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象貫古今，哲慧照詩魂
——呂國英哲慧詩章的終極超越與人類詩史學意義
莊鴻遠
詩者，天地之心，文明之脈。自中西詩歌濫觴以來，從《詩經》的質樸詠歎到《荷馬史詩》的雄渾敘事，從唐詩宋詞的意境氤氳到西方象徵主義的晦澀哲思，詩歌始終以語言為舟，承載著人類對宇宙、生命、人性的終極叩問，書寫著不同文明的精神圖譜。數千年來，中西詩歌循著各自的軌跡演進，既有殊途異趣的審美範式，亦有殊途同歸的精神追求——對“美”的極致探尋，對“真”的永恆堅守，對“慧”的無限嚮往。而在當代詩壇，文藝理論與藝術批評家、“氣墨靈象”理論創立者、“哲慧詩派”奠基者呂國英先生，以兩千餘首哲慧詩章為載體，熔鑄古今中西之智，貫通詩藝哲思之境，以“氣墨”為骨、“靈象”為魂、“哲慧”為核，不僅完成了對中西詩歌傳統的創造性超越，更構建了一套引領詩歌未來的審美體系與創作範式，為陷入迷茫的當代詩歌，點亮了一盞通往精神高地與審美新境的明燈。
詩史座標：在“象”的迭代中確立“靈象”為審美遠方
回望中西詩歌史的漫長演進，本質上是一場“象”的迭代史與“慧”的昇華史，而呂國英先生的“氣墨靈象”理論，正是對這場千年演進的終極總結與時代突破，為哲慧詩章的創作奠定了堅實的理論根基。
中國詩歌的審美脈絡，始終圍繞“象”的建構展開：從《詩經》“賦比興”的具象描摹，到楚辭“香草美人”的意象寄託，再到唐詩宋詞“意境交融”的抽象昇華，最終走向元明清詩歌“情景理”合一的真象探尋，形成了“具象—意象—抽象—真象”的遞進軌跡，而這一軌跡的終極指向，正是呂國英先生所宣導的“靈象”之境。中國傳統詩論中，謝赫“氣韻生動”的畫論精髓、王夫之“情景合一”的詩學主張、葉燮“才膽識力”的創作論，都蘊含著對“氣”與“靈”的追求，卻始終未能將其系統化、體系化，未能突破“形”與“象”的桎梏，未能實現從“藝”到“道”、從“審美”到“哲思”的終極躍升。呂國英先生深耕中國傳統文藝理論，挖掘“氣”作為宇宙本源、“墨”作為藝術載體的核心內涵，提出“氣墨”為筆墨演變的最高境界，是“氣·墨合一”的藝術形態，從線墨、意墨、潑墨的層層遞進中，實現天地人跨時空的精神融合；“靈象”則是“靈·象合一”的至美之境，是多層次天人合一的藝術大美，歷經具象、意象、抽象、真象的淬煉，成為藝術之象的終極歸宿，完成了對中國傳統詩學“象”論的系統性重構與昇華。
反觀西方詩歌史，其演進軌跡則呈現出“哲思”與“形式”的雙重突圍：從古希臘詩歌對宇宙秩序的理性追問，到中世紀詩歌對神性信仰的虔誠讚頌，再到文藝復興時期對人性解放的熱情謳歌，從浪漫主義對個體情感的極致抒發，到象徵主義、現代主義對抽象哲思的刻意追求，西方詩歌始終在“理性與感性”“神性與人性”“形式與內容”的張力中前行。艾略特以《荒原》解構現代文明的虛無，將西方現代哲學的思辨融入詩行，卻陷入了悲觀主義的泥潭；龐德宣導意象主義，追求“以少勝多”的詩性表達，卻局限於形式主義的桎梏，未能實現“哲思、詩藝、審美”的有機統一。西方詩歌的困境，本質上是“象”的碎片化與“慧”的片面化——要麼重哲思而輕詩美，要麼重形式而輕靈魂，要麼重個體而輕宇宙。
