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国英
变者，更也；恒者，常也。
古贤造字，“变”之原字为“變”。观其形，上为“”，从言从丝，中置“构架（言）”，两侧为“丝”，表示缠缚一起，难解难分。作为“恋”的本字，表达信誓旦旦、不可分离；下为“攴”，从卜从又，“卜”为权杖，“又”是抓握，两者合一，表示手持权杖击打。如此，“变”之本义，既有背信毁约之表，又有中断既往之示，还有失之不再之解。由此，古文献中常有“变，易也”“变，化也”之论，并一直延续至今。也如此，常有变化、变幻、变法、变革、变异、变量、变迁、变更等“变”语。
“恒”之前世今生呢？依字源学，“恒”之本字为“亘”，解其义，上下各“一”，分别表示“天”“地”两极，中间“日”者为“月”，代表天体星辰。如此，“亘”本之义，是为天地宇宙，日月星辰，千古如斯，永续运行。金文造“恒”，是在“亘”前加“心”，表达心志之永久稳定。如此，“恒”者，不变之心志、不改之心性也。古文献中多见“恒，常也”“恒者，久也”，又“恒，德之固也”之论，多为引此意涵，又延续至今，便有永恒、守恒、恒久、恒心、恒定、恒量等“恒”言。
由此，“变”是“身”行，而“恒”为“心”守。
艺术创作是特殊劳动，更是个性劳动，具有独立性、自我性、隐含性等特征，既通过“身”行呈现，又依托“心”守定型；既是身（手）心分工之责，也为身（手）心合一之功。作为艺术过程、状貌现象及其时空形态，“变”与“恒”既是一种存在，也是一种关系；既分别呈现，又相互关涉；既呈“推挽”构成，又为特殊因果。
显然，“变”与“恒”是艺术常态，也是艺术变态，几近为作家艺术家时刻所面对。问题是，就两者关系，到底如何准确逻辑？又怎样把握“临界”？以应时而变、适时顺变？是艺术实践的课题，更是艺术创作的难题。
检视文艺史，艺术的惟一性、不可重复性，视“变”始终至高无上；创作的渐次性、累积性，观“恒”一直不可或缺。换言之，“变”是“恒”的结果，往往自然而然；“恒”是“变”的积累，往往水到渠成。也就是说，艺术的“变”与“恒”，往往演绎质变与量变的关系，量变为渐进、累积过程，而质变为飞跃、突变状貌，并且，质变又引发新的量变，新的量变累积到一定程度，还会引起新的质变，如此反复交替，不断循环，达到至高之“变”，呈现极致之“貌”。
文艺史上，凡文化巨擘、艺术大家，均在“恒”的厚积中实现“变”的涅槃。国画大师齐白石的成功，堪称典型范例。作为尤擅写意花鸟的大家，其毕生只写世俗所见之物、内心熟悉之象，且从不逾雷池半步，至“衰年变法”，也仅是语言形式的“红花墨叶”，终成一代国画大师。齐氏毕生挥写眼见之“俗”，成就“俗趣”审美，是“熟”的原因，更是“恒”的必然。超写实“雪画”奇才古拉姆·多伦亚什维利（Guram Dolenjashvili）的艺术成就，尤其体现“恒”的奇迹。其自拿起画笔起的60余载中，始终置身于白雪茫茫、银装素裹的世界，仅仅靠一支铅笔，却画出了比照相机还精致细微、光影完美的雪景绘画，以至于“雪魔”之誉成为其名，并成为国家（格鲁吉亚）功勋画家。西方现代艺术代表人物毕加索的成功，尤其具有“恒”的意味。其艺术生涯几近贯穿一生，作品语言形式丰富多样，这些不同时期的作品，不管是早期的“蓝色时期”“粉红色时期”，还是盛年的“非洲时期”“立体主义”“古典时期”，以至后来的“超现实主义时期”“蜕变时期”与“田园时期”，均为毕氏对眼前世界的艺术表达，也始终是其一直寻找的、又最能体现内心感受的艺术形式，而这种表达、寻觅却是恒久的、自始至终的，并最终成就于“现代艺术”。视觉艺术如此，文学艺术同样。路遥的文学成就，无疑是其对现实主义创作的始终坚守，《人生》是这样，《平凡的世界》同样是这样，正是“贴近生活”、始终“在场”的持之以恒，完成了其文学人生的辉煌。
确然，“变”从“恒”积，“恒”致“变”显。
特别应该重视的是，视“变”仅仅作为一种语言形式或艺术异态，是艺术创作中长期存在的一大弊端，也是一种乱象，在当下急于求成的现实社会，这种弊端、乱象尤显突出。此类所谓创“变”，往往赶“潮流”、攀“快车”，搞形式、玩“花活”。比如，朝秦暮楚、乱投“师门”，投机取巧、攀炎附势；又比如，追慕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呼风唤雨；还比如，一味狂野、热衷怪奇，寻求刺激、为变乱变。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问题的症结，是无视“变”与“恒”的辩证、承接与递进的演进，进而割裂两者关系，甚至将两者对立起来。问题的根本，是说“变”就“变”，为“变”而“变”。
艺术的本质在于求变。求变难，求恒更难。“恒”是条件、过程，是“养精蓄锐”“韬光养晦”；“变”是硕果、飞跃，是“高山”“大海”。如此，始终向着“变”的远方探索、积累，守“恒”才有意义，求“变”方能可期。
要说明的是，“变”分层级，“恒”有阶段。为变而变，“低层”循环；审美之变，方呈境界，而积恒渐进，孕变其中；恒之极致，变之拐点。
作者简介：
吕国英，文艺理论、艺术批评家、作家、文化学者，解放军报社原文化部主任、“长征副刊”主编、高级编辑，创立“‘气墨灵象’艺术论”，构建文艺理论新体系；论述“关于‘艺术哲学与审美的九个问题’”，眺瞻艺术创作高远境界之美；建构“书象”说，探寻书写纯粹抽象与灵象远方；撰写“中国牛文化千字文”，塑形立象“牛文化”。著述出版专著多部、文论多篇，逾数百万字，其中《“气墨灵象”艺术论》主要立论由多家媒体连载，《大艺立三极》《未来艺术之路》中英文双语出版，《CHINA奇人》《神雕》《陶艺狂人》等多次再版，多篇（部）作品获国家、军队重要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