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月21日電 題：長崎何以成為日本最早的華人聚居區？
——專訪大阪經濟法科大學名譽教授華立
中新社記者 門睿
江戶時代（1603-1868），長崎曾是日本唯一對外開放的港口。諸多中國商人隨船赴長崎開展貿易，被當地人稱為“唐人”。此後數百年間，華人在長崎修建石拱橋、建設“唐寺”，逐漸形成完備的華人社會，長崎也因此成為日本最早的華人聚居區。甚至有日本學者稱，在江戶時代，長崎的異國情調就是中國情調。
華人在長崎的活動最早可追溯至何時？華人如何在長崎聚居並逐漸建立起華人社會？長崎的“唐人遺跡”至今留存幾何？大阪經濟法科大學名譽教授華立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講述長崎何以成為日本最早的華人聚居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華人何時最早東渡日本？最早的華人聚居地在何處？
華立：華人東渡日本的歷史悠久，但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居留日本的華人人數都很有限。直到明中期以後，才出現規模較大且持續的華人東渡聚集。至日本近代，長崎、神戶、橫濱三地成為在日華人最重要的聚居地，其中長崎的華人聚居歷史最為悠久。
中新社記者：華人在長崎的活動最早可追溯至何時？當時華人在長崎開展了哪些活動？
華立：長崎位於日本九州地區西側，1571年開港。但在當時，來航日本的中國及西方國家商船並不集中于長崎，而多在長崎以北的平戶港出入，因此長崎的華人數量不多。
1639年，日本幕府完成鎖國體制後，祗留長崎一港對外通商，僅限來自中國和荷蘭的船隻進港貿易。自此，長崎成為江戶時代日本“鎖國體制”下唯一開放的國際港口。在日本實行“鎖國體制”的200餘年間，來往長崎的外國商人的活動範圍受到嚴格管理。因此，當時東渡日本的華人主要聚居在長崎。
時值明清之交，當時前往長崎的華人多與海上貿易有關，但除商人、船主外，也不乏流寓避難、浪跡海外者。他們聚集到長崎後，便有了抱團取暖、相互扶助的需要，大大促進了當地華人社會的形成和發展。如長崎的四座“唐寺”——興福寺、福濟寺、崇福寺、聖福寺，迄今已有三四百年歷史，由不同地域的華人鄉幫（如三江幫、泉州幫、福州幫、廣東幫）分別集資興建，寺內既供奉佛陀也供奉媽祖，是華人在異鄉的精神支撐。
“唐寺”的“唐”字指的是中國而非唐朝。在長崎，各種與中國有關的事物都被冠以“唐”字，如唐人、唐船、唐商、唐寺等。唐寺的後山還建有唐人墓地，讓無法落葉歸根的華人得以安眠於此。
中新社記者：華人聚集在長崎後的生活狀況如何？
華立：華人聚集長崎之初，與當地人雜居，可以在街上自由往來和投宿。據記載，在來航高峰的1688年，長崎港累計進港船隻193艘，登岸華人近萬人次，而那時長崎人口才不過6萬。一些華人久居長崎，娶妻生子，獲得國籍，被稱為“住宅唐人”。還有些華人被長崎官府委以“唐通事”等職務，協助管理中國商船的貿易事務。
隨著日本鎖國體制日益嚴格，來航華人的活動也逐漸受到限制。1689年起，長崎設置“唐人屋敷”（俗稱“唐館”）作為收容來航華人的唯一場所。館內能容納2000餘人，一派中華氣象，但四周設有高牆，亦有重兵看守，華人無法自由出入。有史料記載，“唐人屋敷”中的船客、水手試圖外出尋找交易機會時，也曾與看守官兵發生衝突。
中新社記者：“唐人屋敷”的限制解除後，長崎華人去往何處？
華立：“唐人屋敷”存續了100多年。當時“唐人屋敷”所在地旁邊是中國商人存放貨物的倉庫，因其建設用地是填海而來，故稱“新地”。
