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没有封嘴就不必封城

作者:胡海鸥

武汉等城市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封城,其对民众心理的打击和社会承受的负担都无以计量。且疫病还有扩大蔓延之趋势,社会为之付出的代价将会更加惨重。这就再次证明言论宽松的重要性,它不仅关乎意识形态,更是健全现代社会管理的必要条件。如果民众享有充分的言论宽松,8个武汉市民在网上发布肺炎消息没有遭遇封嘴,防范应对可以大大提前,疫病祸害何至于斯?没有封嘴,甚至就无需封城。显然,只要我们还不能摆脱意识形态束缚,将言论宽松的认知提升到社会管理的要求上来,我们还将为之付出更为惨烈的代价。

约束言论宽松的最大顾忌莫过于谣言惑众,如果那8个人发布的消息不真实,而又没有受到政府的制约,那就等不到政府下令封城,武汉就可能变成空城。听任不负责任的人乱发谣言,民众非常可能无事一日三惊,任何社会都也扛不住这样的紊乱。所以遏制谣言是必须的,但是方法不是管控言论,而是推进言论宽松。因为管控言论,就是让民众在政府认定的框架中说话和思考,如果政府的认知永远走在民众前面,这倒无可非议,但这不符合人的认知规律。因为人的认知水平只能提升于民众与政府的博弈过程中,民众接受政府的设定,政府也就失去了博弈的对象。如同只让一方走棋,另一方只能干瞪眼一样,其结果不仅是双方棋艺的下降,甚至下棋的规则都会被破坏殆尽。所以言论宽松是提升言论质量和管理水平、识别和拒绝谣言的基础,如果用管控言论来对付谣言,它的危害甚至比谣言要大得多。

只有言论宽松才能提升民众识别和筛选信息的能力,否则,他们看到听到的净是千人一面,千口一腔,他们无需辨别,也无从辨别,而事实又往往与之大相径庭,他们早晚掉进塔西佗陷阱,凡是你说的我都不信,谣言就有土壤。政府实际上依据自己设定信息的反馈决策,这就变异成与事实无关的自娱自乐,从而加剧民众的不信,谣言土壤更加肥沃。如果言论宽松了,民众自己会判断和识别信息可靠性,谣言将止于智者。这个民众素质的提升过程,如同孩子的长大一样,容不得政府的越俎代庖,更不用说随意对谣言的打压了。此外,最重要的是政府要尽快尽可能准确地公布新的消息,而不是捂着盖着,民众有正常可靠的信息渠道,自然不会轻信来源可疑的信息,谣言止于公开透明。公开透明的前提是政府公信度的提高,如果只告知真相,而不再是宣传教育,让民众自己做出判断,则民众的识别能力就能与政府资讯质量一起提高。由此两者的支撑和铺垫,乡野痞夫的谣言一定会被驱逐到最狭小的角落里。

毋庸置疑,民众认知和政府信息公信度的提升都需要时间,在这过程中,各种信息会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误导与震荡并存,真知与互信共长。这就非常可能发生并无什么病毒,而有民众倾城而出的紊乱,但比较起没有经过言论宽松的博弈,而将非常严峻的疫情信息屏蔽20天,仍然举行最会交叉感染的新春团拜、万家宴来说,这样的代价几乎微不足道。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长期走出困境,接受短期的震荡,无论如何是明智的选择。更不用说,民众认知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平台,没有言论宽松历练的认知不可能支撑政府的现代化举措。

言论不宽松,政府承担鉴别信息的责任,小有失误即会成众矢之的,就像这次封嘴8位肺炎发布者一样。其实,任凭他们大喊大叫,民众也未必全然相信,但他们没有理由怪罪政府。言论一宽松,爱信不信,各担其责,干卿鸟事,偶尔政府判断正确,大家感激不尽。而且言论一宽松,非常可能有人发布比这8位更早,政府则能见微知著,采取措施于事态微萌之时,收大功于天下昭然之日。两相权衡,为政府计,则言论宽松,理当如此,早该如此,何不如此?当然言论宽松非常可能涉及问题,届时只要限定民众的行为,则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天下太平。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