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布魯塞爾7月1日電 題：40餘年間，我的“中國觀”
——專訪歐洲亞洲問題研究所首席執行官顧愛樂
中新社記者 德永健
日前，中國學的世界對話·比利時論壇在布魯塞爾舉行，來自中歐雙方近60名專家學者齊聚歐洲亞洲問題研究所（EIAS），圍繞“中國學與歐洲的中國觀”深入研討交流，力求站在中歐兩端，通過東西方文化的溝通交融，呈現中國的種種側面。
作為“東道主”，歐洲亞洲問題研究所首席執行官顧愛樂（Axel Goethals）在論壇致開幕辭，分享對歐中關係、歐中人文交流等議題的看法。1978年，在中國改革開放的起始之年，顧愛樂首次訪華；伴隨中國改革開放大業，迄今他對中國的觀察和研究已有46年。
近日，顧愛樂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探討中國學、歐洲的中國觀、中歐人文交流等相關話題，並細述對中國40餘年發展變遷的感知和體會。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歐洲亞洲問題研究所是中國學的世界對話·比利時論壇的支持方之一，您如何理解中國學這一概念以及舉辦此次論壇的意義？
顧愛樂：與漢學相比，中國學研究範圍更廣，不僅僅聚焦於中文、中國傳統文化或中國歷史，更關注當代中國，關注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等方方面面。現在歐洲越來越多的大學引入中國學概念，相信會打開更廣闊的視野，激發更多年輕人瞭解和研究中國的興趣。從長遠看，將促進歐中關係發展。
通過舉辦比利時論壇，希望能增進歐洲對中國的瞭解和認知。中國非常大，某種程度上不像是一個國家，更像是一個“大陸”，就連我自己也沒做到“走遍中國”。對大多數歐洲人而言，媒體報道是瞭解中國的唯一渠道，而西方媒體時常傾向於抹黑中國，這就造成對中國的認知偏差。
另一方面，新冠疫情暴發後，人們的出行受到限制，面對面的交流一度非常困難。通過舉辦比利時論壇，也希望恢復歐中學者間的聯繫和交往交流，共同推動中國學研究。
中新社記者：1978年您首次訪華，當時中國站在改革開放的起點。46年後，中國發生的哪些變化讓您印象深刻？
顧愛樂：我見證了中國的飛速發展。中國祗用了40多年就消除絕對貧困，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取得巨大成就。我記得去中國一些城市出差，時隔3個月或者半年再去，會發現城市已然發生很大變化。
中國的開放也讓我印象深刻。1978年我第一次訪問中國，碰到的中國人幾乎都不會說英語，現在中國人在幼兒園就可以學英語。中國打開國門，讓學生努力學習英語，還將年輕學子送到國外留學，學習語言、經濟學、科學技術等，其後將所學知識付諸實踐，這些都推動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
中新社記者：對於歐洲的中國觀，您認為存在哪些誤解和偏見？應如何糾正？
顧愛樂：我認為對中國的看法不能停留在過去，不能基於5年、10年，甚至20年前的“刻板印象”。面對中國的飛速發展，這祗會脫離現實。
中國與歐洲並不接壤，彼此離得很遠，這讓歐洲一些政客把中國當作“替罪羊”，把歐洲自身問題歸咎於遙遠的中國，某種程度上還可以散播恐慌，藉此謀取政治利益。還有一些政客明知問題與中國無關，大聲指責中國祗是為了吸引眼球。
指責和怪罪別人總是很容易，對歐洲而言，與其大肆批評中國，不如先審視和反省自己，努力改正自身問題。歐洲各地發展水平不均，歐盟制定很多倡議，事實上完全可以同中國相互借鑒。
中新社記者：作為歐洲亞洲問題研究所的負責人，您認為歐洲智庫可以為推動中歐交流與對話發揮哪些作用？
顧愛樂：歐洲亞洲問題研究所成立於1989年，致力於為歐亞各方提供建設性的對話平台。我認為智庫發揮建設性作用很重要，這意味著不祗是研究和分析問題，而是要為問題找到解決方案；意味著即使大家觀點各異，也可以開展積極對話，相互學習，共同提高。
智庫還應發揮前瞻性作用，放眼長遠，挖掘並開發新潛力。對歐洲亞洲問題研究所而言，某種程度上中國學就是新潛力，在語言、文化、歷史等漢學範疇之外，中國學有很多潛力可以開發。
中新社記者：對於促進中歐人文交流，您有何意見和建議？
顧愛樂：我認為應投入更多精力和資源，促進歐中人文交流。現在歐洲對中國的瞭解落後於中國對歐洲的瞭解，需要有意識地進行引導。
與此同時，中國高速發展為歐中人文交流提供了契機。雖然西方媒體常常抹黑中國，但從另一個角度看，說明中國變得日益重要，“能見度”很高。如果你在歐洲街頭同別人談論中國，大部分人都知道北京、上海等城市，可以說中國已為人熟知，為促進歐中人文交流奠定了基礎。
從長遠看，未來可以投入更多資源，舉辦中國學的世界對話等類似活動，增進歐洲對中國的瞭解和認知，即使這要花費很多時間。（完）
來源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