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巴庫11月27日電 題：中國的“氣候雄心”遠勝於口號
——專訪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劉振民
中新社記者 龐無忌
氣候談判，繞不過“雄心”二字。在國際談判桌上，一國代表如果提出更有雄心的承諾，往往能贏得全場贊譽，而雄心不足者，則可能遭受抨擊。但雄心祗是靠說嗎？為何有的人認為一些西方國家雄心更大，而中國似乎不願輕易許諾很高的目標？
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劉振民近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簡稱《公約》）第二十九次締約方大會（COP29）上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表示，這種似乎存在的差異並不是因為中國雄心不足，而是由文化傳統及制度差異等形成的。
中國的氣候雄心很注重承諾的落實
劉振民曾擔任外交部副部長、聯合國副秘書長。從1996年開始，他陸續以中國代表團首席談判代表、主要成員或團長、聯合國主管經濟和社會事務的副秘書長等多種身份參與全球氣候變化談判，見證了全球氣候治理進程的演變。此番是劉振民首次以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身份出席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
劉振民說，首先，上述差異產生的原因在於西方文化更在意表達自己的觀念和想法，也不懼許諾，但對諾言是否實現並未特別在意。但中國傳統文化強調“言必信、行必果”，許諾過的就一定要做到，所以中國人許諾時非常謹慎，先要考慮能否落實。
其次，從政治體制來看，一些西方國家喜歡“唱高調”，許諾很高的目標，這是因為它們的選舉政治，政客們為了選票，討好選民，要做很多許諾。但本屆政府宣佈的決定，下一屆政府往往並不一定落實。
今年是《公約》生效30週年，這期間美國已經兩次“退群”。第一次是布什政府2001年宣佈退出《京都議定書》；第二次是2017年特朗普政府宣佈退出《巴黎協定》。如今，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美國是否會再次退出《巴黎協定》引起全世界擔憂。美國兩黨這種對氣候政策的不同取向，也造成美國應對氣候變化政策缺乏連續性，“承諾的做不到”。
但中國是共產黨長期執政，中國政府不會開“空頭支票”，“我們宣佈的措施是一定要實現的”。上述兩種因素叠加，導致中國與一些西方國家對於“氣候雄心”的表達方式看上去有差異。
全球氣候談判的兩大陣營博弈
劉振民說，回顧30多年的全球氣候多邊談判歷程，主要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兩大陣營之間的博弈。氣候談判的由來是：科學家們在20世紀80年代發現，近代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工業國家的無序排放引發大氣層溫室氣體濃度上昇，造成了影響全球的氣候變化。這一背景決定了發達國家要承擔歷史責任。
他認為，當然氣候問題不分國界，在談判伊始，各方就確定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這個原則一直沿用至今。他表示，但具體責任如何區別，就成為每次談判的核心問題。發達國家想模糊責任；而發展中國家則堅持要分清，一是歷史責任不同，二是由於發展水平不同，各國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也不同。
1990年形成了一個“77國集團和中國”的新集團。劉振民表示，新集團30多年運作有效，對於維護發展中國家利益作出了重要貢獻，特別在推動氣候變化談判、推動可持續發展、推動全球經濟合作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國應該承擔何種責任？
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綜合實力的提昇，國際上希望中國在氣候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的聲音更多。
對於中國的角色，劉振民表示，首先，中國自身的能源轉型還面臨很大的壓力，需要投入巨額的資金來做自己的事。中國要構建一個以清潔能源、可再生能源為主導的能源體係。截至2024年9月底，中國可再生能源裝機約占總裝機的54.7%，雖然近些年保持高速增長，但還不能保證中國國內的能源供給需求。據能源部門預測，要實現碳中和目標，到2050年，中國可再生能源裝機要達到80%左右，這也意味著巨額的資金需求。
其次，考慮到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根據《公約》及其《巴黎協定》，中國並不像發達國家那樣承擔向國際社會提供氣候資金援助的法律責任。但中國一直在通過南南合作等平台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幫助。官方數據顯示，2016年以來，中國提供並動員南南合作項目資金超過1770億元人民幣。
更為重要的是，劉振民強調，中國形成了全球最大的新能源產業鏈，大幅降低了全球新能源利用成本，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可負擔得起的可再生能源技術與產品選擇，這本身就是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巨大貢獻。
過去一年來，有西方政客炒作中國新能源產品“產能過剩”，但國際機構、發展中國家大都發聲批評這種說法，從全球能源需求和能源轉型需求出發，中國的新能源產能是重要的基礎和保障。
此外，劉振民介紹，在本次締約方大會期間，中國發佈了《早期預警促進氣候變化適應中國行動方案（2025-2027）》。在這個行動方案下，中國將在未來兩年發射三顆風雲號氣象衛星，將會密切跟蹤亞洲、非洲及西太平洋地區的氣象和氣候變化，以便及時為有關國家和地區提供早期預警服務。這也是中國對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提供的切實幫助。
全球合作面臨歷史性挑戰
日前閉幕的COP29設立了到2035年發達國家提供每年至少3000億美元的資金目標，用於支持發展中國家氣候行動。但多個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團表示對這一資金目標深感失望。
為何COP29難以達成更有雄心的共識？劉振民表示，這背後實際上反映了全球合作遇到歷史性挑戰。事實上，COP29開幕之時就籠罩在地緣政治衝突加劇的陰影中。劉振民指出，美歐等發達經濟體未能如同歷史上部分大會期間那樣發揮重要推動作用。
目前全球經濟仍處於低增長階段，各國經濟還沒有完全從幾年前的全球新冠大流行和世界經濟危機中恢復，很多領域也還沒有恢復到疫情前水平。
另外，不少發達國家不得不將本可以用於應對氣候變化的資金用於支持應對地區衝突等其他事項，導致氣候議題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同時，需要看到，近些年，不少發達國家動輒採取單邊措施、徵收高額關稅，這不僅影響全球經濟恢復，也影響到全球能源轉型的進程。這些背後的深層次問題，均對COP29產生一定影響，需要國際社會多方面解決。（完）
來源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