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吴保刚老于12月17日晚8点无疾安详辞世，享年九秩仙寿，兹以此文敬悼先生！
问讯吴刚何所有？
——忆甘肃省杂文学会原会长吴保刚先生
王长华
汉朝人吴刚因学仙时不守道规，被罚月中去砍伐一株高达五百丈的桂树。可桂树却是随砍随合，所以永远不能砍倒。几千年过去了，吴刚总是辛勤地伐树不止，但那棵神奇的桂树却依然生机如故。桂树每临中秋馨香四溢，也只有在中秋这一天，吴刚才能在树下稍事休息。毛泽东词《蝶恋花·答李淑一》中的“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就是出自这一典故。
桂花属木犀科常绿乔木，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栽培历史，被评为十大传统名花之一。历代民间皆视桂花为吉祥之兆。举凡中榜登科，仕途得志被称为“折桂”。对获得殊荣者则誉为拥有“桂冠”。广西有些少数民族的青年男女，还喜欢用桂花赠予意中人，以表倾慕之情，故有“一枝桂花一片心，桂花林中结终身”的谚语。
“吴刚伐桂”的传说，更是包含着随砍随合，永远年轻的寓意。
大概吴刚觉得砍桂树独劳无功，不如改酿桂花酒，也好给寂寞的广寒宫增添一点人间温暖……
本文叙述的对象，正好也叫“吴刚”。虽然此吴刚非彼吴刚，但现实中的吴保刚先生，他的笔名也叫“吴刚”。
如果把杂文这株文学园地中的佳木也比作桂树，那么，吴保刚先生对甘肃杂文事业的痴迷和贡献，正好和“吴刚伐桂”的故事非常吻合，而且，吴保刚先生问世的一篇篇杂文佳作，不正如一坛坛浓烈的“桂花佳酿”，饮之使人醉倒吗？而杂文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园地中，不也与香气馥郁的桂花树一样，迷醉了多少读者吗？
初识吴保刚先生，是在2007年7月在兰州召开的甘肃省第18届杂文评选颁奖会上。聆听他的发言时，只觉得已是耄耋之年的吴老先生，声若洪钟，中气十足。言辞之间，不时表露出对甘肃杂文事业的拳拳之情。及至后来有机会深入采访吴老先生，终于更进一步地了解了他的为人和为文。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其实，吴保刚先生之于甘肃的杂文事业，何止捧出的是“酒”？他捧出的的是一颗燃烧的“心”！
有杂文家说，一般人的血在一百度才沸腾，而杂文家的血在五十度就已经滚烫并且燃烧了。为何？源自杂文家一颗忧国忧民的心。他们敏感而且尖锐，眼里容不得任何丑陋的事物。所以，他们永远在愤怒，在呐喊，在批判，在怀疑。世界如同白昼和黑夜，既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同样，文学的队伍中，既有真诚的歌颂者，也有犀利的批评者。杂文家生来就是假恶丑的天敌，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与黑暗和丑陋进行不屈不挠的战斗。命中注定，他们就是假恶丑的克星。应该说，杂文家就好比是森林中的“啄木鸟”，只有林中的“蛀虫”才会害怕他们的存在，才会视他们为“寇仇”。而社会这棵参天大树，实在是太需要杂文家这样的“社会医生”了！但事实上，杂文家的命途多舛，他们遭遇的不公正和不被人理解，实在是数不胜数！但既然是以天下苍生为己任，那么，无论遭受多么的误解，杂文家们还是“虽九死而犹未悔”！因为鲁迅先生早就说过：“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心荐轩辕！”
言谈之间，吴保刚先生谈起了1957年“反右”期间，他的同事，甘肃日报的一名记者，就为杂文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吴先生说，作为甘肃杂文家，他有必要把这段往事告诉后来人，一来祭奠先辈们，让他们的灵魂在天国安息；二来要让人们记住，我们的历史，还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今天的这种局面确实来之不易。
王景超：殉道杂文第一人
在吴保刚先生等人编辑的《甘肃50年杂文选·综合卷》里，收录有王景超的两篇杂文，文末的作者简介中说：“王景超，河北省无极县人，1924年生，西北大学法律系肄业，甘肃日报编辑、记者，1957年‘反右’运动中受打击，1960年12月饿死于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平反昭雪。”
据吴保刚回忆，1957年时的王景超只有33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月，就因为他写了一篇《略论“行政手段”》的杂文，而被打成“右派”，最后饿死在酒泉夹边沟农场，成为甘肃第一位为杂文而殉难的人。至今回忆起来，令人唏嘘不已。而当年王景超所写的杂文，在今天看来，实在是算不了什么。极左路线曾经使中国的杂文事业遭到了毁灭性的厄运，在首都北京，就发生过举世震惊的所谓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事件；而在偏僻的甘肃，也有热血青年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杂文以及杂文家的命运，实在令人慨叹不已！