而呂國英先生的“氣墨靈象”理論，恰好為破解這一困境提供了全新的思路：“氣墨”作為詩性表達的物質載體與語言媒介，打破了傳統筆墨與西方詩歌形式的局限，將自然之氣、人文之氣、宇宙之氣熔鑄於文字符號，實現了詩歌語言表現力的無限拓展；“靈象”作為詩性表達的終極旨歸，將西方詩歌的理性哲思與中國詩歌的審美意境融為一體，既承載著對宇宙規律、人性本質的理性追問，又蘊含著“天人合一”的東方智慧，實現了“哲思的深度、詩藝的美感、靈魂的溫度”的三重統一，完成了對西方現代詩歌的批判性吸納與超越，構建起中西融合、古今貫通的詩學新體系，為當代詩歌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理論奠基：從“氣墨靈象”到“哲慧詩派”的體系性建構
呂國英先生的獨特之處，在於他首先是文藝理論家，其次才是詩人。他的哲慧詩章並非零散的情感抒發，而是其“氣墨靈象”美學理論的系統性實踐。他所創立的這一理論體系，包括“靈象”是“象”的遠方、“氣墨”是“墨”的未來、“氣墨靈象”形質一體互為形式內容、“藝法靈象”揭示藝術終極規律、美是“氣墨靈象”、“氣墨靈象”超驗之美等一系列立論，為哲慧詩派提供了堅實的學理支撐。
這種理論與實踐互證的創作方式，在詩學史上是罕見的。正如但丁的《神曲》承載著中世紀的神學宇宙觀，艾略特的《荒原》浸透著現代文明的幻滅感，呂國英的哲慧詩章是其“氣墨靈象”理論的詩化呈現。他在《如氣化墨妙》中寫道：“如氣化墨妙，載靈承象真。萬有殊美醉，天我逍遙神”。這二十字以道家“氣論”為基，將藝術創作解構為宇宙元氣的物質顯化，墨蹟不再是單純的視覺符號，而是承載著“道生一”的創世記憶；“載靈承象真”則構建了多維認知框架——藝術形式既是對物象的忠實摹寫（承象），又是主體精神的對象化投射（載靈），更是突破表像直指本真的哲學實踐（求真），恰似海德格爾“藝術即真理自行置入作品”的東方注解。在《若化天我皆氣墨》中，“若化天我皆氣墨，此在境界臻靈象”直接將理論命題融入詩行，實現了“詩”與“思”的完美交融。這種體系性的創作，使哲慧詩派不是簡單的風格流派，而是有理論根基、有創作實踐、有審美理想的完整詩學範式。
尤為值得關注的是，呂國英提出“詩貴哲慧潤靈悟”的詩學宗旨，將“哲慧”定位為詩歌的靈魂所在。這種“哲慧”，不是西方哲學的生硬移植，也不是中國傳統哲學的簡單複刻，而是立足中西哲學精髓、結合當代人類精神困境提煉出的“超越性智慧”，一種“真善美愛的終極融合體”的精神追求。這使得他的詩作既有別於傳統詩歌的“詩言志”與“詩緣情”，也超越了西方現代詩歌的“詩即思”，開創了“詩融哲慧潤靈悟”的全新詩境。
歷史批判：以詩為史的文明反思與人性寓言
呂國英的哲慧詩章，以冷峻犀利的筆觸直指人類文明的病灶，形成一種“史詩性寓言”風格，其歷史批判的力度堪與古今大家對話。
戰爭與貪婪的末日圖景：《人類賦》與《人類主義贏》是呂國英先生書寫人類命運的雙璧，一以鋪陳見長，一以凝練取勝，共同構建起關於戰爭與貪婪的末日圖景。
《人類賦》以五言長詩、複字疊詞的恢宏體量，完成對人類文明史的哲學性回望。開篇“幽幽元命基，茫茫化生奇。遙遙求存競，迢迢九域徙”，以“幽幽”“茫茫”“遙遙”“迢迢”四組疊詞，將人類從生命起源到遷徙四方的漫長歷程濃縮於二十字中，其時空跨度之巨，堪與《詩經·綿》“綿綿瓜瓞”的開篇氣魄遙相呼應。繼而“渾渾言文殊，漫漫色貌離。恂恂疑蔔蒙，惶惶族類棲”，以“渾渾”“漫漫”“恂恂”“惶惶”勾勒出文明初開時人類在蒙昧與恐懼中尋求棲居的精神圖景，層層推進，環環相扣。
