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名家坊)葛劍雄:文明互鑒和文化自信何以並行不悖?

中新社深圳6月24日電 題:文明互鑒和文化自信何以並行不悖?

——專訪著名學者、歷史地理學家葛劍雄

中新社記者 索有為

著名學者、歷史地理學家葛劍雄曾擔任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年近八旬的他於2024年3月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圖書館館長。“重操舊業”的葛劍雄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暢談中外圖書館的異同與進步、歷史地理學的重要性以及中西文明交流互鑒等議題,強調在文化自信的同時,東西文化應互相尊重,實現美美與共。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圖書館館長是一所大學的重要學術崗位,您在年近八旬之際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圖書館館長,您心目中最理想的圖書館應該是什麼樣子的?中外圖書館能給彼此提供哪些借鑒?

葛劍雄:一個大學、一個好的圖書館,不僅僅要有書、告訴大家這本書在哪裡,還要告訴大家某個學科的學術前沿是什麼,最新學術動態是什麼,最新的資料在哪裡,怎麼去檢索……這就要求圖書館必須有一批專業的學科館員。

圖書館不僅是一個藏書、找書、看書的地方,還應該是全校一個信息、動態、思想、觀念集中的地方,而且要有新功能。我們要創新,給圖書館提供更好的條件,讓有限的資源、有限的空間更好地發揮作用。

沒有哪一個圖書館是十全十美的,圖書館有各種功能,有專業的圖書館,有公眾的圖書館,也有適合各個不同層面的圖書館。大學圖書館應該有它自己的特點。另外,現在各方面發展太快,即使在今天認為很理想的,可能明天就不是了,所以圖書館要根據社會的發展作出不同的調整,從這個角度講,我想最理想的圖書館祗是在我心目中間,現在還沒有。

1985年,我第一次到美國哈佛大學的圖書館,後來也到其它大學圖書館,發現他們和我們的圖書館有很大差別。

我們當時的圖書館任務是把書管理好、保管好。比如古籍不讓看、不讓複印,拍照擔心閃光,也不可以。而美國圖書館的概念是每一本書最好都能來看,服務好讀者,讓書盡量地發揮作用。

另一方面,我們的圖書館條件之前太差,經過改革開放,館硬件有非常大的進步。像我們學校這樣的圖書館,和現在世界上任何一流大學、一流城市相比,我們都當之無愧,更加重要的是一些圖書館理念也已改變,就是著眼於為讀者服務。當然,圖書館真正的理念、在人文方面的提昇以及新功能方面還是很不够的。

各種圖書館要根據不同的功能,實現很好的匹配互補。比如要求高校圖書館都要向公眾開放,這是混淆概念。特殊情況下,公共圖書館做不了的時候,在某些地區或者在某個階段,專業圖書館或大學圖書館為公眾開放,是一種彌補。在正常情況下,這兩者要區分開來,不然就造成資源的浪費;還有要求大學圖書館24小時開放也是沒有必要的,個別的特殊需求可以用特殊手段來安排。

現在大量電子資源在網絡上都可以找到,但很多人不會去利用。所以現在對圖書館資源合理利用、資源共享才是最重要的,圖書館永遠不可能滿足每一個人的需求。

 

中新社記者:對於一個合格的大學生來說,歷史知識應該掌握到哪種程度?

葛劍雄:美國很多大學無論學什麼專業,在本科必須學兩門課。一門是歷史,一門是藝術。藝術是提昇人的精神境界、審美觀念。很多人都不明白歷史是什麼,歷史是後人對前人前事有意識地選擇性地記錄。比如清朝皇帝的史料就有很多。如果不選擇,一般人不但看不懂,也沒有時間看。那用什麼來選擇呢?用我們自己的主流價值觀念來選擇。

很多人誤解學歷史就是要知道一些知識,知道一個過程,其實學歷史主要是有助於確立正確的歷史價值觀,所以它的重要性超過其他學科。

 

中新社記者:您是歷史地理學的權威,請您談談如何樹立起“世界中的中國”的概念?

