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與歌融合：催人與命運抗爭，奮發向上的音樂詩
——試析「音樂詩人」易白「音樂詩歌」創作概況
◎ 蔣德明
摘要：當今時代在進步，傳播方式也在改變，詩歌需要探索更多“新”的出路。 “詩+歌”的跨界融合創作表達及傳播，本就是詩歌該有的樣子。 他大部
分作品都體現出對“生存狀態”的關注與思考，而“與命運抗爭”這一關乎人類生存的選題，則是詩人們孜孜不倦，一直在創作的“永恆命題”。
關鍵詞：詩與歌，音樂詩，詩歌的出路
深圳特區“開拓、創新、團結、奉獻”的精神，用來形容深圳詩人易白挺貼切。 早年在中華詩詞學會高級研修班，師從湖南師範大學中文系陶先淮教授的“戰士詩人”易白，系統研修完“傳統詩詞”理論課程與創作實踐後，並沒有再循規蹈矩填格律詩詞，而是立足“現代詩歌創作”與“受眾傳播思考”另闢蹊徑，研究起了音律和節奏。 後來他又研究起了作曲、編曲及歌唱，通過音樂理論與經驗技巧的“加持”，在十餘年的創作實踐中，蛻變成“音樂詩人”。
2022月11月26日，今日頭條首發了易白的詩歌《公僕之病》這首詩展現量274.7萬，閱讀量18.7萬。 我看過這首詩的原稿，第一稿的標題是《我們終於確診：集體有“病”——致抗擊疫情的轉業戰友》。
記得那是2020年2月，新冠疫情爆發。 當時曾獲全國演講比賽一等獎的退役軍人邵福平，就在“喜馬拉雅”平臺上朗誦了這首詩，播出後反響很不錯。 然而，但凡詩人都有個通病，就是喜歡反覆改稿; 易白也是這樣，即便發表很久的詩作，發現不足也要繼續修改打磨; 恰逢易白改稿時，老戰友約他創作一首抗擊疫情歌曲，後來實在想不出歌詞的他，便以這首詩為心中藍本，在機緣巧合之下，一氣呵成創作了《唱給人民的信》這首歌; 豈料歌曲播出後又被多家媒體轉發，引爆了“1000萬+”熱度。
按理說，抗疫三年來，網上數以萬計的抗疫詩歌、歌曲等文藝作品，如「速食文化」發表速度之快，銷聲匿跡也快，屬常見現象。 然而，易白這首歌曲播出兩年後，今日頭條再次播出，展現量678.5萬，播放量97.8萬;該歌曲點讚、分享、轉發、收藏累計2.4萬人次，而這隻是一個平台的數據。 曾在2018年「東方風雲榜·發現新聲力」全國歌手大賽晉級「4強」的成都美女音樂人石嘉佳，還有中國廣播藝術團獨唱演員林亨，以及抖音的原創音樂人陳煥亮等大咖等各路大咖們，都曾深情演繹過《唱給人民的信》這首歌曲。 當時深圳新聞網、深圳衛視、汕頭電臺、人民視頻、學習強國、深圳市退役軍人事務局、廣東省退役軍人事務廳、中國退役軍人網及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粵港澳大灣區之聲等百余家媒體，先後都宣傳、轉發、轉播、引用了這首根據詩歌手稿改編創作的“獻禮建黨100周年”文學歌曲。
可以說，這次詩歌改編成功的傳播效果，並非「流行+民謠」的音樂風格形成，而是最初詩歌手稿所起到的關鍵作用，且作詞、作曲和演唱都是詩人易白，這也使得歌曲原汁原味保留了「詩」的本質。 而這也是「詩+歌」的創新融合，能在荒蕪的詩歌閱讀環境中成功「突圍」的罕見詩學現象。
我特地對比了《我們終於確診：集體有“病”——致抗擊疫情的轉業戰友》《公僕之病》及歌詞《唱給人民的信》。 早期詩歌手稿《我們終於確診：集體有“病”——致抗擊疫情的轉業戰友》屬較為直白的詩歌語言。 而發表在歌曲之後的詩歌《公僕之病》，在敘事上則進行了濃縮，反而是「音樂改編版」的歌詞《唱給人民的信》經幾條敘事線、情緒線等加工處理后，顯得更加豐滿且渾厚，更能體現出一個時代的歷史縮影及社會背景。