中段筆鋒陡轉，直指文明演進中的暴力本質：“眈眈覬覦圖，悍悍群狼時。洶洶帝國魔，咄咄任誰敵。赫赫霸淩狂，赳赳殺器極。蠻蠻強權傲，橫橫唯利洗。駭駭同類殘，羸羸視螻蟻”。從“眈眈”“悍悍”到“洶洶”“咄咄”，從“赫赫”“赳赳”到“蠻蠻”“橫橫”，再到“駭駭”“羸羸”，詩人以十組疊詞排山倒海般傾瀉而出，將帝國爭霸、軍備競賽、強權橫行、同類相殘的暴力圖景層層推演，其批判力度之猛，直追杜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沉痛，而其意象的密集與節奏的急促，更在現代詩學維度上實現了對古典賦體的創造性轉化。至“哀哀智慧窮，恐恐欲惡癡。悠悠人文疊，弱弱幾毀岌”，詩人筆鋒從外部批判轉入內在反思——智慧何以窮途？欲望何以成癡？人文積澱何以屢屢瀕臨毀滅？這一連串詰問，將批判的鋒芒從暴力表像深入人性根源。
下闋以“浩浩活尊拚，拳拳恥雪疾。複複何其終，劍劍豈化犁。窮窮弄巨毀，念念制衡機。苦苦聯國虛，危危同盡啟”繼續推進，從民族復仇到軍備競賽，從制衡幻想到聯合國困境，層層剝開現代文明的制度性困局。直至“瀚瀚宇空邃，玄玄無窮謎。預預究萬載，夢夢寓外期”，詩人將目光從地球投向宇宙，在浩瀚星空下反觀人類文明的渺小與荒誕，其宇宙視野之開闊，堪比陳子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蒼茫，卻更具航太時代的空間意識。
末段收束於希望：“空空小村懸，惺惺共命居。冥冥星外殖，渺渺不可及。唯唯人類和，由由自若息。畏畏唯家園，婪婪斷舍離。源源任演長，然然試玄疑。融融覺大同，款款相攜祺”。“空空小村懸”將地球置於宇宙虛空，以“懸”字點出生存的脆弱性；“惺惺共命居”化用佛家“惺惺”之語，意指人類當以覺醒之姿共處命運共同體；“唯唯人類和”與“融融覺大同”遙相呼應，最終以“款款相攜祺”收束全詩，在經歷了對暴力史的沉痛回望後，為人類指明“和融共生”的救贖之路。全詩五言百句，三十八組疊詞貫穿始終，每一組疊詞都是一重意境的疊加、一層哲思的推進，形成了複字詩史上罕見的“疊詞長河”奇觀，其形式本身就是對人類文明複雜性的隱喻——在重複中演進，在演進中重複。
《人類主義贏》則以五言二十二句的精悍體量，完成對人類命運的濃縮書寫。此詩可視作《人類賦》的思想綱領，二者形成互文。“春秋儀戰決，戰國詭道行”開篇即以春秋戰國的歷史切片，揭示戰爭形態從“儀戰”到“詭道”的演變；“冷器愈兵刃，爭雄尤血腥。熱降極武烈，兩戰屠億靈”更將人類暴力史濃縮於四句之中，“熱降極武烈”五字，從冷兵器到熱兵器的演進、從常規戰爭到世界大戰的升級，盡在其中。中段“貪婪孽狂魔，欲壑終難平？巧取豪奪盡，船堅炮利凶。拉幫結私圈，自由價值名。圖霸無底線，唯我任橫淩”將批判鋒芒直指現代帝國的霸權邏輯，以“自由價值名”五字撕開意識形態的虛偽面紗，其批判力度之犀利，堪比魯迅“揭開面具，露出真相”的冷峻。末段“人文瞻大同，致遠問明徑。智慧究超越，和融藉共生。各美其美妙，人類主義贏”以五句收束，從“大同”的理想指向“和融”的路徑，最終以“人類主義贏”的宣言式結尾，完成了從批判到建構的詩性飛躍。此詩雖未使用傳統複字詩的單字複遝形式，卻以“貪婪”“欲壑”“圖霸”“橫淩”等核心意象的反復叩問，實現思想層面的“概念複遝”，與《人類賦》的疊詞長河遙相呼應，拓展了複字詩的表現邊界。
