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歷史上從來不乏改革，改革成功的案例讓人拍案叫好，改革失敗的案例則讓人扼腕歎息。改革應當因何而動？這個問題不僅是我們啟動任何一項改革的深刻動因，也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改革成敗。本文認為，歷代變法與今日改革或有相通之處，變法、改革要因時而動而不是因利而動，方能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獲得改革的成功。
1.歷代變法與改革：因時而動與因利而動的利弊
中國歷史上，舉凡變法或改革，因時而動者不僅改革成功而且總體上能做到利國利民。
秦孝公時，列國爭雄，秦國偏居一隅，國力羸弱，時勢逼迫不得不改；衛鞅入秦，孝公以為相，號曰商君。商君治秦因時而動，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期年之後，秦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強大，諸侯畏懼。設若商鞅變法只因利而動，則可能攝於秦國廟堂的貴族利益而出臺一些短期政策維持秦國舊制，那麼廢井田，爵軍功，改戶籍，施連坐，推縣制，重農耕，統稅租等在戰國時期具有跨時代意義的重大改革舉措在秦國就無法施行，因利而行之所以不能把握國家面臨的時勢，其利是少數人利益或短期利益，於國家而言則喪失改革強大的機遇，長期的國家利益必定受損。
宋神宗時，王安石變法，其主要目的是解決當時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北宋當時面臨的時勢乃是：外敵的侵擾給北宋政權帶來巨大的生存壓力，與東北邊境的契丹族和西北邊境的黨項族連年發生戰爭，但由於北宋政治腐敗和軍隊軟弱渙散，雖然耗費了巨額的財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敗告終；同時，連年戰事和頻繁的自然災害造成財政虧空，迫使政府不斷增加賦稅，給民眾造成沉重負擔，各地怨聲不斷；農民由於沒有生路，紛紛揭竿而起。王安石提出全面改革的想法，指出“治國之道，首先要效法先代，革新現有法度”，並勉勵神宗效法堯、舜，簡明法制。王安石認為：北宋貧苦，不在開支過多，而在生產過少；農民貧苦和不能從事生產，一方面是由於官僚富豪兼併了大量土地，另一方面是由於政府把繁重的徭役加在農民身上。因此，最好的理財富國之路，是依靠天下所有的勞動力去開發自然資源，是積極開源，而不是消極節流。王安石因時而推改革，北宋的政治和軍事上的強化，增強了中央集權，抑制了地方割據勢力；經濟上的改革措施如青苗法、均輸法等在初期取得了顯著的經濟效果，例如增加了國家稅收，促進了農業生產和商業活動；教育科舉制度整頓了各級學校，為社會培養了大量的人才；思想上其改革理念和部分措施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設若王安石只因利而行推動改革，則北宋文官勢力、守舊派及地方豪強鄉紳的利益則可能被排在改革優先序的第一位，那麼冗官冗兵無法裁撤，青苗法對農民利益的保護也可能因為地方官員執行過程中的怠政懶政行為而被拖延，北宋“積貧積弱”的現狀肯定更加惡化。當然，改革的後期，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派因只從自己利益考慮，而不以改革大局為重，結果使參與變法的人員鬧得四分五裂，同時也失去了神宗的支持，改革以王安石兩次罷相而告終。這不能不說是前期因時而動獲得成功，後期因利而動招致失敗的典型了。
明代萬歷年間，張居正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深刻的改革。政治上，整頓吏治，打擊庸官，制定考成法，淘汰不稱職的官員；加強中央集權，強化內閣權力，有效運作中央與地方。裁撤冗官冗員：通過清丈土地和改革賦役制度，減少政府機構中的冗官冗員，提高行政效率。考試制度改革：提倡實用主義，減少論資排輩，大膽任用人才。經濟上，實行一條鞭法，將各州縣的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征合併為一條，按畝折算繳納銀兩，簡化了稅制，方便徵收稅款，同時使地方官員難以作弊，增加了國家的稅收。同時清丈田畝，查出並徵稅隱瞞的土地，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張居正一改封建社會幾千年來重農抑商的傳統，實施了有利於農業和商業發展的厚農資商與厚商利農政策。軍事方面，外示羈縻，內修守備：通過加強防務，提高了軍事實力等。張居正的改革在明中晚期他所能決策的範圍和整個社會的氛圍來講是相對進步的，既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晚明危機，抑制了宮廷消費，緩和了社會矛盾，也有效抵禦了外侮。其時與勢的根本在於，把明代已近腐朽的官僚系統進行了財政規範，提高了國家財政收入，增強了中央和地方行政效率。設若張居正只因利而動推進改革，則可能會繼續照顧相當數量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明朝內部的貪腐和經濟環境的惡化將無可阻止，改革也必然流於形式甚至一切照舊。