總體而言，無論手稿、詩歌或歌詞，都保留了詩的本質，也一如既往保留了“容易明白”的詩歌語言風格，至少不會發生令人讀不懂的情況，幾乎男女老少都能讀懂或聽懂。
我在一篇題為《人民的聲音，引起了爭鳴，我位卑言輕，希望有人聽》的推文中，認真聽了這首歌曲，很多人都留下了評論，這應該就是一種“弦外之音”或共情、共性、共鳴吧。 至少我看見評論區，有人評論道：「聽完了，只剩下流淚的感動。 一樣的我們，都是人微言輕。 “也有人跟評：”這是一首著名作曲家谷建芬所說的毫無旋律美感的說歌？ 與唱歌之間沒有半毛錢的關係？ ”
但我認為，易白這種基於“說話狀態”與“詩歌朗誦”為基底，略作藝術昇華的唱法，聽起來更自然，更具有真實感。 而這種“真實感”又基於他從前的軍旅歲月，在心中所刻下的烙印。 血氣方剛與雷厲風行等軍人特質，形成他這樣的“詩歌語言”和“音樂語言”。 而民謠的本質是屬於大眾的，就是描述日常生活和真情實感的。
我認為接地氣的詩歌，改編為貼近底層群眾的歌曲甚好，能更好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不會發生“曲高和寡”的現象。 而且這樣的歌曲聽起來，令人感到質樸，走心，真實，不是在「喊口號」或「打雞血」; 同時又有詩的「緣情」和「言志」，並體現了一個時代某個階段的社會縮影。
最近，廣東文聯主管，廣東音協主辦的《嶺南音樂》音樂雜誌（創刊於1957年），刊登了一篇易白的文章《人民是我心中的天——歌曲〈唱給人民的信〉創作手記》。 在這篇回憶創作的自述文中，詩人易白記述道：「出去執行任務時，營里突然通知所有戰士寫好遺書，放進後留包。 當時我隨連隊作為戰略支援部隊火速趕往指定地點，戰鬥了三天三夜。 下山的時候，白族的老阿媽和村民們自發組織，送來了熱乎乎的盒飯。 那是我這輩子吃過的最香最暖的飯。 部隊回撤的時候，成千上萬的人民群眾在路的兩邊送別，那一刻我內心篤定地知道——人民，就是我的親人！ ”
所以我認為，《唱給人民的信》這首歌不能定性為流行民謠歌曲，當屬「音樂詩」或「文學歌曲」，而這首歌創作時能一氣呵成，不排除是最初那版詩歌手稿《我們終於確診：集體有“病”——致抗擊疫情的轉業戰友》刻在了易白心裡，所以他抱起吉它創作歌曲時才能靈感爆棚。
回首抗疫三年，曾有一些不瞭解“本質”和“真相”的“噴子”，就國家當初的“放開”決策，憑個人主觀論斷在網络上各種抨擊，企圖阻礙“放開”決策。
可見當時，易白創作發表抗疫詩歌，還是頂了不小的壓力。 然而，世界上沒有永久的苦難，所有的苦難都只是暫時的，疫情在“上下一心”的國人眼中，終究還是低下頭了。 在疫情防控“放開”前期，易白改稿發表《公僕之病》這首詩，就遭到一些“噴子”吐槽，其實詩人只是個退役軍人，並不在體制內，他並不是在為體制內的人說話，更不是在唱什麼讚歌，而是基於一個老兵的情懷寫了這首詩。
該詩借景敘事，借事論理，由淺入深。 通過個體對一座城市抗擊疫情的見證，再到對這座城市中一個平凡個體的刻畫，以點代面，以小見大。 通過質樸的語言和情緒誠懇敘述，猶如微小說講述抗疫期間發生在都市底層「小人物」身上的小故事，以及內心寫照、精神面貌與思想狀態等; 詩歌標題《公僕之病》的「病」字，更是一字道破了一個集體的共性，那是每個真正的「人民公僕」憂國憂民的共同「心病」; 其實這首看似語言直白的詩歌，兼具“記史”和“言志”屬性。 總體來說，這首詩描述了詩人在深圳抗疫期間所感受的疲憊，以及在疫情困擾中，“人民公僕”對家人的愧疚與牽掛，對群眾的關切和憂慮，描繪了“人民公僕”為守住一方安寧，而眾志成城，團結一致抗疫的決心。