兩詩並觀，《人類賦》以鋪陳見長，百句疊詞如江河奔湧，在歷史的縱深中展開文明的複雜圖景；《人類主義贏》以凝練取勝，二十二句如刀鋒銳利，直刺現代文明的病灶核心。二者一縱一橫，一放一收，共同構建起呂國英對人類命運的哲學審視：其批判的力度，直追艾略特《荒原》對現代文明的解構；其建構的維度，則以“和融共生”的東方智慧超越西方現代主義的虛無，既是對亨廷頓“文明衝突論”的詩學回應，亦是對《禮記·大同篇》的現代重構。
權力與制度的深層拷問：在《故宮》中，呂國英以凝練語言濃縮明清兩朝六百年歷史：“六百年雄踞，兩個王朝賡續，二十四位帝王接力，一座人文殊跡。千載帝制，君主無上。皇宮家國世襲宰，王朝更替金城遺。明清未遠，時空猶迷離。生滅有無真問虛？百感交集！ ”此詩通過時空交錯的視角展開對帝制文明的哲思性批判。“二十四位帝王接力”以數字具象化王朝更迭的迴圈性，“皇宮家國世襲宰”揭露家國同構的專制內核，“金城遺”暗指紫禁城等帝王遺跡，既象徵文明遺產的輝煌，亦隱喻權力結構的固化。“生滅有無真問虛”以道家哲學中的“有無之辯”解構歷史敘事，將帝制興衰納入宇宙觀照，體現了其詩作“透表洞真、攀維問遠”的特點。而在《任性極弄權》中，“任性極弄權，縱狂窮堆金。內卷苦空耗，躺平閑滅瀕。問變何企遠？命奪禍比鄰”以五言短章解剖現代文明病灶，上闋四句直指權力異化、資本擴張、惡性競爭、消極對抗四重症候，下闋以哲學詰問收束，構成文明存續的終極叩問。
民生與制度的悲憫關懷：在聚焦當代房地產亂象的詩作中，“官商吸血樓事乖，芸眾迭代苦徘徊。六老刮骨拼首付，命抵房貸未暮衰。居者有屋千載政，今朝殊患尤可哀。去金慎市究惡制，何愁人丁不復來？ ”以“吸血”隱喻官商利益集團對民眾財富的掠奪，“六老刮骨拼首付”化用“掏空六口袋”的現實困境，以“刮骨”的痛感強化普通家庭為購房耗盡積蓄的慘狀。“命抵房貸未暮衰”揭示房貸壓力對個體生命力的透支，呼應“綁命半輩子贖房貸”的生存焦慮；“居者有屋千載政”追溯古代“安居”為治國之本的傳統，反襯當代住房政策異化，形成歷史縱深的批判張力。這種批判與《貧洗傾海盡》中“貧洗傾海盡，富金累疊山。俯仰顯尊卑，懸殊罪惡源。人道法天道，易秩終問變”形成互文——詩人以“傾海盡”與“累疊山”的誇張意象將貧富差距推向極致，“懸殊罪惡源”直指社會矛盾根源，“易秩終問變”以歷史演進視角暗示社會變革如同自然規律般不可阻擋。
人性叩問：悖論修辭中的辯證哲思與存在追問
呂國英對人性的剖析，常以悖論式修辭展現辯證哲思的深度，在古今中外的思想星空中劃出獨特軌跡。
人性與獸性的辯證糾纏：複字詩《人異人性殊》中“人恐縱性獸，獸悲自性人”以悖論式修辭，將人性與獸性的辯證糾纏具象化——人因放縱獸性而恐懼淪為野獸，獸因模仿人性而悲哀失去本真。這既與莎士比亞“人是萬物的尺度”形成跨時空辯難，亦堪稱尼采“超人哲學”的東方變奏，既揭示了人性的複雜與矛盾，又指明了人性超越的路徑——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實現人性的淨化與昇華。在《苟且失遠方》中，“忍辱拋尊嚴，怯懦恥冀求”直指精神萎靡的社會病灶，延續了魯迅《野草》的“抉心自食”，卻以“乘願蘊九酬”的理想信念超越絕望。
存在與本真的哲學追問：《時去萬般皆同寂》以七言四句構建時空二元辯證：“時去萬般皆同寂，運來乾坤任縱橫。非是此在無常宰，唯緣化變未識窮”。首聯中，時間維度下萬物終歸沉寂（“寂”），機遇維度中天地盡可馳騁（“縱橫”），暗合道家“靜極生動”之旨；頸聯以否定之否定的哲思方式解構無常宿命論——並非存在受制於無常（“非是此在無常宰”），實因認知未達化變之窮極（“唯緣化變未識窮”）。全詩在佛道哲思中注入海德格爾式存在主義追問，以“寂”與“縱橫”的張力、“宰”與“化變”的博弈，構建起動態的宇宙認知模型，彰顯東方智慧中“即體即用”的超越性思維。
