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1923年夏天，因為天旱偶然的挖井，讓中國文博界，史學界永遠記住了一個不相干的鄉紳的名字——李銳。世代居住在新鄭縣南街李家樓的李銳因菜園缺水，他隨意指定了一個地勢較高，蔬菜稀疏的地方作為挖井的位置，當遇到厚厚的硬土層，他力排眾議堅持原地挖下去，這一挖不要緊，挖出了二十多件綠鏽斑斑的青銅器，李銳挑選了幾件保存完好的青銅器小心翼翼地包起來，打算將它們賣掉。當時，北洋陸軍第十四師師長靳雲鶚正在新鄭尋訪，聽說了這一消息，立刻前往李銳家，收繳並追回了部分被賣出的器物，交給當時的河南古物保管所收藏。
這批轟動全國出土的青銅器，在商周考古史上具劃時代意義，被史學界稱為二十世紀最重大考古發現之一，讓華夏為之一驚！當出土的“蓮鶴方壺”拿到倫敦去展出，也讓世界為之一震，西方人對遠古東方文明肅然起敬。遺憾的是，這次發掘前後共出土各種器物91件，卻幾乎沒有帶銘文的，墓主身份難以確定，僅含糊稱其為“鄭公大墓”“新鄭彝器”。
河南是中華民族形成和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帶，氣候溫和，物阜民豐，膏腴之地。西元前806年，周厲王少子，周宣王的兄弟——姬友於鄭（今陝西華縣的東方）建國，成為鄭國第一代君主，是為鄭桓公。
鄭國初為周王朝的畿內諸侯，周室衰微，鄭桓公積極謀尋全身之策，聽從史伯建議，利用自己王朝大臣的身份，通過向虢、鄶之君賄賂，取得十邑之地作為新鄭國在東方的立足點。
當周室東遷，鄭國的鄭武公和鄭莊公亦相繼為王朝大臣，他們常借天子之名行兼併之實，兼併了周邊的一些小諸侯國，包括虢、鄶兩國。鄭國由畿內諸侯成為畿外諸侯。從此，鄭國在中原稱雄一時，獨霸一方。開國之君鄭桓公、建立東方鄭國的鄭武公、稱霸諸侯的鄭莊公是最有作為的三代國君，稱為鄭氏三公。新鄭先後有18位國君在此建都，歷時390年。
2002年考古專家在鄭韓故城一帶又發現了1000多座墓葬，埋葬有多位鄭國國君，但十墓九空，雖然發掘出保存良好的龐大車馬坑，由於歷史上盜墓猖獗，鄭國貴族墓大量珍貴的隨葬品已不翼而飛，就連現在的新鄭博物館也沒有帶“鄭”銘文的青銅器，它們去了哪里？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十多年前，加拿大東部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小拍賣公司出現了一尊青銅卣，當年四月曾經出現過，因無人賞識而流拍，半年後又重新登場，在一堆中西古物的混搭中，估價頗高，幾經激烈競拍，被我收入囊中。
卣是商代晚期出現的盛酒禮器，用於祭祀，主要流行於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卣在盛酒器中是重要的一類，考古發現的數量很多。器形是橢圓口，深腹，圈足，有蓋和提梁；腹或圓或橢或方，也有作圓筒形，作鴟鸮形，或作虎吃人形的等等。一般說，商代多橢圓形的或方形的卣，西周多圓形的卣。西周卣承商代形制而有所變化，其中最有特色的是鳥獸形卣。臺灣收藏家曹興誠在講藝術與審美的時候說到，我們的視覺喜歡簡明而容易辨識的圖像，越簡明，我們越覺得有美感。而這件疏密得當，比例俊美，渾圓挺拔，古樸華麗。難怪曹先生會說，商周青銅器的藝術價值遠超同期其他世界古文明！
