗，對亞洲地域廣闊的國家有一定借鑒意義。
在發展的內生動力方面，中國則採用分步驟解決減貧問題的方式。中國實踐形成的減貧經驗，或將為亞洲貧困治理和減貧合作帶來重要啟示。（完）
來源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