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上海12月16日電 題：不同文明如何在相遇中形成新的創造？
——專訪華東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楊國榮
作者 高志苗 樊中華
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哲學家馮契就提出，中國哲學正面臨著“世界性的百家爭鳴”，中國哲學家應當積極參與其中。時至今日，中國哲學如何更深入、更自覺地參與“世界性的百家爭鳴”仍受學界關注。中國哲學發展應怎樣實現真正的“學無中西”？不同文明如何在相遇中形成新的創造？華東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楊國榮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進行深入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學無中西”是您一直奉行的治學理念，如何理解和踐行？
楊國榮：中國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在20世紀初已提出“學無中西”，這一觀念今天並沒有過時。今天從事哲學思考，應當站在世界哲學的高度和視野下反觀不同傳統，無論中國哲學抑或西方哲學，都是今天進行哲學探索的必要資源。站在世界哲學的角度來看待中西哲學之間的關係，兩者並不是一種簡單的排斥關係，相反，西方哲學可以構成進一步思考中國哲學的重要參考背景。作為人類文明的產物，西方哲學包含豐富的思想資源，認真地理解、吸取、消化這些資源，是提升哲學理論素養的途徑之一。
中國近代哲學家的思想，都在不同意義上受到西方哲學的影響。在回溯中國古典哲學的同時，中國的近現代哲學家又以恢宏的氣度，理解、吸納西方哲學，並進一步融合兩者，以構成自己的體系。由此形成的哲學系統，既不完全是中國的，也不純粹是西方的。這種形態從一個方面賦予中國近現代哲學以獨特性或創造性。
19世紀以來，中國學者開眼看世界，並以開闊的胸懷接納其他哲學脈絡，這一觀念現在無疑需加以延續。從學理層面看，它意味著在世界哲學的視野下看待中國哲學並從事哲學思考。中國哲學並不僅僅是既定的、歷史的東西，它處於生成過程中，具有開放的性質，當代中國哲學同樣需要進一步發展，唯有如此，中國哲學才會有新的生命力。如果說，以世界哲學為內涵的開放視野構成了當代中國哲學延續生成過程的前提，那麼，注重多元的哲學智慧則為這一過程提供了內在的理論依託。
我曾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到馮契先生在20世紀提出的主張，即中國哲學應當積極參與到世界性的百家爭鳴之中，在我看來，對中、西哲學的資源加以匯通，是今天思考哲學問題所不可或缺的。
中新社記者：作為馮契先生第一位博士研究生，您如何理解“世界性的百家爭鳴”？為何說不同文明在相遇中會形成新的創造？為何要強調文明高於民主？
楊國榮：哲學是人類文明的成果，我們在建構現代思想體系的時候不能偏向一端，中西結合無疑是需要的，這一結合的背後是世界哲學的觀念。所以馮契先生說我們要參與世界性的百家爭鳴，不是中國先秦社會的百家爭鳴，中國哲學應該到世界的舞台上去亮相，進入世界哲學的共同體之中。
不同的文化傳統對哲學有不同理解，參與世界性的百家爭鳴，需要理解現在世界共同面臨的問題。中國可以提供智慧共同解決世界性問題，這種智慧既要有普遍性又要有獨特性。
舉例來講，哲學上的倫理學，涉及形式和實質問題。德國哲學家馬克斯·舍勒（Max Scheler）批評形式主義倫理學，並提出了實質倫理學，更加註重倫理學的實際意義，與社會生活的關聯等。歷史地看，形式和實質的關係在西方思想中一直未能很好解決。比較而言，中國哲學則有其獨特思路：中國人注重“仁”與“禮”的統一，“仁”側重於肯定人的內在價值，具有實質內涵；“禮”則表現為普遍的規範，具有形式層面的要求，“仁”與“禮”的統一表明在中國哲學中，形式和實質並不衝突。
在“世界性的百家爭鳴”基礎上，我之所以強調不同文明之間的相遇，是因為它們構成了創造性思考的前提。人類文明發展到現在，形成的成果已具世界意義，文明共建的意義在於它不僅是簡單的比較，它為今天文化建構及新的文化生成提供推動力。
