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4月30日電 題：歷史視角，關稅戰沒有贏家
——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研究員丁一凡
中新社記者 崔白露
近期，美國政府宣佈對貿易夥伴徵收所謂“對等關稅”，引發全球市場強烈震蕩。分析人士指出，美國此舉不但無助其解決國內問題，反而給經濟全球化和多邊貿易秩序帶來巨大挑戰，是損人不利己。
關稅戰如何產生？歷史上的關稅戰曾帶來哪些後果？本屆美國政府拋出所謂“對等關稅”，有何歷史淵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丁一凡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作出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關稅戰是如何產生的？其經歷了怎樣的歷史演變？
丁一凡：關稅制度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18、19世紀，歐洲大國會利用關稅這一工具追求兩個目的，一是增加政府財政收入，二是保護本國市場。
工業革命前的重商主義時代，手工業發達的歐洲國家通過貿易出售製成品，換回更多資源。例如，葡萄牙、西班牙早期在美洲發現大量黃金、白銀，運回歐洲成為富有國家。後來，英國、法國向葡萄牙、西班牙出口製成品，換取大量金銀貨幣，促進國家經濟繁榮。這期間，一些國家主張通過貿易順差實現金銀貨幣流入，通過關稅和產業扶持等方式保護國內市場、促進出口。
進入工業革命時代，歐洲成品製造從手工轉為機器，生產效率大為提高。最早步入工業化的國家需要更大市場“消化”機器成本和產品，但後步入的國家傾向于保護本地市場和弱勢產業，便加徵關稅，為本國工業化提供保障。
除了做生意，國家之間還有實力競爭、地緣政治博弈，關稅經常淪為博弈的工具。某國通過提高關稅將他國產品排除在本國市場之外，他國也隨之利用關稅排斥該國產品。這樣，雙邊關稅越加越高，形成關稅戰。
中新社記者：歷史上有哪些關稅戰的典型案例？產生了什麼後果？
丁一凡：歷史上真正被稱為關稅戰的案例有兩個，第一次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經濟大蕭條時期，第二次發生在美國總統特朗普第一任期內。
經濟大蕭條時期美歐之間的關稅戰是一個典型。1929年，紐約股市崩潰，引發全球金融危機。1930年，美國國會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將2萬多種進口商品的平均關稅從38%大幅提昇至59.1%，引發全球報復性關稅戰，英、法、德等紛紛抬高貿易壁壘，國際貿易額三年暴跌60%。
大蕭條開始時，美國有430萬人失業，到1932年，失業率幾乎達到24%，失業人數達1200萬，5000多家銀行倒閉，數十萬人無家可歸。美國進口額從1929年的44億美元降至1933年的15億美元，出口額從54億美元降至21億美元；美國國民生產總值（GNP）從1929年的1031億美元降至1933年的556億美元。
各國相互報復，國際貿易額急劇下降，經濟危機又引發民族主義情緒，國家間陷入“以鄰為壑”的政策博弈。隨著多邊合作體系崩潰，全球經濟網絡進一步割裂。貿易戰與經濟衰退呈現惡性循環，最終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
2018年，當時美國政府指責中國對美有巨大貿易順差，宣佈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大規模加徵關稅，進而挑起中美貿易戰。
實際上，貨物貿易領域，美國政府限制技術產品對華出口，而要求中國購買的農產品、能源並無價格優勢，但美國民眾又需要中國廉價質優的消費品，因此才會出現貨物貿易的不平衡；服務貿易領域，美國具有相當大的比較優勢，據美商務部數據顯示，自2017年以來美方對華金融服務出口始終保持在40億美元以上，從中國獲得的知識產權使用費超70億美元。特朗普祗談貨物貿易逆差，不談服務貿易順差，顯然是片面的。
事實證明，這次的關稅戰沒有扭轉美國的貿易逆差，也未能實現對華“脫鈎”，中方的反制措施使美國農產品等對華出口銳減、損失了海外市場。
中新社記者：自建國以來，美國歷屆政府的大規模加徵關稅有何歷史淵源？
丁一凡：無論是20世紀30年代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還是當前的關稅戰，都可看到美國歷史的“遺產”。
美國獨立後，國家經濟一度嚴重依賴歐洲。美國開國領袖經過辯論，決定走自主工業化之路，關稅成為保護本國產業的重要工具。
但美國各州自然禀賦不同，利益也不同。南方各州主要發展農業，出口市場是歐洲，是自由貿易的信徒；相反，北方各州發展工業，希望保護紡織機等產品的本土市場，主張貿易保護。雙方的矛盾引發了美國南北戰爭，在各自付出慘痛代價後，最終以北方聯邦勝利告終。
隨後，通過加徵關稅等貿易保護措施，美國工業化一路高歌猛進，成為全球最強大的工業經濟體。因此，這之後美國經常會把大規模加徵關稅當作促進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不時拿出來用一下。但彼一時，此一時，老藥治不了新病。
中新社記者：此次特朗普政府拋出的所謂“對等關稅”政策，具有哪些特徵？影響幾何？
丁一凡：所謂“對等關稅”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發明，這一政策的計算公式非常隨意，僅用出口總額除以貿易順差得出百分比，再除以二，便為對等關稅率，沒有什麼根據，可謂獨斷專行。
當前世界經濟形勢下，這套關稅政策幾乎不可行，也對美國經濟不利。
經歷幾十年全球化，國際貿易已不僅是當年的製成品或原材料交易，而是供應鏈的組合。以中美兩國為例，雙邊貿易中許多是半成品。例如，美國一家玩具生產商從中國進口玩具娃娃的頭髮，再製成娃娃出售，加關稅後，美國廠商的生產成本大幅增加。別看東西小，要在國際供應鏈找到新的供應商，不是那麼容易。
資本市場非常敏感，關稅一加，對中國供應鏈依賴嚴重的企業股票價格就往下滑。而這些企業往往是股市上最重要的藍籌股，一旦價格大幅下跌，美國股市危機就不遠了。
美國消費市場對中國製造的依賴也很大。中國貨短缺，物價就會上揚，加大通貨膨脹壓力，引起美國政府宏觀政策調控困難。如果提高利率以遏制通脹，就會導致債務負擔增加，投資成本上漲，美國經濟容易陷入滯脹困境。
中新社記者：為何說關稅戰沒有真正的贏家？當前國際社會應如何應對因關稅戰引發的危機？
丁一凡：經濟全球化時代，關稅戰是對自身和對手都損害巨大的行為，是典型的“殺敵一千自損八百”。
中美之間貿易額巨大，很大程度是因為各國之間搭建了一套複雜的供應鏈。若關稅戰打斷供應鏈，中國生產商當然有很大損失，但美國的下游廠商、零售企業及消費者遭受的損失可能更大。
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戰針對所有國家和地區，基本上是將美國孤立于世界貿易體系之外。現在，許多國家意識到一旦讓步，美國就會得寸進尺。中國堅決反制後，其他國家看到了大趨勢，越來越多國家希望同中國加強經貿合作，共同抵禦蠻不講理的美國。
經濟全球化時代，即使美國想逆全球化，全球經濟供應鏈也無法很快打斷，並且要付出難以承受的巨大代價。美國需要根據市場預期修正其關稅政策。（完）
來源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