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时报（理论连载）
作者：吕国英
典者，经典也，就是传世之作、千古名篇。从文化原点解读“典”之意涵，“典”者不仅呈现正大气象，而且极富庄严、隆重仪式之美感。观此字，上为“册”，表示先贤之著；下为“奉（表示‘双手恭捧’的象形文字）”，表示恭敬捧持。故此，典者，不仅为尊者所捧古贤之著，也为官者评判后（事）作之据。也由此，古人注“典”，多有典章、典籍、典历、典御、典则等“典”言，今人用“典”，常有典型、典范、典故、典雅、古典、经典等“典”语。
无疑，“典”作为范本与至高，不仅难以逾越，尤其不可侵犯。
柏拉图言：艺术是“摹本的摹本”，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创作靠模仿能力，而模仿能力是人从孩提时就有的天性和本能。”检视艺术起源论，“模仿说”位居“六种途径（模仿说、游戏说、表现说、巫术说、劳动说、多元决定论）”之首，可见“模仿”之地位与重要。那么，模仿之对象呢？自然万物、宇宙万象也！依“气墨灵象”艺术论，经典是一种特殊存在，既为“物”，也为“象”。如此，经典不仅成为艺术模仿的对象，而且是尤其重要、非常特殊的对象，以至难以或缺、惟此重要的对象，过去如此，当下这般，未来抑或仍难改变。是经典的魅力，也为继承之需，更是来者的“膜拜”。
追典，根本在于知典，知典更要和典，就是心和经典、灵缠经典。人类文化文艺史上，产生了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经典。而在如此众多的经典中，选知典、和好典、缠对典，是艺术学养、审美能力问题，更是选择未来走向之“生死存亡”问题
观文艺乱象，谈种种流弊，因追“典”而产生或引发的诸多问题，是为重“患”，也属重“染”，且不断恶性传递、交叉感染，损害艺术生态、污染创作环境。这类追“典”要么误把“下作”视经典，以为历代（经典作家）遗存皆为经典；要么权将新作当古典，以为当下“有名”其作即“典”；要么错把“非典”当真典，完全以自我好恶为尺度、定典“格”；要么好将“小鬼”当“真佛”，以为“官衔”决定“标准”，“标准”就是“经典”，如此等等。事实上，历代文艺遗存（包括经典作家遗世之作）中，有不少是随意之作或为“下作”，甚至就是糟粕、垃圾，根本没有效法意义。君不见，当下唯所谓名家是瞻者多矣，趋之若鹜于名目繁多的“工作室”“研究班”是为佐证，而拜倒在各类文艺“官阶”之下，竟将“位”作当“范本”、视“高标”，是为典型的不知典，也属追典之大祸害。这类恶劣现象，在美术领域尤其多见，文学类创作中亦非少见，问题之症结是不知典、不懂典。
缘何知典还须和典，就在于任何一种经典中，均体现或蕴含着不同的艺术元素、情感信息与审美境界，往往与作家艺术家的人文学养、人生经历、性格特征以及艺术理念等密切相联系。故此，一定意义上，和典尤其重要。中西艺术史上，大凡成就傲世的作家艺术家，均有追典的经历，张大千的成功尤具典型意义。张大千是模仿高手，八大、唐寅、石涛之作，张氏多有仿作，均能以假乱真，且常常自揭真相，足见其追典功夫。为画敦煌佛造像，其与家人等先后两次来到人迹罕至、大漠深处之莫高窟，在夏日漫天黄沙、冬天滴水成冰，且缺食少穿的环境里，近三年时间几近天天面壁敦煌、临摹壁画，完成所有精美壁画的临摹，其中不少画作达到了“原样原色，完全逼真”的效果。书法史上，追典奇人或非怀素莫属。怀素学书，苦追唐楷经典欧阳洵，写穿木盘，又种万株蕉叶，为纸而书，终将欧体乱真，为人赞叹。
然而，追典毕竟只在典内，离典方入创作。假如没有张大千后来的“泼墨泼彩”，也没有怀素后来的狂草书法，那么前者仅仅是敦煌壁画的临摹之劳，或仅将壁画移至宣纸而已；后者也仅仅是欧阳洵的重复文本，或为欧楷的翻版。依艺术本质论观，这种追典只是摹典，并无艺术本真价值。
于追典之中离典者，为许多艺术大家所崇尚，也是必然路径。只是，没有追典之过程，谈不上离典之结果；离典不仅是脱离典之形态，也是拒绝典之束缚，更是创造新典之状貌。
自然，追典难，离典更难。追典是学研，离典是结果。追典让离典寻径问道，离典让追典富于意义。而在“离典”的远方，审视追典的境界，或许追典更自觉、更致力，离典才更从容、更悠然。
作者简介：
吕国英，文艺理论、艺术批评家、作家、文化学者，解放军报社原文化部主任、“长征副刊”主编、高级编辑，创立“‘气墨灵象’艺术论”，构建文艺理论新体系；论述“关于‘艺术哲学与审美的九个问题’”，眺瞻艺术创作高远境界之美；建构“书象”说，探寻书写纯粹抽象与灵象远方；撰写“中国牛文化千字文”，塑形立象“牛文化”。著述出版专著多部、文论多篇，逾数百万字，其中《“气墨灵象”艺术论》主要立论由多家媒体连载，《大艺立三极》《未来艺术之路》中英文双语出版，《CHINA奇人》《神雕》《陶艺狂人》等多次再版，多篇（部）作品获国家、军队重要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