而王景超当年所写的杂文，究竟是因什么而罹祸的呢？在《略论“行政手段”》一文里，作者对那些不是以理服人，而专门以“行政手段”整人的所谓老资格的领导者，进行了批评。文章说这些人“傲”于资格，而“疏”于德才，平日既懒于学习理论，又懒于钻研业务，他们以党自居，觉得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他们自己也便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了；觉得党能领导一切，自己当然也能领导一切；服从是别人的义务，让别人服从是自己的权利，具体工作反正有被领导的人去做，自己只“掌握原则”、“发号施令”就对了！
——原来如此！在今天看来实在算不上辛辣尖锐的一段文字，却让一位青年记者丢了性命！
在另一篇杂文《为“三脱”干部叫屈》中，作者写到：“在某些单位里，要求盲目服从领导的风气，是确确凿凿存在着的，这些领导人只承认一个‘道德标准’，那就是‘盲目服从’。凡是不合乎这个标准的人，便被列为‘改造对象’，直到你合乎了那个标准！试想：百花尚野谷争艳，何况人乎？即历千秋万代，人们也不会合乎一个模子，更不会合乎‘盲目服从’的模子，所以这‘三脱’（脱离组织、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类人，实质上是被某些领导者当作‘外人’而排斥的人！”
——这就是王景超为其付出了生命代价的两篇杂文！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世事沧桑，令人感慨万端！
50年，对于宇宙来说，仅仅是弹指一挥间！而在中国逐步向富强、民主迈进的征途中，我们更不应该忘记为之付出了生命的杂文家们！他们是杂文界的烈士！
杂文更需要讲真话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而讲真话，办实事更是题中应有之意。但一段时间以来，讲真话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难了呢？吴保刚先生从杂文家的视角，分析了讲真话难的原因。
他先列举文坛的事为例。
巴金早年写出了《家》、《春》、《秋》那样脍炙人口的大作，抗美援朝期间曾冒着炮火两次到前线采访，写出了《彭德怀司令员》那样的佳作，但1957年“反右”之后，特别是“文革”期间，他再未写出什么作品，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以耄耋之年挥着颤抖的笔写出了讲真话的五十篇文章《随想录》，出现了他几十年创作历程中的最后一个高峰。巴金的创作为什么会出现几十年的空白？原因只有一条，“讲真话”难！而他又不想讲假话，所以就难以有文学作品。君不见鲁迅先生的得意门生和战友胡风不是以一封建议书即所谓“万言书”而被打为“反革命集团”的首犯投入监牢几十春？另一位鲁迅的挚友冯雪峰也没躲过1957年“引蛇出洞”的杀手锏，几十年人鬼难辨。就连被“大人物”赞为中国文化革命的“旗手”和“独立支撑大树”的鲁迅，也面临“要么听话”、“要么关入监牢还要写”的双重命运。还有中国新诗的开创者，集历史、考古、剧作、小说于一身的文学巨匠郭沫若……中国现当代文坛上关于“讲真话”而罹祸的例子，实在举不胜举。
至于政坛上，由于“讲真话”而付出沉重代价的，同样令人触目惊心。如“彭大将军”在庐山会议上被批判；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捧宪法也保护不了自己的悲惨遭遇；共产党员张志新因“讲真话”坚持真理而被残酷杀害……大人物如此，小人物、老百姓因讲真话，一言半语被问罪者可谓比比借是。在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年代，谁敢“讲真话”等于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所以不要嫌弃巴老“讲真话”的题字是多余的，实乃历史正告的肺腑之言啊！
吴保刚先生认为，要真正做到“讲真话”，起码要有三个条件：一条是路线正确，有一个宽松的环境，不因言问罪，因文入狱，像现在这样；第二要有无私境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怕丢官杀头，像彭总、张志新那样；第三要深入调研，吃透情况，言之有物、有理，不可道听途说，张冠李戴，像今天的科学家那样。当然，今天要讲真话无坐牢之忧，无生命危险，但死官僚主义和贪官污吏并未绝迹，所以讲真话要讲究方式，争取最佳效果，严防黑帮下毒手。
吴保刚先生列举了文坛和政坛由于“讲真话”而付出昂贵代价的故事，是否历史已经翻过了那沉重的一页，“讲真话”就变得很容易了呢？
