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9月9日電 題：中國和拉美人權對話，為何逢時逢勢？
——專訪西北政法大學副校長、人權研究中心研究員馬朝琦
中新社記者 安英昭
當地時間9月10日，首屆中拉人權圓桌會將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來自中國和16個拉美國家的百餘位專家學者，將以“文明多樣性與人權實現路徑的選擇”為主題展開研討。
“中國和拉美進行人權對話，正逢其時、恰逢其勢。”受邀參會的西北政法大學副校長、教授、人權研究中心研究員馬朝琦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表示，中國與拉美遠隔萬里，在人權實現路徑選擇上有相似、共通之處也存在諸多差異。中國與拉美國家圍繞人權議題進行對話，既是中華文明“和而不同”理念的當代呈現，更體現出雙方尊重人類文明多樣性、推動文明互鑒的重要意義。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和拉美相距萬里，為何能實現人權對話？
馬朝琦：一方面，中拉人權對話正逢其時。今年是構建中拉命運共同體理念提出十周年。十年來，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中拉命運共同體建設不斷取得新成果，中拉關係進入平等、互利、創新、開放、惠民的新時代。在此基礎上，中拉之間加深各領域各層級的對話，都順理成章。
當今世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的力量對比正發生前所未有的變化。按購買力平價計算，2023年金磚國家佔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三分之一，創下新紀錄，而七國集團經濟體的比重降至29%。發展中國家已成為世界經濟重要的穩定器。世界秩序的重組不再單方面取決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中國和拉美作為全球新興市場的重要代表，有需要也有必要開展更深入的對話交流。
另一方面，中拉人權對話恰逢其勢。人類文明是由不同地區的不同種族、不同民族共同創造的，在數千年的人類歷史長河中，不同國家和地區基於各自獨特的自然環境和歷史文化土壤，形成了各自的文明形態。當今世界上有2500多個民族，分佈在200多個國家和地區，不同民族、不同國家有著各自的發展進程，不同程度上為人類文明發展的不同方面作出了貢獻，各文明形態並無優劣之分，祗有特色之別。一些國家將所謂文化差異描繪為“文明衝突”的觀點，其底色是傳統的“西方文化優越論”；個別國家習慣以“人權教師爺”自居，對包括中國和拉美一些國家的人權狀況指指點點，其實質仍是意識形態偏見。
然而文明多樣性是無法消解的，國際格局正朝著完善全球治理、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的方向前進。中國與拉美國家圍繞人權議題進行對話，既是中華文明“和而不同”理念的當代呈現，更體現出雙方尊重人類文明多樣性、推動文明互鑒的重要意義。
中新社記者：您提到儒家傳統的“和而不同”理念，其對當今國際交往、人文交流有何借鑒意義？
馬朝琦：“和”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中國人一直所追求的“和”並不是隨波逐流、相互依附之“和”，而是在尊重差異基礎上的多樣性之“和”，這也就強調了“和而不同”理念在傳統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中國傳統“和而不同”理念，萌生於距今2800多年前的“和”“同”之辯，主要代表人物是史伯和晏嬰，在此基礎上由孔子正式提出了“和而不同”概念。
《國語》記載，西周末期思想家史伯提出了“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命題；《左傳》記載，晏嬰曾以和羹為喻勸諫齊景公，提倡君臣之間應該存在不同的見解和主張，祗有互相啟發、協調和接納，國家才能政通人和、興旺發達。孔子則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成為儒家的核心主張之一。及至後世，“和而不同”理念更是被廣泛運用於治國理政實踐和處理外交關係的活動之中，其內涵也在隨著社會客觀環境和主觀需要的變化而不斷發生變化。
從國際交流的角度審視“和而不同”理念，可將其基本內涵概括為：尚和精神、矛盾思維、包容態度和重義輕利四個方面。