此青銅提梁卣通高35釐米，腹寬23釐米，重4.9公斤。呈橢圓形，隆蓋寬沿，腹低垂外鼓，高圈足外撇平添了穩重感。蓋頂有瓜棱圓形提鈕，提梁置於器之兩側，光素無紋，活絡提梁。蓋頂，頸部和圈足各飾一圈對稱夔龍紋。器底外側為較細密的斜網狀紋。紅斑綠鏽，猙獰燦然。特別難得可貴的是這件青銅卣蓋的內側有銘文二行八字：“鄭作氏生 考寶尊彝”，在卣的腹底內側也依稀可見筆劃痕跡，暫未作清理，應是青銅器常見的“對銘”。
這些銘文字體具典型波磔體特徵，筆道首尾出鋒，筆劃粗細寬窄不一，捺筆肥大，是西周早中期金文流行的樣式。金石銘文是尋找歷史真相的關鍵記錄，它們能拼接出歷史缺失的環節，最終破解出埋藏在大地上的古老密碼，還原出一個消失的古國，並聆聽到他們的命運悲歌。“鄭作氏生 考寶尊彝”八字應是祭辭，包括祭祀者國名，祭祀對象和器名。
第一字左邊為“鼎”，右邊為“邑”。文獻記載鄭國是個嚴肅忠孝仁義之國，鄭在卜辭中寫作“奠”，“邑”旁（也就是耳朵旁）是成為地名後加上的。“奠”在卜辭中是祭祀的酒器，後來又表示祭祀的行為。 金文與下圖的篆體接近。
第二字為“作”。不存爭議，意思不僅有“製作“的含義，還有興起，建功立業之意。
第三字為 “氏“。金文解釋說，”姓“有三義：子，族，民；”氏“有三義：人，族，邦。氏也是古代貴族標誌。最原始的”姓“”氏“分別代表了女系傳承的基因譜系和以男系傳承的基因譜系。
第四字為“生“。“鄭作氏生”可理解為：鄭國繁榮昌盛，人丁興旺。
第五字為“考“，在甲骨文中，”考“與”老“同形。轉注者，同意相受，互為通假。《新唐書》有：富貴壽考，天長地久之意。
“寶“”尊“”彝“是青銅銘文中最常出現的字，器名，珍貴重要宗廟禮器，子子孫孫永寶用。
這樣的釋讀不知是否是三千年前鑄造者的本意，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這件提梁卣在歷經了撲朔迷離的波折與昏晨無情的流離之後，終於又回到了炎黃子孫的手裏，而且，只有回歸到原來的出生地才能體現出它最大的價值。
王國維在談宋代金石學興起時說：“金石之學，創自宋代，不及百年，已達完成之域。原其進步所以如是速者，緣宋自仁宗以後，海內無事，士大夫政事之暇，得以肆力學問。其時哲學、科學、史學、美術，各有相當之進步，士大夫亦各有相當之素養。賞鑒之趣味與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與求新之念，互相錯綜……其對古金石之興味，亦如其對書畫之興味，一面賞鑒的，一面研究的也。”
清晚期，又是在中原的河南安陽小屯發現了甲骨文，考古發掘出土的甲骨超過十萬塊，其中殷商甲骨文不到5000字，但真正被釋讀出來的字數僅在1500-2000字之間，正是這些被解讀出來的文字，延續了中華五千年的文明，而沒有被外來文化中斷和淹沒。現今成熟的文字即由商代文字漸漸演變而來。除了甲骨文，還有商周金石銘文， 通解這些文字，證明今人和古人的心是相通的，通過這些文字，我們可以體會到對同一事物的相同表述，文明的延續不僅僅是證明我們和古人曾經居住在同一塊土地上。 讓殘破青銅器上斑駁的銘文與山川河湖中孕育的新生命代代相傳，逐漸重合，讓古今相通的智慧與熱血在我們心中久久回蕩，曆久彌新。
作者簡介： 高康 北京大學畢業，2002年技術移民加拿大，已退休。現任“加中文化收藏協會”會長，曾有多篇文章在《文物天地》《中國收藏》等國內外刊物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