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难,求“恒”更难——“文艺创作十大命题”之五

作者:吕国英

   变者,更也;恒者,常也。

    古贤造字,“变”之原字为“”。观其形,上为“”,从言从丝,中置“构架(言)”,两侧为“丝”,表示缠缚一起,难解难分。作为“恋”的本字,表达信誓旦旦、不可分离;下为“攴”,从卜从又,“卜”为权杖,“又”是抓握,两者合一,表示手持权杖击打。如此,“变”之本义,既有背信毁约之表,又有中断既往之示,还有失之不再之解。由此,古文献中常有“变,易也”“变,化也”之论,并一直延续至今。也如此,常有变化、变幻、变法、变革、变异、变量、变迁、变更等“变”语。

“恒”之前世今生呢?依字源学,“恒”之本字为“亘”,解其义,上下各“一”,分别表示“天”“地”两极,中间“日”者为“月”,代表天体星辰。如此,“亘”本之义,是为天地宇宙,日月星辰,千古如斯,永续运行。金文造“恒”,是在“亘”前加“心”,表达心志之永久稳定。如此,“恒”者,不变之心志、不改之心性也。古文献中多见“恒,常也”“恒者,久也”,又“恒,德之固也”之论,多为引此意涵,又延续至今,便有永恒、守恒、恒久、恒心、恒定、恒量等“恒”言。

由此,“变”是“身”行,而“恒”为“心”守。

艺术创作是特殊劳动,更是个性劳动,具有独立性、自我性、隐含性等特征,既通过“身”行呈现,又依托“心”守定型;既是身(手)心分工之责,也为身(手)心合一之功。作为艺术过程、状貌现象及其时空形态,“变”与“恒”既是一种存在,也是一种关系;既分别呈现,又相互关涉;既呈“推挽”构成,又为特殊因果。

显然,“变”与“恒”是艺术常态,也是艺术变态,几近为作家艺术家时刻所面对。问题是,就两者关系,到底如何准确逻辑?又怎样把握“临界”?以应时而变、适时顺变?是艺术实践的课题,更是艺术创作的难题。

检视文艺史,艺术的惟一性、不可重复性,视“变”始终至高无上;创作的渐次性、累积性,观“恒”一直不可或缺。换言之,“变”是“恒”的结果,往往自然而然;“恒”是“变”的积累,往往水到渠成。也就是说,艺术的“变”与“恒”,往往演绎质变与量变的关系,量变为渐进、累积过程,而质变为飞跃、突变状貌,并且,质变又引发新的量变,新的量变累积到一定程度,还会引起新的质变,如此反复交替,不断循环,达到至高之“变”,呈现极致之“貌”。

文艺史上,凡文化巨擘、艺术大家,均在“恒”的厚积中实现“变”的涅槃。国画大师齐白石的成功,堪称典型范例。作为尤擅写意花鸟的大家,其毕生只写世俗所见之物、内心熟悉之象,且从不逾雷池半步,至“衰年变法”,也仅是语言形式的“红花墨叶”,终成一代国画大师。齐氏毕生挥写眼见之“俗”,成就“俗趣”审美,是“熟”的原因,更是“恒”的必然。超写实“雪画”奇才古拉姆·多伦亚什维利(Guram Dolenjashvili)的艺术成就,尤其体现“恒”的奇迹。其自拿起画笔起的60余载中,始终置身于白雪茫茫、银装素裹的世界,仅仅靠一支铅笔,却画出了比照相机还精致细微、光影完美的雪景绘画,以至于“雪魔”之誉成为其名,并成为国家(格鲁吉亚)功勋画家。西方现代艺术代表人物毕加索的成功,尤其具有“恒”的意味。其艺术生涯几近贯穿一生,作品语言形式丰富多样,这些不同时期的作品,不管是早期的“蓝色时期”“粉红色时期”,还是盛年的“非洲时期”“立体主义”“古典时期”,以至后来的“超现实主义时期”“蜕变时期”与“田园时期”,均为毕氏对眼前世界的艺术表达,也始终是其一直寻找的、又最能体现内心感受的艺术形式,而这种表达、寻觅却是恒久的、自始至终的,并最终成就于“现代艺术”。视觉艺术如此,文学艺术同样。路遥的文学成就,无疑是其对现实主义创作的始终坚守,《人生》是这样,《平凡的世界》同样是这样,正是“贴近生活”、始终“在场”的持之以恒,完成了其文学人生的辉煌。

确然,“变”从“恒”积,“恒”致“变”显。

特别应该重视的是,视“变”仅仅作为一种语言形式或艺术异态,是艺术创作中长期存在的一大弊端,也是一种乱象,在当下急于求成的现实社会,这种弊端、乱象尤显突出。此类所谓创“变”,往往赶“潮流”、攀“快车”,搞形式、玩“花活”。比如,朝秦暮楚、乱投“师门”,投机取巧、攀炎附势;又比如,追慕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呼风唤雨;还比如,一味狂野、热衷怪奇,寻求刺激、为变乱变。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问题的症结,是无视“变”与“恒”的辩证、承接与递进的演进,进而割裂两者关系,甚至将两者对立起来。问题的根本,是说“变”就“变”,为“变”而“变”。

艺术的本质在于求变。求变难,求恒更难。“恒”是条件、过程,是“养精蓄锐”“韬光养晦”;“变”是硕果、飞跃,是“高山”“大海”。如此,始终向着“变”的远方探索、积累,守“恒”才有意义,求“变”方能可期。

要说明的是,“变”分层级,“恒”有阶段。为变而变,“低层”循环;审美之变,方呈境界,而积恒渐进,孕变其中;恒之极致,变之拐点。

 

作者简介:

吕国英,文艺理论、艺术批评家、作家、文化学者,解放军报社原文化部主任、“长征副刊”主编、高级编辑,创立“‘气墨灵象’艺术论”,构建文艺理论新体系;论述“关于‘艺术哲学与审美的九个问题’”,眺瞻艺术创作高远境界之美;建构“书象”说,探寻书写纯粹抽象与灵象远方;撰写“中国牛文化千字文”,塑形立象“牛文化”。著述出版专著多部、文论多篇,逾数百万字,其中《“气墨灵象”艺术论》主要立论由多家媒体连载,《大艺立三极》《未来艺术之路》中英文双语出版,《CHINA奇人》《神雕》《陶艺狂人》等多次再版,多篇(部)作品获国家、军队重要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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