異化與自由的當代省思：《行》以八行短詩構建完整的領導力哲學體系：“先讓自己相當行，必然有人說你行。說你行者非常行，沒人閑言你不行。以行凝聚更多行，你說誰行誰就行。擘畫江山縱諸行，笑傲乾坤逾我行”。詩中“行”字歷經七次嬗變——從動詞到名詞、從個體到群體、從能力到權威，在重複中完成哲學意涵的核裂變。這種“概念複遝”的新範式，突破了傳統哲理詩的比興套路：與儒家對話，突破“達則兼濟”的線性邏輯，提出“行—被見行—聚眾行”的量子躍遷模型；與存在主義對話，在薩特“他者即地獄”的命題上建構新解——他者評價非但不是牢獄，反而成為驗證主體性的測量儀；與量子力學對話，詩中隱現“觀察者效應”的哲學投射，“你說誰行誰就行”揭示領導力本質即創造新的現實觀測框架。
宇宙追尋：從“天問”到“靈象”的終極超越
呂國英的詩思，不僅駐足人間煙火，更遨遊於浩瀚宇宙，在追問星外之秘中探尋生命歸宿與文明未來。
宇宙奧秘的詩性叩問：《天問追星外》中“瀚瀚宇空邃，玄玄無窮謎”對宇宙奧秘的追問，與但丁《神曲》三重境界的宇宙觀照異曲同工，但摒棄了基督教救贖敘事，代之以“試玄疑”的科學探索精神。《冥冥星外殖》以科幻意象探討人類殖民外星的倫理困境，可比艾米莉·狄金森對未知的敬畏，卻更具東方“生生之道”的宇宙關懷。
智慧譜系的靈象建構：《智賦》以“智有七重，梯入穹蒼”開篇，將抽象的智力譜系化為七重可感可觸的生命境界，從“弱智”的塵泥胚芽直至“玄智”的天道穹蒼，層層剝開人性的複雜光譜。這種將東方“道法自然”的終極智慧與西方“理性認知”的科學精神融為一體的嘗試，探尋宇宙與生命的終極真理，實現了“詩與哲”的完美交融。
天人合一的超驗之境：《魚忘江湖人忘道》以四行二十八字的極簡架構，完成從個體覺醒到文明重構的哲學躍升：“魚忘江湖人忘道，天我為一萬有通。各美其美美自在，美美逾美美和融”。首句以反邏輯的悖論開啟哲思，表面是莊子“相忘於江湖”的轉寫，實則通過雙重否定完成對存在本質的追問——當魚捨棄賴以生存的江湖、人脫離既定思維範式，反而觸及更本真的生存狀態。“各美其美美自在”突破傳統主客二分的審美模式，既強調審美主體性的確立（自創自賞），又暗含審美間性的覺醒（互賞互鑒）。末句“美美逾美美和融”將費孝通“美美與共”理論推向新高度，不是簡單的文明共存，而是通過創造性轉化實現文明形態的迭代升級，暗合雅斯貝爾斯“第二次軸心時代”的預言，在數字文明與生態文明的交匯點上，展現出東方智慧對全球文明轉型的啟示價值。
形式革命：從三言到九言的“句式博物館”與“概念複遝”新範式
呂國英的詩體創新，堪稱對古典形式的“創造性背叛”。他既創作五言、七言等傳統規整詩體，也大量嘗試三言、四言、六言、八言、九言乃至現代雜言長詩，複字詩更是堪稱一絕。這種全方位的詩體實驗，構建了一座可供後世揣摩的“句式博物館”。