而他早期詩歌手稿《我們終於確診：集體有“病”——致抗擊疫情的轉業戰友》，則真實記述了2020年2月期間，詩人獨自一人留在深圳過年時，恰逢疫情在各地迅速爆發。 而被廣喻為「移民城市」的深圳，據說每逢春節期間，就會變成一座「空城」。。 加上當時嚴峻而緊張的疫情防控形勢，給予了詩人極大的心靈衝擊和深層思考。
經常加班加點，落下了一身病，工作稍有不慎就容易引起人民群眾的誤解，春節無法團聚，思念與牽掛父母、妻子、兒女等共性，是詩人和戰友的溝通默契。 在詩中，詩人筆鋒一轉，從刻畫「小公僕」轉為抒發內心退伍不褪色，退伍不退志的軍人本色。 也許詩人經常思考著——能為人民群眾做點什麼？ 而這一點，似乎成為了“心病”。 詩人自嘲自己有「病」，戰友告訴他這種念頭，其實源於一個退役軍人不忘初心和牢記使命的英雄主義。
無論是詩歌手稿，還是詩歌《公僕之病》，或是歌曲《唱給人民的信》，這組作品都客觀反映了詩人當時的主觀感受及“群體記憶”。 而時間也證明了當時疫情防控「放開」決策是對的。 回首抗疫三年，那是愁雲慘澹的三年，如今成了“過去式”，成了群體的記憶。 然而，我從側面解讀易白的創作，在一首描寫“個體狀態”的都市題材詩歌《大運地鐵記憶》又找到了一些線索。
這首詩講述了底層「小人物」在深圳乘坐地鐵的經歷和感受，從背起行囊到深圳，到望著空蕩蕩的地鐵思考人生，再到公司倒閉后，乘坐地鐵見證了深圳的變遷與發展，詩中的“小人物”也經歷了疫情和失業的挫折，但又仍然在堅持寫作並記下這些詩行。 從個體角度記述了城市的變遷與發展，以及疫情對人們生活的影響; 表達了詩人對深圳的熱愛，以及對未來的美好期盼。
《大運地鐵記憶》這首詩，借鑒了“微小說”的敘事筆法，在詩中展現情景與情節，以個體視角描繪發生在“地鐵內”和“地鐵外”，以及地鐵停運前後的生活變化和思想變化。 而詩中故事的發生背景就是深圳，詩中對突然失業的轉折處理，也是令人感慨頗多; 反觀當下社會，又何嘗不是很多人失業呢？ 該詩難免令人聯想起諸多在大城市打拚的上班族，以及當代青年所背負的責任，所承受的生存壓力。 整首詩的敘述非常有節奏且押韻，通過畫面感極強的詩行，在敘述與抒情的交叉推進中娓娓道來，而一班又一班的地鐵，亦如城中一群又一群“深漂”，因疫情而突然停運的地鐵，亦如突然停工、失業的“深漂”。 該詩通過「一列地鐵」所承載的「城市記憶」將「乘客青春」串聯在一起，更將生存危機給「帶」了出來，是一首具有“都市特徵”的微小說體詩歌。 但作為一個寫詩多年的詩人及曾經的刊物主編，我更關注促成詩歌創作的生活經歷及人生閱歷，那才是一個詩人下筆前真正的修鍊。
後來讀了《離開部隊的日子》這首詩，我又發現了一些新的線索。 這首詩表達了詩人對軍營的懷念，對歲月的追憶; 讀詩時不難聯想到——詩人翻閱日記，在耳熟能詳的軍營民謠歌聲中感到孤寂，於是記下該詩懷念軍旅青春和朝夕相處的戰友; 也許是脫下軍裝回歸社會後，產生了各種不適; 也許是在某個深夜，詩人獨自審視鏡子里的自己，慢慢抬起手敬禮。 在詩中，當詩人看見抽屜里的日記本和老照片時，實則在一層一層剝開內心對火熱軍營的不舍，更刻畫了詩人和戰友親如兄弟，又難以割捨的革命友誼。
也許是對歲月的惦念，也許是為了便於演唱及聽眾理解，在音樂詩歌《那些兄弟》中，詩人大膽採用了典型的“軍營民謠”歌詞筆法，語言非常直白和樸實，其實這種技術處理不代表沒“深度”和“故事”。 詩歌雖然未經過多藝術加工，卻採用極具“民謠特質”的音樂語言，達成節奏和音韻的自然與和諧，字裡行間的情感已然真摯流露，蘊含了詩人紮實的生活沉澱與深刻感悟。 詩中既有熱血男兒的豪情萬丈，也有軍營青春的種種難忘，應屬接地氣的“寫實主義”民謠音樂詩。