清代光緒時期，康有為梁啟超推動了戊戌變法。康梁將西方的政治學說與儒家思想相結合，利用孔子的權威來論證資產階級維新變法理論的合理性，從而推動了戊戌變法的實踐。他們的思想不僅繼承併發展了早期維新思想，還集成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精華，表明中國思想領域發生了重大變化。撇開其學說過度偏向西方的謬誤，單就其變法採用理論先行的舉措，則是值得今天的改革學習的。從戊戌變法的改革所得來看，它是一次資產階級的愛國政治運動，加快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維新派在帝國主義侵略日益加深的緊要關頭，要求挽救民族危亡，發展資本主義，具有明顯的愛國進步意義。在變法過程中，康梁給光緒帝提出了多項建議，如開設制度局、改革教育等，這些措施雖然未能真正實施，但成為了清代以後的改革中的基本參考。戊戌變法之失，在於康梁雖然號稱保國、保教、保種，看似為整體國民利益鼓與呼，但在變法中並未真正依靠強大的、足夠的社會基礎和力量，而是只注重和依賴於皇帝的支持或利益，康梁推動的變法在因時而動肇始的基礎上轉向了只為“帝黨”一部分人服務的因利而動，變法最終在慈禧和保守派的絞殺下失敗。
2. 當前改革的時與勢
古人說，時也勢也。推動改革發展，必須適應時與勢的變化，既善於積勢蓄勢謀勢，又善於識變求變應變。歷史和實踐表明，改革開放不斷向廣度和深度進軍，能夠更好地因時而動、順勢而為，把發展的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形勢在變、任務在變、工作要求也在變，必須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例如，習近平在改革開放論述中提到，面對發展的壓力與變革的挑戰，各國都要有“因時而變，隨事而制”的眼光，勇做時代的“弄潮兒”。這表明“因時而動”在改革中起到了引導方向、激發創新的作用。
當今的時與勢表現在：中國正面臨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這一輪全面深化改革不僅是為了應對當前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經濟發展的挑戰，更是為了實現高質量發展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從政策方向來看，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全面深化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其目的是不斷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賦予社會主義新的生機活力。這表明改革不僅是短期的權宜之計，而是長期的戰略部署。從經濟形勢來看，中國經濟在2024年保持了回升向好的態勢，並且有信心實現全年增長目標。這種積極的發展勢頭得益於一系列結構性改革和宏觀政策的有效實施。中國通過加速向碳中和轉型以及處置房地產和其他行業的債務問題，可以促進對高科技、生態綠色技術的需求，從而保持經濟增長勢頭。此外，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也在持續深化。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重申，改革開放是中國國策，中國的改革不會停頓，開放不會止步。這意味著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中國都將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以應對各種挑戰並抓住發展機遇。同時，中國經濟的結構優化和新動能成長也顯著增強了經濟的抗衝擊能力和韌性。總體上看，當今中國面臨的改革時與勢是明確且有利的。一方面，改革是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增強經濟韌性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的持續回升和結構優化為改革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和強大的動力。因此，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把握當前的時與勢，繼續全面深化改革，將為中國式現代化注入不竭動力源泉。