八言詩的凝練莊重：八言詩自古稀見，因其節奏不易把握、對仗尤難工穩。呂國英先生卻以此險仄詩體，承載深邃哲思，形成獨特的“八言哲詩”範式。《黑夜白晝盲者皆昧》以八言八句構建起人類認知困境的全息圖譜：“黑夜白晝盲者皆昧，真理謊言無知盡同？”開篇即以悖論式詰問撕開認知的面紗——盲者不見黑夜亦不見白晝，真理與謊言在無知者眼中竟可等同，這種將感官局限與認知謬誤並置的修辭，直指人類理性的邊界。“野蠻文明愚蠢非異，正義邪惡利益中平？”更進一步，將文明與野蠻、正義與邪惡這些看似對立的範疇，置於“愚蠢”與“利益”的天平上重新稱量，揭示出價值判斷背後權力與欲望的隱秘運作。下闋“人治法制奴性無謂，假醜真善自戀鹹衡”將批判鋒芒指向制度與人性的深層糾纏——人治與法制在奴性面前失去分野，真善美醜在自戀的天平上等量齊觀，這種“去差異化”的認知批判，直指後現代語境中價值虛無的精神病灶。末四句“穹官小吏貪腐俱獵，懸殊不公忍耐無窮？貧窮豪富唯私均惡，宏圖微志失踐全空”將批判半徑從認知領域拓展至社會現實：從官場貪腐到貧富懸殊，從制度不公到理想失落，層層遞進，環環相扣，最終以“百年一日何度悉度，非我如我愈反終通”作結，在時間哲學的維度上完成對存在意義的終極追問。全詩八句，句句詰問，卻無一問號，以陳述句式包裹尖銳批判，形成“冷峻的熱忱”這一獨特的修辭風格，其思想密度與藝術張力，堪稱八言詩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
《達治不待》以八言四句濃縮政治哲學的深邃思考：“達治不待打虎拍蠅，清明最忌公權失衡。善以完制雕造人性，何患劣幣逆汰殊英。”首句“達治不待打虎拍蠅”以反常識的命題開啟哲思——真正的良治不在於運動式反腐的聲勢，而在於制度本身的健康運轉；“清明最忌公權失衡”直指政治文明的核心命題，將“清明”這一傳統政治理想與現代分權制衡理念熔鑄於一爐；“善以完制雕造人性”更將制度建設的目光從權力制約拓展至人性塑造，揭示出“完制”與“人性”之間的辯證關係——好的制度不僅能約束權力，更能雕琢人性、涵養德性；末句“何患劣幣逆汰殊英”以反問收束，將經濟學“劣幣驅逐良幣”的定律引入政治哲學領域，在質疑中完成對制度自信的詩意表達。全詩四句，層層遞進，從反腐表像深入到制度本質，從權力制約拓展至人性雕琢，在八言的極簡形式中完成了對政治哲學核心命題的系統性思考，既承襲了漢賦的鋪陳氣勢，又注入現代哲學的思辨深度，在古典形式中實現現代精神的爆破。
四言詩的簡勁深邃：四言詩自《詩經》後漸成絕響，因其音節短促、難以承載複雜情感。呂國英先生卻以四言體書寫哲思，在極簡形式中開掘無限深意。《詩酒當歌》僅三十二字，卻完成從個體生命到宇宙天道的哲學躍升：“詩酒當歌，縱橫捭闔”開篇即以豪放之姿突破時空局限，將詩性與酒神精神融為一體；“華髮雖染，又奈我何？”以反詰語氣化解歲月滄桑，彰顯生命意志的昂揚；“悠然行願，窮通幾多”在“悠然”與“行願”的張力中，呈現儒家進取精神與道家超然態度的辯證統一；末句“殊命弘道，天緣誰奪？”更將個體命運提升至宇宙天道的高度，以反詰語氣完成對存在意義的終極肯定——短短三十二字，既有李白的豪放，又有蘇軾的曠達，更有莊子的超越，將中國文人“外儒內道”的精神傳統凝練為四言八句的哲思晶體。
這種在極簡形式中開掘無限深意的能力，使呂國英的四言詩成為《詩經》之後四言詩體的一次重要復興。其四言諸作，或詠懷言志，或體道悟真，無不以短章承載深思，以簡勁蘊藉豐沛，在古典形式的現代轉化中開闢出新的審美空間。