首先是尚和精神。“和而不同”理念的價值取向是“和”，實現“和”這一目標的路徑在於“不同”。尚“和”精神不止於春秋、不止於儒家，而是在中華傳統文化中扮演了串聯始終、總攬各方的重要作用。墨子之“兼愛”、老子之“無爭”、莊子之“天人合一”，最終都是將“和”的狀態作為追求目標。此後的歷史進程中，“和”逐漸拓新出中和、和平、和諧等等內容和含義，成為中國參與國際交往的重要標識。
其次是矛盾思維。從史伯開始，“和而不同”就逐步體現出一種對立統一的哲學理念和思維方式。一是承認“和”且認同多元狀態，甚至將“不同”看作“和”的必要前提；二是認同多元並非是各自對立、隔絕或完全同質的多元，而是在多元互動中提倡相互交流、促進與轉化；三是在實踐目標上追求穩定與發展，即在“不同”的客觀條件下爭取達到“和”的目的與指向。
再次是包容態度。孔子名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強調要以對待自身的行為為參照物來對待他人，而不能忽略他人感受，將自己的想法和認識強行推廣。對他人感受和行為的尊重，既是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對個體自主選擇權利最直接、最生動的體現，更獲得包括廣大拉美人民在內的不同種族、不同膚色、不同國籍、不同出身的人類共識，成為寫入《世界人權宣言》的“金律”。這種包容態度在外交實踐中也有深刻體現，一方面體現在中國堅持自身特色的同時，積極汲取著其他國家與文明的優長，另一方面體現在中國對不同國家與文明差異性的尊重和接受，促進世界多樣文明之間的和諧共處。
最後是重義輕利。從“和”“同”之辯到“和而不同”理念的提出和發展，是一個不斷人格化、實踐化的過程。其中，道德品格的實質就是重義輕利的正確義利觀。正確對待和處理“義”與“利”的關係，重視道義、秩序與責任，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國外交的一個鮮明特色。君子人格同樣是一個政黨、社會、國家所追求的高尚品質，中國提出並倡導的正確義利觀獲得廣泛國際認同，證明其符合時代潮流。
中新社記者：中國與拉美，如何在現代化進程中維護文明多樣性，選擇適合自身的人權實現路徑？
馬朝琦：一是在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的基礎上促進文明互鑒，推動各文明間交流合作，讓多樣性成為人類社會創造力和發展活力的源泉。任何一個文明都不是孤立發展的，回顧歷史，中華文明先後借鑒吸收了南亞文明、中亞西亞文明和歐洲文明的有益成分，並進行本土化改造，形成新的文明構成要素。
今天，以中國和部分拉美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崛起和國際格局變化，證明了現代化道路是一個開放的過程：不祗是西方的，也是非西方的；不僅有亞洲的，也有非洲的、拉美的，同時還有中東的。開放過程中的各國各地區對現代化道路的探索和實踐證明，必須維護世界文明多樣性、尊重各國各民族文明。
以民主與人權保障制度為例，各國的民主和人權實現路徑和制度設計，成長於各國人民的實踐探索和智慧創造，都是民主和人權的不同體現。世界各國需要在承認民主和人權作為人類共同價值追求的同時，承認民主和人權形態多樣性與差異性，並在此基礎上加強交流互鑒。此為一。
二是通過文明互鑒，推動各文明形態的匯聚和融通，在更高層次上昇華為新的多樣性，以此實現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要實現文明互鑒，首要的是改變西方中心主義把控話語權的現狀，讓世界上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有平等的話語權。回顧歷史，中華文明對歐洲的啟蒙運動曾產生重要影響，萊布尼茨、伏爾泰、盧梭等啟蒙思想家都曾從中華文明中汲取思想智慧；中華文明則與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多種文明形態長期和諧相處，從中汲取養分。這既符合人類文明多樣性和現代化道路多樣性的客觀實際，也有利於全球意識下世界文明的發展與繁榮。因此，應當尊重世界文明形態和文明體系的多樣性，倡導開展不同文明間的對話，保護各民族文化個性，維護文化主權。
最後，在全球化日益發展的今天，純粹獨立的文明形態已不再可能，而是在相互影響下形成文明的多元共存。中華文明是推動世界和平發展、維護人類文明多樣性的文明形態。中國在國際上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始終認為各國有權選擇自己的民主與人權發展道路，願同世界各國、各文明形態加強交流合作、互學互鑒，共同推動人類可持續發展，最終實現“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完）
來源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