3.當今中國：改革不宜因利而動
從積極的角度來看，“因利而動”強調在改革過程中要準確把握經濟活動的全局和整體，盡知利害得失，突出“利”，強調“得”，把“利”作為決策的主要依據。這種思想雖有助於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做出正確的決策，但對於經濟社會改革而言，往往容易形成見利而動的“衝動”，而此利往往是眼見之利，非長久之利，因利而動的改革決策往往容易只注重短期之利而忽略長遠之利。
第一，“因利而動”存在一定的限制。首先，過度追求利益可能會導致唯利是圖、不擇手段的行為，最終損害社會的公平正義和長遠利益。如果改革過程中過於注重短期利益，忽視了社會責任和長遠發展，可能會帶來負面後果。例如，國有企業改革一度曾經只追求短期效益，如此則容易造成裁員增效、賤賣國資等損害國有經濟中長期利益的經濟行為，甚至還會滋生腐敗；再如，房地產市場如果只是追求短期利益，那麼，很容易導致個地方舉債發展、過度發展房地產，這樣會背離中國房地產市場中長期的成長空間。
第二，改革通常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因利而動往往造成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不可逆轉的結果。如果僅僅以“因利而動”為出發點，可能會導致改革措施失當或急於求成，從而引發新的矛盾和問題。例如，上述歷史上的一些改革雖然在一定時期內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多數改革對於克服長期積累的社會矛盾往往效果不佳。因此，在實際操作中需要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審時度勢，謀定後動，才能確保改革順利進行並取得實效。
第三，利弊得失，皆因時勢而起，看不清時勢，就掂量不清利弊得失。不贊成因利而動的改革，並非毫不考慮利弊得失，而是指要在特定的時勢空間範圍內去衡量利弊、權衡得失。中國當前改革面臨的複雜形勢遠超1980年代的情況，內外環境的也變化劇烈，追求眼見之利的改革，很容易錯判甚至錯過時勢賦予中國真正的改革窗口，而且往往越是容易得利之改革往往越是容易造成難以預期的後遺症或引發其他改革成本，這是不得不站在戰略高度重新審視的重要問題。
4.中國全面改革開放如何平衡改革因時、因利的主動性和應對外部變化的需求？
因時也好，因利也罷，關鍵是平衡改革的主動性和應對外部變化的需求需要採取一系列綜合策略，以確保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保持競爭力和靈活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始終強調“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即必須主動適應時與勢的變化。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形勢在變、任務在變、工作要求也在變，必須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這種思想不僅為中國的改革提供了理論指導，還確保了改革能夠順應時代潮流，抓住機遇，應對挑戰。其次，中國的改革是漸進式的，通過逐步放開供給價格彈性較高的產品，並對農產品、基礎原材料等供給價格彈性較低的產品繼續保持控制，從而避免了價格體系調整產生的衝擊。這種漸進式改革既保證了經濟的穩定發展，又為全面深化改革積累了經驗。此外，中國改革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堅持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穩步前行。儘管面臨複雜的國內外環境，但中國始終堅持與時俱進，全面系統地推進改革，保持足夠的戰略定力。這使得中國能夠在各種複雜情況下保持改革的主動權和高質量的推進。中國的改革還注重利用地方的靈活性和創新性。適當放權的做法，允許地方政府根據自身實際情況進行改革實驗，從而更好地解決激勵相容問題。這種做法不僅提高了改革的效率，還增強了地方的自主性和創新能力。最後，中國改革的另一個成功因素是堅持目標引領和問題導向，善於研判分析形勢，謀勢而動。這要求我們不僅要善於積勢蓄勢謀勢，還要在變化中尋找新的發展機遇和挑戰。綜上所述，中國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是因為其始終堅持因時而動的抉擇，通過靈活應對時代變化、科學制定和實施政策，以及充分利用地方的創新性和靈活性，最終實現國家的繁榮和發展。
作者簡介：吳垠，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政治經濟學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