三言詩的節奏張力：三言詩自古多為童謠民諺，鮮有登大雅之堂者。呂國英先生卻以此短促詩體書寫重大題材，在節奏的張力中開鑿哲思的深度。《蒼宇詭》以三言三十句的體量，完成對自然災害與人類命運的史詩性書寫：“蒼宇詭，天象奇。煙花狂，飛雨極。澤國駭，諸靈逸”——開篇六句以極簡語言勾勒出臺風“煙花”肆虐的駭人景象，每句三字，節奏急促如鼓點，營造出災變來臨的緊張氛圍。“何勝天，鯀禹繼”一轉，將當代抗災與上古神話並置，在歷史的縱深中啟動“人定勝天”的民族記憶；“無主宰，誰曾祈。向死生，危難逆。握命運，終不離”更以短促節奏書寫人類在絕境中的抗爭意志，每句都是一個哲學命題的濃縮：從“無主宰”的無神論立場，到“向死生”的存在主義姿態，再到“握命運”的主體性覺醒，層層遞進，環環相扣。末段“悲愴歌，鬼神泣。芸芸痛，何平愈？天人禍，孰宰席？！”以一連串詰問收束，將個體苦難昇華為人類命運的終極追問，其思想力度直追屈原《天問》。全詩三十句，句句三言，卻無一句重複、無一句空泛，在極短的節奏單元中承載極其密集的思想內容，創造了三言詩史上罕見的“短章巨制”。
雜言詩的自由氣象：雜言詩自古最具自由精神，從李白《蜀道難》到蘇軾《水調歌頭》，莫不以參差錯落的句式營造跌宕起伏的情感波瀾。呂國英先生的雜言詩繼承這一傳統，更注入現代哲思的深度。《天未曉》以三言、四言、五言的錯落組合，書寫求道路上的孤獨與超越：“天未曉，君行早。繁星彌穹，北斗不言耀”——上闋以三言起筆，急促中見執著；轉入四言五言，舒展中見深邃。“路玄杳，足征少。水盡山窮，極處醉觀妙”——下闋以“路玄杳”呼應“天未曉”，以“足征少”呼應“君行早”，在重複中推進主題；末句“極處醉觀妙”以五言收束，在“水盡山窮”的絕境中開出“醉觀妙”的超越之境，暗合王國維“三境界”說的最高境界。全詩十二句，句式三變，節奏三轉，在形式的變化中完成從求索到頓悟的精神歷程，將中國文人“路漫漫其修遠兮”的求道傳統與海德格爾“向死而生”的存在哲學融為一體，創造出雜言詩的新境界。
這些雜言詩作，句式自由而法度自嚴，情感奔放而哲思深蘊，在形式與內容的張力中實現了詩歌精神的當代復興。其雜言之於呂國英整體創作，猶如《天問》之於屈原、《逍遙遊》之於莊子——以最自由的體式承載最超越的哲思，在形式的解放中完成精神的遠征。
複字詩的哲思昇華：複字詩自古有之，多以文字遊戲見長。呂國英先生卻將這一邊緣詩體提升至哲學思辨的高度，創造了“概念複遝”的新範式。《春去春來春迭春》通過“春”“花”“歲”等字的複遝，將時間迴圈的宿命感與生命輪回的禪意交織，既承王維“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的空靈，又注入存在主義的焦慮。《行》中“行”字七次嬗變，在重複中實現哲學意涵的核裂變，將量子物理、儒家心學與後現代管理理論熔於一爐。《人異人性殊》以“人”“性”“獸”等字的複遝，層層剝開人性的複雜光譜，在悖論中構建人性辯證的哲學模型。《人類賦》以三十八組疊詞貫穿百句，形成“疊詞長河”的奇觀，每一組疊詞都是一重意境的疊加、一層哲思的推進，其形式本身就是對人類文明複雜性的隱喻——在重複中演進，在演進中重複。《人類主義贏》雖未使用傳統複字詩的單字複遝形式，卻以“貪婪”“欲壑”“圖霸”“橫淩”等核心意象的反復叩問，實現思想層面的“概念複遝”，拓展了複字詩的表現邊界。
尤為值得關注的是，這種形式探索並非為形式而形式，而是以哲思統攝形式，實現“理趣”與“詩美”的統一。呂國英提出“詩貴哲慧潤靈悟”的創作理念，強調哲思為詩之靈魂，讓詩不僅是情感的宣洩，更是智慧的結晶。這使得他的詩作既承襲傳統詩體的凝練莊重，又注入現代哲思的深邃，在“舊瓶”中釀出“新酒”，在傳統形式中實現現代性爆破。