這裡可以提及文明與民主的關係，我的看法是，文明高於民主。從價值系統來看，當代的西方文化似乎趨向於把近代以來的價值趨向和價值觀念作工具化、片面化的理解，並自詡為“民主”國家。然而，這一視域中的民主，本身往往被扭曲，其形態首先側重於形式層面，通常所說的一人一票的選舉，便構成了民主的形式化典型。這種“民主”形式表面上似乎包含民眾的“普遍”參與，但從實質的層面考察，在選舉之前，選民對候選人的情況往往缺乏真實瞭解；在選舉之後，民眾便立即離場。在被扭曲的形態下，“民主”常常被工具化，其表現之一是以民主為劃分陣營的標準：與某一利益集團自身觀念一致的，就是民主；反之，則是所謂“威權”，民主與威權的對峙，成為政治生活的基本套語。
文明高於民主，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不僅涉及近代以來的價值觀念，而且包含傳統的價值原則。在這個意義上，選擇文明概念，對其豐富內涵進行多方面具體闡釋，也有現實意義。從世界範圍來看，話語權體現價值取向，突出文明可以反轉以民主自由為“價值制高點”的扭曲形態：文明概念高於民主、自由，其內容並非排除民主、自由，而是在實質上汲取並涵蓋了這些價值觀念。
按其內涵，這一問題和正義與仁道的關係具有相似性。歷史地看，仁道是中國儒家的基本觀念，它以肯定人之為人的內在價值為核心，也就是說，它所確認的是作為人不同於物的價值。正義則以個體權利為中心，所謂“得其應得”，這一規定的前提，是對個體權益的強調。肯定仁道高於正義或仁道高於權利，意味著確認人之為人的價值，高於僅僅注重個體利益。文明高於民主、文明高於自由，可以視為以上觀念的引申，其中包含實在的價值意義。
中新社記者：您在儒學、宋明理學、中國近現代哲學、倫理學、中西比較哲學等領域有重要研究成果，出版學術著作數部。您經歷了怎樣的治學歷程？未來希望如何傳承和發展？
楊國榮：如果將歷史的考察與理論的建構結合起來看，我的學術歷程大致可以分為兩大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末，主要以中國哲學史的研究為主，但歷史的考察中又滲入理論的視域；第二階段是進入21世紀後，我更注重哲學的理論思考，但同時又留意歷史考察。當然，“史”和“思”始終是互動的：前一階段也包含了對歷史的理論性思考；同樣，後一階段並非與歷史的關注無涉，兩個階段雖有側重，但非嚴格分離和對立。
我目前的工作是從人的視域理解和考察世界。前一時期考察的“以道觀之”，側重於從形而上的層面理解世界，“以事觀之”主要從形而上與形而下的溝通中把握人與人的世界。然而，不管是“以道觀之”還是“以事觀之”，歸根到底仍是“以人觀之”：“以道觀之”和“以事觀之”的主體都是人，在實質的層面看，最終乃是人“以道觀之”或人“以事觀之”。這種“觀”，也就是從人的視域出發，考察世界與人的存在。從這一層面考察人與世界，大致是我目前從事的思考。
我指導學生的工作最早始於20世紀90年代，迄今約有100餘位學生取得了碩士或博士學位，一些學生完成了博士後出站工作。作為導師，相比於事無巨細的“指點”，我更加強調“自學”的意義。我鼓勵他們勤奮閱讀、大膽思考，強調應以自我學習、自我充實為主。之所以如此，可以說與自己求學階段的經歷相關，也可能受到馮契先生指導風格的影響。總體上，我希望為同學們營造更多自由、開放的學習氛圍，我的這種培養思路意在希望大家能够“在高等學校中自學成才”。
從1988年開始，我從教已逾36年。所開設過的主要課程涉及多重方面，諸如《理想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荀子》《老子》《莊子》等典籍，在《成己與成物》《道論》等專著中所關注到的重要內容及核心觀點等都開設過系統性和針對性的課程，覆蓋本科、碩士、博士。
每年為學生們開設固定課程的同時，我也讓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參與課程教學，其中包括來自美國、法國、瑞士、希臘、意大利、白俄羅斯、越南等世界各地相關研究學者，從而進一步豐富課堂教學的多元性和趣味性，也為哲學發展注入廣闊視野和新鮮活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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