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1月12日電 題：馬可·波羅與利瑪竇，誰更瞭解中國？
——專訪北京外國語大學歐洲語言文化學院教授文錚
中新社記者 王宗漢 文龍傑
七百多年前，馬可·波羅來到中國，旅居近20年，依所見所聞終得《馬可·波羅遊記》。五百多年前，傳教士利瑪竇被中國文人士大夫視為“西儒”，用儒家思想論證基督教教義，為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作出積極貢獻。
作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馬可·波羅與利瑪竇誰更瞭解中國？翻譯在文化交流中起到何種作用？如何處理文化交往中的“誤讀”？中新社“東西問”近日專訪北京外國語大學歐洲語言文化學院教授文錚，從他對意大利語數十年的研究經歷出發，探討上述問題。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從事中意人文交流已數十年，這期間，有哪些難忘經歷？
文錚：從我開始學意大利語到現在已經有30年了，在這數十年裡，的確有很多難忘的經歷。
作為中國文化和語言的推廣者，我曾在羅馬大學擔任孔子學院中方院長。由於我的語言優勢和對意大利文化的瞭解，工作開展順利，我推動將漢語納入意大利高中的教育體系，使漢語成為高中畢業考試可選的外語語種之一，意大利政府還為此修訂了教育法。
2013年中國春節期間，我們同中國駐意大利大使館一道，在羅馬舉行“歡樂春節”大型文化慶祝活動。在羅馬人民廣場，近十萬羅馬居民參加了從下午至晚間的各項活動，我本人擔任了晚會的意大利語主持人。夜幕降臨，在禮花的映襯下，我看到許多喜愛中國文化的意大利人，對活動報以善意微笑和熱烈掌聲。彼時，由衷的文化自信和愛國情懷難以言表，我的眼眶幾度濕潤。
作為意大利語言文學的研究者，2018年我應邀到但丁的長眠之地——意大利古城拉文納（Ravenna）參加紀念但丁逝世七百周年的活動。在但丁墓前，我為數百名觀眾講述了這位桂冠詩人與中國的淵源，用中文朗誦了但丁《神曲》的片段，還把現代詩人王獨清的《但丁墓前》翻譯成意大利語朗誦給他們聽，引起了觀眾的強烈共鳴，以文學為橋樑，促進中意兩國人民的心靈溝通。不久，致力於意大利語言保護和研究的古老學院意大利秕糠學院（又譯“秕糠學會”）向我發出邀請，我由此成為該院的第一位華人院士。
中新社記者：馬可·波羅與利瑪竇，是中意人文交流史中的兩個重要名字。馬可·波羅的遊記在中國廣為人知，而利瑪竇的著作經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整理後出版，震驚歐洲。在您看來，兩人誰更瞭解中國？
文錚：某種程度上，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中國與西方的交往其實就是中國與意大利的交往。元明清三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頗具影響力的代表人物有很多意大利人，比如馬可·波羅、利瑪竇和郎世寧。
今年是馬可·波羅逝世700周年，全世界都在以各種方式紀念他，視其為溝通中西方的象征人物。但若論對中國的瞭解，以及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貢獻，利瑪竇可能更勝一籌。
馬可·波羅的最大貢獻，是讓西方人第一次撥開迷霧看到真實的中國，並為後來的大航海和地理大發現奠定了文化基礎。對於中國而言，馬可·波羅的象徵意義更大。
儘管利瑪竇以耶穌會傳教士的身份進入中國，但來華耶穌會士接受過嚴格的人文和科學教育，擁有文藝復興鼎盛時期歐洲知識分子所具備的文化素養和科學知識。為適應中國社會，更好融入中國人的文化生活，利瑪竇將他掌握的科學文化知識引入中國，涉及的學科包括天文曆法、地理、物理、數學等領域，並以系統深入的方式將中國的情況介紹給西方。最關鍵的是，利瑪竇主張的文化適應策略影響了西方的知識分子，讓他們看到了東西方文化的巨大差異，並能够本著謙遜、欣賞和務實的態度，學習中國的語言和文化，在此基礎上開展交流與合作。從這個意義上講，利瑪竇應該比馬可·波羅更瞭解中國，其思想應更具現代性，更能啟發和幫助人。
中新社記者：您曾於十年前出版了一部《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是《利瑪竇中國札記》的“新譯”。您選擇“重譯”的原因是什麼？在中意之間的人文交流中，翻譯扮演怎樣的角色？
文錚：我在20年前開始翻譯《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這是利瑪竇用意大利文寫的最重要的著作，也是西方開始系統深入瞭解中國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今大眾熟悉的《利瑪竇中國札記》是這部書的另一個版本，也就是被金尼閣翻譯成拉丁語的版本。這部《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嚴格意義上並非“重譯”，而是“首譯”，是根據20世紀初才重見天日的利瑪竇手稿翻譯的，更接近作者初衷，這一點也得到了《利瑪竇中國札記》譯者之一的何高濟先生的肯定與支持。此外，我還把利瑪竇的書信集翻譯成了中文，這對於中國人瞭解和研究明代歷史和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關於翻譯在跨語言、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借用徐光啟的話來講，就是會通與超勝——想要超越西方，就必須要正確瞭解和深入認識西方，而翻譯恰恰是這一切的基礎。試想，如果沒有利瑪竇和徐光啟一起翻譯《幾何原本》，我們對幾何學的瞭解恐怕要滯後得多。
中新社記者：從對意大利語的研究出發，在您看來，如何通過語言把握一種文化的特質？
文錚：語言是文化的靈魂，想要深入瞭解一種文化，語言是不可缺少的鑰匙。這一點利瑪竇來到中國時就已發現，他不斷強調語言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和決定性。對於意大利人而言更是如此，因為他們的語言所承載的文化信息非常多，這可能也是為什麼全世界有很多人都在學習這門並非“通用”的語言。
即便現在信息科技非常發達，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先進技術，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取代傳統的語言翻譯和交流方式，但要想深入與他者交流，理解不同的文化，仍需要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加精確、深入掌握和應用對方的語言，以更強烈的人文情懷展示人類語言不可替代的功能：情感與智慧的存在與交流。
中新社記者：文化交往中，“誤讀”是一個重要的關鍵詞。歷史上，“誤讀”所代表的，既有對異域的美好想象，又有對陌生的懷疑恐懼。不同文化間，能够避免“誤讀”彼此嗎？
文錚：由於語言和文化的差異，誤讀是在所難免的。但有時，誤讀也不一定完全是壞事，反而會陰差陽錯地起到積極作用。比如古羅馬人對遙遠中國的隔空誤讀，無形中形成西方人對中國以及中國文化的嚮往；馬可·波羅對中國和日本的誤讀深深地影響了哥倫布，激勵他開啟發現新大陸的航行；胡適對文藝復興、拉丁語和意大利語關係的誤讀，在某種意義上促成了中國的白話文運動和新文學運動。
我覺得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誤讀並沒有想象的那樣可怕。但彼此的交流要以尊重對方文化為前提，盡量避免刻板印象和偏見，摘掉會影響判斷的有色眼鏡，不要有先入為主的判斷，虛心和認真地學習對方的語言和文化，彼此平等、心平氣和、懷有善意去溝通和交流。在這種情況下，哪怕有些許誤讀，也無傷大雅。（完）
來源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