葛劍雄:很多人誤以為歷史地理是既研究歷史又研究地理,但歷史地理不是歷史加地理,而是歷史時期的地理。中華文明怎麼產生的呢?離不開當時的地理環境。你看當初曾經滿天星斗,各地都出現文明曙光,比如良渚文明,但是其他的文明曙光之後都暗淡甚至斷絕了,祗有黃河中下游地區的襄汾陶寺遺址等,之後發展到河南偃師二里頭。為什麼呢?是因為這塊地方當時是最適合人類生活、生產、生存的。黃土高原和黃土衝積的平原,土壤疏松,沒有茂密的植被,容易開發成農田,而且它連成一片,這個管理成本很低。最後這裡成為中華民族、中華文明發展的核心,並且向四方擴展。所以無論是中華民族還是整個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我把它歸結為兩條主線:一條主線就是不斷地適應地理環境、利用地理環境,一定程度上改造地理環境,這樣保證人類的物質文明。另一條主線就是從精神上成為人,不斷地產生人性,鞏固人性,來剋服獸性、生物性。但無論是物質還是精神,都不能離開當時的地理環境。

到了今天科學技術發達,如果人們能够順應地理環境,還是可以起到最大的效應。比如深圳,靠近香港,對外開放容易,這就是人文條件。又比如“一帶一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就是要發揮海運的優勢,這離不開地理條件。一定程度上人們可以剋服地理環境的障礙,但是利用它的話不是更好嗎?包括竺可楨對歷史氣候變遷的研究成果,第一階段靠考古資料,第二階段靠物候資料(主要是歷史地理),第三階段靠方志,也主要是運用歷史地理的研究方法。所以歷史地理學科未來對人類應該作出更大的貢獻。

我們一直強調中華文明是獨立發展的,這不是因為中華民族的祖先有什麼特異功能,而是地理環境所決定的。世界上其他的文明基本上都是環地中海周圍發展的,早期的印度文明基本上受希臘文明影響,而中華文明的確是獨立發展起來的,原因就是地理障礙。印度靠中國最近,也隔著喜馬拉雅山、青藏高原、橫斷山脈和印度洋。在這種情況下,中華文明在歷史上找不到同其他文明進行有效交流的途徑,所以很長時間內中華文明不瞭解希臘、羅馬、埃及,希臘、羅馬、埃及同樣也不瞭解中華文明。

但另一方面,人類之間必然有交流的需求,更主要有一種深層的需求。總有人認為我們祖先怎麼不開放,開放的動因是什麼?其實祗有真正的需求才是動因。比如絲綢之路,張騫出使西域是偶然的,他的目的不是為了貿易,但絲綢傳出去之後外界就有了貿易的需求。中國對海洋也沒有需求,古代海洋對中國而言就是“漁鹽之利”,打魚、曬鹽,但鹽實際上也不是全靠海洋的,即使我們今天中國人食用的鹽中,海鹽祗供應5%,其他鹽來自內陸的鹽礦。對海洋真正的需求是航運,但古代中國並不需要。要知道在古代中國的確可以不需要世界,而世界需要中國。

所以我們現在兩種傾向都要防止,一種認為中華文明是完全同外界沒有聯繫的,不是這麼回事。最早的小麥、黃牛、綿羊就是外界傳入的,青銅冶煉技術也是巴比倫人傳過來的,後來物質上傳播過來更多,佛教也是外面來的,並不是絕對封閉的。但另一方面,中國的確是長期沒有開放的意願和需求,這也是事實。到了今天,我們就要知道,面對當今世界,中國不開放是不行的。

除了價值觀念,從思想上我們至少要瞭解人家。我們在文化自信的同時,也要文明互鑒。今天我們的開放,是歷史的必然,也是我們中華民族自己的需求。

 

中新社記者:從史學家的角度出發,您認為當下的中西文明交流互鑒應該著重哪些方面,又該注意哪些問題,以更好推動人類文明進步?

葛劍雄:世界上各個重大文明,都有值得借鑒學習的地方,文明互鑒、文化互鑒和文化自信應該是並行不悖、相得益彰。片面地強調自信而沒有互鑒,會變成一種自戀、自我封閉、自娛自樂。因為任何一種文明、任何一種文化,都需要適應特定的時間空間,都不是一成不變的。

佛教傳入中國後,中國不但接受它,還把它變成中國文化一部分,所以文明的交流融合是廣泛的。但是對哪些應該接受,這是有選擇性的,中國從來沒有對哪個文明照單全收。對於文化自信這個概念,我的理解其實是文明自信。因為中華文明是我們以往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總體一定要自信。但不是說我們所有的文化都一定是優秀的,要認識到具體的文化各有千秋,這樣我們才能够真正自覺地產生一種文化自信的概念。

這就是費孝通先生生前所倡導的:首先各美其美,大家都是文化自信;然後是美人之美,真心誠意地理解、贊美、欣賞其他文化的美;最後達致各種文化美美與共。大家都本著這樣的態度,既有文化自信,同時尊重其他文化,叫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個天下大同當然不是政治上的合一,而是大家和諧包容。祗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才能够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命運共同體,離不開價值觀,離不開精神。(完)、

來源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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