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兒童照片改變了世界，那麼為什麼加薩兒童照片沒有震撼世界呢？

2025年4月30日是越戰結束50週年，1975年，北越進入南越首都西貢，美軍屈辱撤離，遭受了其歷史上最慘痛的失敗之一，北越的血腥屠殺正式結束。

隨著週年紀念日的臨近，一張標誌性的照片開始引人注目，人們認為這張照片有助於改變世界對戰爭的態度，並讓世界了解戰爭令人震驚和血腥的現實。

這張照片傳遍了全世界，聞名遐邇，不用太多的言語，就向全世界傳達了越南無辜人民因戰爭而遭受的恐怖程度，因為華盛頓堅持在戰爭中獲取政治利益直至最後一刻，卻以遠在千里之外的越南人民的權利和生命為代價。

這張照片被兩度獲得普立茲獎的德國著名攝影師霍斯特法斯視為越戰最著名的照片，在增加民眾和國際社會對美國結束戰爭的壓力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印度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印度教徒報》將其描述為「改變戰爭進程的照片」。

當然，一張照片並不能結束一場戰爭，但它和其它照片以及客觀情況共同促成了反對美國介入戰爭的氛圍的形成，為越南的統一和獨立鋪平了道路，越南如今已成為世界上最傑出的新興經濟強國之一。

但金福照片的巨大衝擊力是後來同樣恐怖的畫面所無法比擬的，它們未能撼動世界的良知，未能促使人們起來反對戰爭和種族滅絕，尤其是每天從加薩地帶傳來的畫面。

例如，2024年10月21日，網上流傳著一段類似的視頻，視頻中，從加沙地帶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女孩阿斯瑪在烈日下赤腳背著受傷的妹妹，走向她家的帳篷，距離大約有兩公里，在那樣惡劣的天氣裡，女孩把沉重的行李蓋在了帳篷上。

阿斯瑪的照片以及以色列在加沙發動的19個月大屠殺戰爭中拍攝的成千上萬張照片並沒有帶來任何改變。這場戰爭迄今已造成51,000多人喪生，11,7000人受傷，數十萬人流離失所、忍飢挨餓。儘管從東到西，世界各地發出呼籲並舉行大規模示威，但這對制止以色列的罪行並未產生重大影響。

儘管國際社會已通過多項決議，但以色列的種族滅絕計劃仍在繼續，其目的不僅是對敢於行使抵抗佔領者權利的巴勒斯坦人實施集體懲罰，而且還試圖通過非常嚴厲的殖民懲戒教訓，徹底消除巴勒斯坦人未來幾代人的正義夢想，這讓我們不禁要問：今天與越南戰爭期間究竟有何不同？

不同的世界

首先，兩張照片之間的世界在許多方面都明顯不同，越戰期間，世界霸主有兩個超級大國：美國和蘇聯，每個大國都有一個意識形態計劃，試圖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世界。美國將自己標榜為自由世界的領袖，擁有政治民主、個人自由、自由市場和經濟繁榮，而蘇聯則將其社會主義模式標榜為平等、社會正義、社區凝聚力和人類合作的綠洲。

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儘管這些名稱可能經不起推敲——為爭奪世界地位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冷戰的面貌迅速在世界幾乎所有地方形成，全世界的陸地、海洋和天空都成為爭奪勢力範圍的舞台，各個陣營都爭相爭奪新的勢力範圍。

根據大英百科全書，冷戰很大程度上應該被理解為一場意識形態的對抗。雖然東方集團有明確的意識形態，即共產主義，但當時西方的意識形態並不完全明確，因為它本質上是反共的，而不是連貫統一的意識形態結構。

事實上，正是這種差異使得蘇聯陣營在一開始就更成功地吸引了那些在經歷了幾十年痛苦的殖民經歷後試圖趕上發展列車的人民和發展中國家，因為蘇聯向第三世界國家展現了自己是一個反帝國主義大國，它不實行與西方殖民大國繼承者美國相同的剝削政策。

換句話說，蘇聯意識形態使西方模式陷入困境，因為當美國及其歐洲盟友為維護自身利益而長期在世界各國實施嚴重侵犯行為時，蘇聯卻展現出與世界發展中國家合作與夥伴關係的新典範。