未來啟示：為迷失的詩歌點亮“靈象”之燈
當代詩歌陷入雙重困境：一方面，過度世俗化使詩失去精神高度，淪為日常絮語；另一方面，過度晦澀使詩失去讀者，成為小圈子的文字遊戲。呂國英的哲慧詩章，為突圍提供了深刻啟示：
“超驗審美”的實踐：通過“氣墨靈象”將詩歌從“摹寫現實”提升至“創造靈境”，讓詩重新擁有精神的高度。這種超驗審美，既是對康德“審美無功利”的當代回應，更是對東方“天人合一”的現代啟動。
“哲思潤靈”的回歸：以哲思為詩之靈魂，讓詩不僅是情感的宣洩，更是智慧的結晶。在《自由靈魂道》中，“生命殊可貴，自由靈魂道”捍衛人性尊嚴，體現詩人“承載強烈憂患意識、真誠良知良能”的創作立場。
“共命美學”的構建：在《人類賦》與《人類主義贏》中，“人類主義贏”的宣言既是對亨廷頓“文明衝突論”的詩學回應，亦是對《禮記·大同篇》的現代重構，試圖以詩性智慧彌合文明裂痕。這種“共命美學”，或可視為海德格爾“詩與思”的東方實現，更是對馬爾庫塞“新感性”理論的本土化超越。
重返神聖：靈象時代的審美遠征
呂國英的哲慧詩章，是一場以漢字為舟、以哲思為帆的精神遠征。他以“氣墨”破時空之障，以“靈象”立審美之極，在古今中外的詩學星空中劃出一道璀璨軌跡。其詩作既是對《文心雕龍》“神思”論的當代詮釋，亦是對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精神抵抗；既承襲《詩經》的“興觀群怨”之旨，又超越李杜的“浪漫現實”分野，更與西方現代主義的抽象哲思遙相呼應。
當技術理性日益消解詩意，當消費主義碾碎價值，當精神漂泊者找不到回家的路，呂國英的哲詩如暗夜烽火，為迷失的現代靈魂照亮重返精神原鄉的路徑。若言但丁以《神曲》終結中世紀，則呂國英哲詩或將以“靈象詩學”開啟人類審美的下一個千年。此非一人之詩，乃一個文明在裂變時代的自我覺醒與超拔——在“靈象”的照耀下，詩歌終將重返它作為“天地之心”的神聖席位，而呂國英的哲慧詩章，正是這場偉大回歸的嘹亮號角。
2026.02·北京
附
呂國英 簡介
呂國英，文藝理論、藝術批評家，文化學者、詩人、狂草書法家，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北京書法家協會會員，原解放軍報社文化部主任、中華時報藝術總監，央澤華安智庫高級研究員，創立“氣墨靈象”美學新理論，建構“哲慧”新詩派，提出“書象·靈草”新命題，抽象精粹牛文化，集成凝煉酒文化。出版專著十多部，著述藝術評論、學術論文上百篇，創作哲慧詩章兩千餘首。
主要著作：《“氣墨靈象”藝術論》《大藝立三極》《未來藝術之路》《呂國英哲慧詩章》《CHINA奇人》《陶藝狂人》《神雕》《“書象”簡論》《人類賦》《智賦》《生命賦》《中國牛文化千字文》《國學千載“牛”縱橫》《中國酒文化賦》《中國酒文化千字文》《新聞“內幕”》《藝術，從“完美”到“自由”》。
主要立論：“靈象”是“象”的遠方；“氣墨”是“墨”的未來；“氣墨”“靈象”形質一體、互為形式內容；“藝法靈象”揭示藝術終極規律；美是“氣墨靈象”；“氣墨靈象”超驗之美；“書象”由“象”；書美“通象”；“靈草”是狂草的遠方；詩貴哲慧潤靈悟；萬象皆乘願，無始證修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