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纪硕鸣
在网络上找出电视剧《繁花》，没有那么急吼吼的一下子看完。 对我这个过来的上海人并没有那麼被剧情吸引，那个时代我们都是经历者，当年的情景仍然留在我们的记忆中，那是人生繁花中值得留恋的一段经历。
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应该分为三个阶段，从邓小平复出提出改革开放到一九八九年，那是寻求全方位改革开放后直至需要思考何去何从的阶段;第二段是邓小平九二年南巡讲话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向经济发展至达到高潮;第三个阶段是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后如何向纵深去。 繁花讲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段初期。
其实，我真正出道走向市场大约是在八五年开始。 那时有朋友从北京拿了经济日报的文件，上有总编辑安岗的批示，到上海滩来找机会，要筹备上海国际经济信息中心。 我是在大学同学黄小勇的引荐下加入其中，跟着他一起被市场和自由所吸引。
那个年代读书毕业还是计划的，政府包分配，虽然都是事业单位在体制内，但我们都不满意那种禁锢和束缚，就索性辞职下海创业。 那时年轻血气方刚，全然不顾待遇，有一股脱离体制的勇气，连档案都不要了。
围绕着国际信息，咨询、贸易、培训什么都做，开过餐厅，当然没在黄河路。 其实，那时的黄河路没有那么高档。 我们创办了一份《信息工程》的民间内部刊物，是有刊号的那种。 我们有一个最基础的「粉丝」群体：上海经济区乡镇企业家。 為他们组织培训、安排出国考察等。
上海国际经济信息中心那时还是副局长单位，但是要自付盈亏的。 即使在市场中还希望有级别，在当时是体制的一个怪胎，却是真实的存在。
那个年代虽然是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 但大家的目标是全方位的，搞理论研究、参与上海的战略发展研究报告，然后必须要赚钱，因为生存所需。 邓小平提「四个现代化」，发展农业、工业、国防、科技的现代化，是大家一路奔跑的目标。 当时社会上还提出第五个现代化的目标。 整个社会充满着理想和希望，有一种激励。 到了一九九零年以后，我和小勇都离开了上海。
繁花那个年代我离开上海了，后来我又回上海自己开过公司办过工厂。 但那个时代很单一，只讲赚钱，朱镕基的硬着落，国企改革等都围绕着经济、賺錢，社會發展的单一性，令中国整体缺少监督、缺少公平，注定先天不足走向兩極分化。直至走到今天。
那个时代反映的就是国有计划经济和市场交织的一段历史，浙江范总的企业不是国有就是集体的乡镇企业，还不是私有的。 魏总的家族企业皮革城应该已经是私有的了。
外贸由国有企业垄断，垄断也产生腐败，剧情美化了汪小姐，一个普通职员，似乎比现在的官员更廉洁。 其实没有，上海那时为搞到出口指标，倒买倒卖批文赚钱的大有人在，还有专门的中间人的。 国有企业有权力又面对市场，寻租现象就是那时开始盛行的。
个体餐厅集中开始是在虹口的乍浦路，然后才发展到黄河路，那个年代我去过，印象深刻的是红烧鯧鱼，本邦的做法。 那里并不算上只角。
接触市场比繁花剧情故事早，所以并没有为情节震撼。 繁花带给我的共鸣是，让生命中可以不断有繁花的几个基本条件。 这是现今年轻人奋斗需要思考的。
第一，那是生命的希望。 宝总所有的戏，讲的就是希望，那怕是吃他喜欢的「宝总泡饭」也津津有味要吃出希望来。 无论是范总、魏总，深圳来的李李，那怕是敏敏、小江西，他们到大上海就是奔着那一份希望。
第二，那是生命勇气。 因为有希望，就会拿出勇气去拼，去寻机。 玲子从日本回来，吃过苦，本来有宝总罩着，她可以衣食无忧，但她还是有勇气去重新创业。 还有她对面开小店的菱红，已经是小老板了，还要出去闯。 有这份勇气谁会甘愿躺平呢？
第三，是不怕失败的生命拼博。 创业肯定有风险，跌倒了可以重新来过，这需要有精神的。 汪小姐走出27号，几乎就是拼命，要摆脱宝总走出一条小汪的路来。 这是需要有勇气的。
在《繁花》剧情中看到自己年轻时曾经和黄小勇走过的路，起码有这三个基本点才能走出自己生命的繁花。希望、勇气和拼博，现代社会还有吗？还会作反思吗？
当年，有社会反响如此大的剧目，一定会引起社会思考，甚至要召开大型研讨会，但如今，连知识界都一片寂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