美國內部一直飽受制度化的法律、政治和經濟濫用、不平等、種族主義和種族騷亂之苦，而蘇聯在面對其所謂的「西方帝國主義」時，能夠很好地利用這一點來提升自己。

從這個角度看，在兩個超級大國爭奪世界領導權的時代，正義事業——以及「非正義事業」——很容易找到盟友，甚至發展中國家也可以同時受益於兩個陣營並利用它們，甚至很容易就出現了一個由120個國家（其中大多數是發展中國家）組成的民族解放組織，這就是不結盟運動，它宣布拒絕接受當時兩極對立的理念，關注發展中國家的國家決策獨立性，拒絕利用它們或將它們推向特定的政治路線，無論是東方集團還是西方集團。

仇恨之心

正如印度著名政治學家迪利普·希羅在其2012年出版的《帝國之後：多極世界的誕生》一書中所解釋的那樣，當今世界仍在逐步地、緩慢地從冷戰時期各得其勝的單極世界向相互競爭的多極世界轉變。

自1990年代末和新千年伊始，越來越多的美國和世界各國的知識分子開始逐漸認識到這一真理，西方最初的興奮感（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著名著作《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1992年）的標題中所表達的）開始逐漸消退。

這種興奮使得西方及其領導人和機構相信——顯然是錯誤的——西方自由主義已經永遠勝利，未來幾十年只會見證西方模式的主導地位日益增強，而競爭對手則日益衰弱。但隨著事態的發展，以及新的競爭對手開始安排他們的事務，西方開始意識到，無可爭議的霸權之夢只不過是一個不會持久的幻想。

隨著時間的推移，出現了新的突出競爭對手，其中以中國為首，其次是俄羅斯，此外還有伊斯蘭國家的人民，這成為美國首腦的一大難題。美國也開始以有違自由主義的方式製定政策，正如前總統小布希在任期間的一次演講中所表達的：「要嘛和我們站在一起，要嘛和恐怖分子站在一起」。

隨著時間的推移，新世界的特徵開始顯現。中國變得更強大，世界不再像1990年代那樣由單一國家主導。同時，伊斯蘭國家人民也是擾亂西方「歷史終結」之夢和西方自由主義統治地位的因素之一。迪利普·希羅認為，每當中東選民獲得公平選舉的機會時，他們幾乎總是選擇將伊斯蘭教義與一些西方政治實踐結合的伊斯蘭主義者。

另一方面，極右翼勢力在西方世界佔據主導地位，其形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極端，而這次極右翼勢力的原則之一就是將西方所有的問題和恐懼都歸咎於穆斯林，並強調對穆斯林的巨大敵意。

與過去的右翼分子透過向政府施壓、必要時使用暴力和占領來推動在伊斯蘭世界建立民主不同，新的西方極右翼分子傾向於強調在伊斯蘭世界實行威權統治的必要性，以保護西方世界免受他們所想像的這個世界的邪惡侵害。

面對這樣的局面，面對全球力量的這種轉移，美國及其西方盟友似乎處於極度恐慌之中，尤其是在俄羅斯敢於攻擊他們並對烏克蘭發動戰爭，導致西方聯盟出現前所未有的裂痕之後。在這種情況下，受傷的西方一心想自衛，並感到受到威脅，必須以任何可能的方式保護自己的利益，即使這完全違背了它的自由價值觀和人權，以換取試圖維護其有爭議的主權。

2023年10月7日，「保護邊緣」行動和以色列對加薩的戰爭爆發時，西方針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的右翼極端主義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正如法國著名思想家弗朗索瓦·布爾加特所言，西方國家將巴勒斯坦人民反抗佔領者的權利暴力定為犯罪，並完全偏袒猶太復國主義的敘事，以及西方國家內部對巴勒斯坦的支持進行壓制，實際上是西方伊斯蘭恐懼症急劇升級的體現。

布爾加特表示，近十年來，歐洲對伊斯蘭教的強烈仇恨浪潮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興起。一方面，極右翼勢力轉向無條件支持以色列，因為他們認為這種方式是滿足對穆斯林強烈仇恨的好機會。另一方面，左翼勢力也大體上趨向於無條件支持以色列，但在巴勒斯坦抵抗運動呈現出更伊斯蘭化的形式和基調後，左翼勢力放棄了先前的立場，轉而加入將抵抗權利定為犯罪的陣營。

