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典”难,离“典”更难——“文艺创作十大命题”之七

  • 中华时报(理论连载)

作者:吕国英

典者,经典也,就是传世之作、千古名篇。从文化原点解读“典”之意涵,“典”者不仅呈现正大气象,而且极富庄严、隆重仪式之美感。观此字,上为“册”,表示先贤之著;下为“奉(表示‘双手恭捧’的象形文字)”,表示恭敬捧持。故此,典者,不仅为尊者所捧古贤之著,也为官者评判后(事)作之据。也由此,古人注“典”,多有典章、典籍、典历、典御、典则等“典”言,今人用“典”,常有典型、典范、典故、典雅、古典、经典等“典”语。

无疑,“典”作为范本与至高,不仅难以逾越,尤其不可侵犯。

柏拉图言:艺术是“摹本的摹本”,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创作靠模仿能力,而模仿能力是人从孩提时就有的天性和本能。”检视艺术起源论,“模仿说”位居“六种途径(模仿说、游戏说、表现说、巫术说、劳动说、多元决定论)”之首,可见“模仿”之地位与重要。那么,模仿之对象呢?自然万物、宇宙万象也!依“气墨灵象”艺术论,经典是一种特殊存在,既为“物”,也为“象”。如此,经典不仅成为艺术模仿的对象,而且是尤其重要、非常特殊的对象,以至难以或缺、惟此重要的对象,过去如此,当下这般,未来抑或仍难改变。是经典的魅力,也为继承之需,更是来者的“膜拜”。

追典,根本在于知典,知典更要和典,就是心和经典、灵缠经典。人类文化文艺史上,产生了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经典。而在如此众多的经典中,选知典、和好典、缠对典,是艺术学养、审美能力问题,更是选择未来走向之“生死存亡”问题

观文艺乱象,谈种种流弊,因追“典”而产生或引发的诸多问题,是为重“患”,也属重“染”,且不断恶性传递、交叉感染,损害艺术生态、污染创作环境。这类追“典”要么误把“下作”视经典,以为历代(经典作家)遗存皆为经典;要么权将新作当古典,以为当下“有名”其作即“典”;要么错把“非典”当真典,完全以自我好恶为尺度、定典“格”;要么好将“小鬼”当“真佛”,以为“官衔”决定“标准”,“标准”就是“经典”,如此等等。事实上,历代文艺遗存(包括经典作家遗世之作)中,有不少是随意之作或为“下作”,甚至就是糟粕、垃圾,根本没有效法意义。君不见,当下唯所谓名家是瞻者多矣,趋之若鹜于名目繁多的“工作室”“研究班”是为佐证,而拜倒在各类文艺“官阶”之下,竟将“位”作当“范本”、视“高标”,是为典型的不知典,也属追典之大祸害。这类恶劣现象,在美术领域尤其多见,文学类创作中亦非少见,问题之症结是不知典、不懂典。

缘何知典还须和典,就在于任何一种经典中,均体现或蕴含着不同的艺术元素、情感信息与审美境界,往往与作家艺术家的人文学养、人生经历、性格特征以及艺术理念等密切相联系。故此,一定意义上,和典尤其重要。中西艺术史上,大凡成就傲世的作家艺术家,均有追典的经历,张大千的成功尤具典型意义。张大千是模仿高手,八大、唐寅、石涛之作,张氏多有仿作,均能以假乱真,且常常自揭真相,足见其追典功夫。为画敦煌佛造像,其与家人等先后两次来到人迹罕至、大漠深处之莫高窟,在夏日漫天黄沙、冬天滴水成冰,且缺食少穿的环境里,近三年时间几近天天面壁敦煌、临摹壁画,完成所有精美壁画的临摹,其中不少画作达到了“原样原色,完全逼真”的效果。书法史上,追典奇人或非怀素莫属。怀素学书,苦追唐楷经典欧阳洵,写穿木盘,又种万株蕉叶,为纸而书,终将欧体乱真,为人赞叹。

然而,追典毕竟只在典内,离典方入创作。假如没有张大千后来的“泼墨泼彩”,也没有怀素后来的狂草书法,那么前者仅仅是敦煌壁画的临摹之劳,或仅将壁画移至宣纸而已;后者也仅仅是欧阳洵的重复文本,或为欧楷的翻版。依艺术本质论观,这种追典只是摹典,并无艺术本真价值。

于追典之中离典者,为许多艺术大家所崇尚,也是必然路径。只是,没有追典之过程,谈不上离典之结果;离典不仅是脱离典之形态,也是拒绝典之束缚,更是创造新典之状貌。

自然,追典难,离典更难。追典是学研,离典是结果。追典让离典寻径问道,离典让追典富于意义。而在“离典”的远方,审视追典的境界,或许追典更自觉、更致力,离典才更从容、更悠然。

作者简介:

吕国英,文艺理论、艺术批评家、作家、文化学者,解放军报社原文化部主任、“长征副刊”主编、高级编辑,创立“‘气墨灵象’艺术论”,构建文艺理论新体系;论述“关于‘艺术哲学与审美的九个问题’”,眺瞻艺术创作高远境界之美;建构“书象”说,探寻书写纯粹抽象与灵象远方;撰写“中国牛文化千字文”,塑形立象“牛文化”。著述出版专著多部、文论多篇,逾数百万字,其中《“气墨灵象”艺术论》主要立论由多家媒体连载,《大艺立三极》《未来艺术之路》中英文双语出版,《CHINA奇人》《神雕》《陶艺狂人》等多次再版,多篇(部)作品获国家、军队重要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