在探索「詩+歌」的創作實踐方面，易白在創作上做過諸多嘗試。 比如，他11年前唱作發行的個人單曲《小河淌水的故鄉》，也是他作詞、作曲和演唱，歌詞原稿也是一首詩。 這首詩渾然天成，詩歌語言盡顯行雲流水之象。 詩人以自己的視角，將青春歲月隱喻為一去不復返的流淌之河。 而該詩創作地點彌渡，正是“小河淌水的故鄉”。 可見詩人觸景生情，信手拈來，以景喻情，托物詠志。 在詩中流淌之河猶如青春歲月，詩人彷彿化身為天上的雲兒，流水又如一面鏡子，詩人在鏡子中窺見了歲月的無奈，亦如詩人對光陰如流水的惋惜和感懷。 值得關注的是，詩中“一看、二望、三嘆、四笑、五更、六弦、七絕”等煉字，形象生動的“疊”出了詩人對“第二故鄉”的留戀，以及對“第一故鄉”的思念，如同歲月中“記憶碎片”在詩人的夢中重疊。
動筆寫這篇文章時，我跟詩人通了電話。 他給我推送了一些歌曲播放連結，我也細品了一下。 也許，是他不滿足於詩歌朗誦的傳播詩的表達。 10年前，詩人還將詩歌和搖滾進行了一次融合，當時在祖國首都的衚衕里，在一個傳承故事的老牌錄音棚里，他將詩歌《靈魂問答》一字不改，直接錄製成“輕搖滾”歌曲。 毫無疑問，這首歌的作詞、作曲和演唱，依然還是詩人易白; 據說當時為歌曲演奏吉他的大師，就是跟許巍搭檔多年的資深音樂人李延亮。 我聽後認為，《靈魂問答》也屬典型的「搖滾音樂詩」，這首詩簡短有力又個性張揚地宣告了“年輕一代”的叛逆與衝勁，寫出了青春的憧憬，無論“讀”或“聽”都足以令人心潮澎湃。
在當時喧囂的一線大城市，在靈魂浮躁的「群體特徵」相互作用下; 在經歷情感挫折與人生磨難時，詩人採用「象徵手法」將心中理想隱喻為「生命之塔」用力攀爬，讀來是勵志的，也是具有力量感的，且注重音樂的節奏性和律動性; 全詩上下前後的「因果關係」和「對比關係」等技術處理都很用心; 短小而精悍的小詩耐人尋味; 譜曲演唱後更是賦予了詩歌第二次生命; 令我想起了四川傳媒學院的大學生找詩人拍攝的紀錄片。 在紀錄片中，作為潮語歌曲《潮汕》唱作人的易白; 在談及將詩歌、方言、音樂進行融合的那組鏡頭裡; 他一個人坐在一處天臺上，望著都市上空的藍天和白雲，手握紙筆說道：“起初，我很喜歡寫詩，然後我覺得現在好像紙質媒體不如以前，讀詩的人變少了，我覺得詩歌呢，應該需要一條新的出路，我覺得音樂是可以給文學，給詩歌插上翅膀的。 ”
他的創作感受，令我印象深刻。 不可否認，當今時代在進步，傳播方式也在改變，詩歌需要探索更多“新”的出路。 他這種「詩+歌」的跨界融合創作與表達，本就是詩歌該有的樣子，他大部分作品都體現出對「生存狀態」的關注與思考，而“與命運抗爭”這一關乎人類生存的選題，則是詩人們孜孜不倦，一直在創作的“永恆命題”。
2023年9月，草就於貴州
【作者簡介】
蔣德明，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在《詩刊》《星星》《綠風》《詩歌月刊》《山花》《鴨綠江》《福建文學》《散文選刊》等近百家報刊發過作品。 有詩歌作品被《中國新詩排行榜》《中國詩歌年選》《中國散文詩年選》等39個重要選本選入。 已出版文集六部：詩集《水果與刀》《落葉為花》《水落禪生》《青花成色》，散文集《緣來緣去》、《水西聽雨》。 其中詩集《落葉為花》獲第三屆貴州烏江文學獎，首屆貴州詩歌節尹珍杯優秀創作獎，《水落禪生》榮獲第二屆貴州詩歌節尹珍杯創作獎。 詩歌作品有英、日等語種推介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