此外，美國兩大政黨在戰爭期間競相無條件支持佔領國以色列的滅絕戰爭。雖然美國前總統拜登（戰爭爆發於其任期內）屬於民主黨陣營，且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態度較共和黨總統相對溫和，但他及其政府卻作為這場滅絕戰爭的主要支持者載入史冊，儘管佔領國違反了國際法的大部分內容，但唐納德·特朗普領導的共和黨政府仍然毫無羞恥、毫無保留地繼續進行種族滅絕。

密西根大學法律學者埃利亞斯·庫裡認為，華盛頓冒著捲入這一「恥辱」的風險的主要原因是世界多極化的開始。同時，美國在烏克蘭問題上與俄羅斯的對抗受挫，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塔利班重新掌權，對美國來說比較敏感的拉丁美洲國家政府也開始左傾化。中國在全球舞台上的影響力日益增強，金磚國家集團近期也擴大，包括埃及、阿聯酋、伊朗和衣索比亞，所以華盛頓的處境似乎非常不穩定，並將加薩視為在這個不斷變化的世界中證明自己和實力的最後機會。

然而，與冷戰時期相比，世界新興大國中國和俄羅斯仍然專注於自己的計劃，不願挑戰美國。因此，現在的情況已不再像越南那樣，如果西方國家集結所有力量來對付被圍困的貧窮人民，以懲罰他們抵抗佔領其土地，那麼越南將無處可逃。

最重要的是，與前蘇聯不同，俄羅斯和中國主要是務實大國，而不是試圖向世界輸出模式的意識形態大國。因此，他們與西方的衝突是世界各地區的利益衝突，而不像過去那樣包含價值觀輸出和意識形態控制的衝突，例如蘇聯和中國對北越的後勤和軍事補給是北越在對美戰爭中取得成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正如《美國利益》的亞當·加芬克爾所指出的，華盛頓停止越戰的主要原因並不是國內的抗議或民眾的不滿，而是發現戰爭的代價遠高於其收益。

由於這些複雜的原因，越南兒童的攝影世界與巴勒斯坦兒童的攝影世界有所不同，所以各種情況結合在一起，保證了種族滅絕會繼續進行，並且壓制被佔領區人民的聲音，使加薩成為以色列及其西方盟友在世界面前展示其權力的舞台。對於手無寸鐵的人民，他們用痛苦治癒了以前的創傷，也治癒了對即將到來的競爭對手的崛起和更加多極化的世界形成的恐懼。

受害者不一樣！

此外，根據人權觀察組織統計，越戰期間美國發動空襲，在1969年至1970年間超過3000次，遇難者中，柬埔寨平民約60萬，老撾平民約30萬，但美國並沒有聲稱其支持的南越政府擁有建立自己國家的宗教權利，世界上也沒有其他人聲稱擁有這樣的權利，因此世界上許多人必須停止的悲劇

但在當前的現實中，西方世界的許多人認為——或者他們聲稱——佔領國有宗教權利佔領巴勒斯坦土地，因此對巴勒斯坦受害者的同情總是會與強烈灌輸的觀念相衝突，這種觀念是佔領國有自衛的權利，如果殖民地人民對佔領者構成威脅，佔領國有權消滅他們。因此，許多人將把巴勒斯坦種族滅絕和飢餓的受害者視為更大目標的附屬品：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

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克‧約翰遜坦言，支持以色列是宗教和福音派的責任，而且據他所說，聖經裡有與以色列站在一起的指示。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法學教授哈立德·拜敦（Khaled Baydoun）在《哈佛法律評論》上發表的一篇題為《論恐怖分子和自由戰士》的長篇研究中解釋說，在美國極權和西方主權的統治下，世界已經習慣於將穆斯林的死亡和苦難視為正常事件，而白人所遭受的任何都被視為不正常和不可接受的情況。

拜敦表示，這體現在白人遭受苦難時，政府給予的大規模支持和迅速援助，就像烏克蘭戰爭期間高級官員的言論一樣，描述了當時場景的情感和戲劇性，因為在烏克蘭每天被殺害的都是藍眼睛的白人。

最後，拜敦得出了一個難以接受的事實：如果抵抗、民族解放和英雄主義行為是由穆斯林實施的，那麼西方就會以懷疑和恐懼的態度看待這些行為，即使這些行為具有完全的道德合法性。這種懷疑逐漸發展為敵意，特別是當穆斯林站在美國利益的對立面並挑戰其軍事實力時，例如在也門、伊拉克、加薩走廊和被佔領的巴勒斯坦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