19世紀中葉，隨著西方迫使日本打開國門，長崎華人也得以擺脫“唐人屋敷”的禁錮。走出“唐人屋敷”後，許多華人搬到新地居住，後逐漸發展成為近代以後的長崎唐人街——新地中華街。而“唐人屋敷”則逐漸廢棄，在1870年遭遇大火，徹底燒毀，祗殘存寥寥幾座磚石建築。
日本“開國”後，華人移民的流向趨於分散，橫濱、神戶等地華人數量迅速增加，成為華人新的重要聚集地。然而長崎作為在日華人社會的發祥地，其歷史地位無可取代，迄今仍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長崎也是日本最早開設中國領事館的地方。長期以來，長崎華僑華人在不忘故土的同時積極融入日本主流社會，與日本民眾相處和睦。面對災害、困難時，長崎華僑華人與當地民眾亦彼此幫助，共克時艱。
中新社記者：如今的長崎還保留著哪些“唐人印記”？
華立：今日的長崎，隨時隨處都能看到“唐人印記”。在流經長崎市中心的河流中島川上，無數河橋將河流兩岸連為一體。其中最著名的是被稱為“眼鏡橋”的古橋，建於1634年，是明朝時期的中國僧人默子如定所建，也是如今長崎最知名的地標之一。這種雙孔石拱橋的造橋技法從中國傳入長崎，又從長崎傳播到日本九州各地。
上述四座唐寺中，福濟寺不幸毀於戰火，崇福寺和興福寺則原汁原味地保留了當年中式禪寺的面貌。其中崇福寺尤為獨特，不僅與中國福州的一所寺院同名，且兩所寺院的山門造型相同。
建設長崎崇福寺的建築用材和工藝都來自中國，在中國取材並切割組裝後運至日本，再由華人工匠最後建成。其中富麗華美的“第一峰”門的構件是在寧波組裝後海運至長崎，可謂是原汁原味的“中國製造”。“第一峰”門也與寺中的大雄寶殿一同被評為日本“國寶”。
長崎崇福寺中還保留有一口鑄造于1682年的巨鍋，是長崎遭遇大饑饉後，崇福寺僧人趕造出來，用於施粥賑災，煮粥可供3000人分食，體現了華人先賢與當地民眾共克時艱的友好情誼。
“唐人印記”還體現在當代長崎的文化習俗和社會生活中。經過歲月熔煉，華人帶來的中華傳統習俗深深融入長崎的鄉土文化之中，其例不勝枚舉。如被列入日本“國家級無形民俗文化財”（即日本“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長崎“昆旗祭”，其慶典于每年秋季盛大舉行，其中名為“龍踴”的節目就起源於“唐人屋敷”內華人慶新春時的舞龍活動。
在每年新歷8月的日本盂蘭盆節，長崎有燃放鞭炮祭祖和將承載亡親靈位的紙船送入海中漂流的獨特習俗。這種被稱為“精靈流”的習俗，也傳承自當年華人的“彩舟流”。還有長崎一年一度熱鬧非凡的春節元宵燈會，每每吸引數十萬遊客前來“打卡”。
飲食文化上，長崎人會將肉、海鮮、蔬菜熗炒後加麵條燴煮，稱為“長崎什錦燴面”。據傳，這種烹飪方法是19世紀末在長崎生活的福建籍華人的創意，原為留日學生和華人勞動者的食物，現在已經成為長崎的代表性美食並風靡日本。
中新社記者：這些華人社會遺存得到了怎樣的保護？如今保護這些“唐人印記”有何意義？
華立：長崎的華僑華人社團一直珍惜並致力于華人歷史遺存的保護，他們的努力也得到當地政府支持。“唐人屋敷”遺址存留的土神堂、天后堂、觀音堂等歷史建築，都曾遭毀損。20世紀後期，其遺址經長崎政府和僑團合力重建，得以恢復舊觀。
近些年，隨著日本實行“觀光立國”政策，振興旅遊經濟，“唐人印記”也作為長崎重要的文化名片，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長崎的華人社會歷史和相關遺存的文化價值不斷得到宣傳和推廣，成為促進兩國友好交往的推動力。
這些華人歷史遺存見證了長崎老一代華僑華人開創事業、不忘故土、與當地社會和睦共生的奮鬥歷程。這些優良傳統也正在新一代華僑華人間進一步傳承和發揚。（完）
來源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