学者阿巍在《技术是怎样“失灵”的？》（发表于《读书》2007年第10期）一文中说，当年，马寅初提出人口论，黄万里论证黄河三门峡大坝之不可行，在那么大的压力单枪匹马，力排众议，我们在翻了很大的跟头以后，才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意见是对的。其实，赞成两位观点的在当时并不乏人，为他们说话的也未必没有，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到底的。支撑他们孤军奋战的只能是科学信念，以及对事业、对社会的责任心。令人感叹的是，他们为之付出的代价太大，这个教训太深刻了！他们的操守应该成为所有科技人员的榜样。现在，科技人员面临的诱惑越来越大了，地位、名望、权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形形色色经常诱使他们弱化或放弃客观与公正。无论如何，说真话是对科技人员的起码道德要求；即使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说过错话、假话，那么至少事后应勇于承认自己的过失。
如果说政治环境的威势作为一种“硬压力”，在特殊的年代以蛮横的暴力方式逼迫着人们不得不说假话，那么，当今时代，“说真话”却面临着另一种“威势”，那就是各式各样的“诱惑”，不妨把它称为“软压力”。面对金钱、荣誉、利益、地位，以及种种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好处”，今天的知识分子，是否还能像当年的马寅初、黄万里那样“孤军奋战”？还能坚持一个知识人的操守和良心？不被收买？不说假话？坚决不做某一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作为以“说真话”为己任的杂文和杂文家，更有责任把犀利的笔触，深入到这个人类灵魂的深处，去探询那里的秘密。
甘肃杂坛的“没羽箭”
作为甘肃省杂文学会原会长，吴保刚先生对全省的杂文创作状况，有一个全面而精到的把握。
甘肃省杂文学会成立于1985年元月，是全国省级杂文学会成立较早的一个学会。甘肃20年的杂文之路，总的来说是健康向上，蓬勃发展的。杂文随着祖国的脉搏一起跳动，一起走向新生和胜利，可谓新人层出，硕果累累。绝大多数作品高扬主旋律，风格多样化，主题鲜明积极，内容丰富多彩，歌颂光明，针砭时弊，不少作品文笔也好，耐人寻味。但是我们的杂文创作也非一帆风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面对商潮的冲击，有的报刊首脑只考虑抓钱，不考虑或少考虑文化品位，有的报纸将一些杂文栏目砍了，一些大报也不发或少发杂文了。杂文作品失去了一些成长的园地，对杂文作者是一个不可小视的挫伤。另一点是，有的党政领导和报刊老总，仍以“左”的眼光看待杂文，以为“杂文惹事”，“杂文揭短”，从思想上反感杂文，或杀其棱角，以合己意，使杂文的思想性、战斗力和批判功能相对削弱。有的报刊当权者不知杂文为何物，一律封杀，不许问世，已近似“文革”时期的极左“判官”。我们杂文学会和杂文作者一度就是在类似“官帽至上”（不让发表，怕丢乌纱）和“金钱至上”的夹缝中前进。但因为党的大政方针已定，民主法治科学之潮流不可逆转，“言论罪”、“文字狱”已成为历史的沉疴，加上杂文及其作者的顽强生命力，所以我省杂文创作之道路在健康向上中虽有小波折，但发展之势仍不可阻挡，可谓成果不凡，前景光明。
而吴保刚先生本人的杂文，更是在杂文界有口皆碑，颇获好评。
甘肃著名杂文家吴月先生评价吴保刚的杂文时说，“它使我想到了《水浒传》中的‘没羽箭’张清，他的武器不是花枪，雕弓，而是并不斑斓的石子，但随手一掷喊声：‘着！’往往一击而中。我想，这一击而中的石头，较之无的放失或是连放空炮是要强得多的吗！”
甘肃另一位著名杂文家谢富饶先生评价说，吴保刚的杂文“是一座思想富矿。作者通过杂文、随笔、短论等形式，不但反映了他不渝的革命信念，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嫉恶如仇的性格，还表现出他‘向着阳光，向着真理，向着正义，向着人民’的坦荡情怀。”
细读吴保刚先生的杂文，总感到一种强烈的时代性和战斗性。他的作品秉承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批判现实主义的风格，“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绝不发空洞无谓的言论。虽然“没羽箭”的一颗“石子”不能霎时置对手于死地，但击伤对手，让其丧失战斗力，也就算尽到了杂文作为“石头”的责任。因为杂文作为战斗的武器，仅仅只能充当“匕首”和“投枪”，适宜短兵相接。而要革除社会的弊病，摧毁前进途中或明或暗的“堡垒”，还需要“重武器”来进行攻坚。鲁迅先生说得好，“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轰走了孙传芳。”诚哉斯言！
鲁迅先生还说，惟愿自己的杂文伴随着社会的弊病而“速朽”，但先生的杂文却并没有“速朽”，它具有超越时空的穿透力，仍在放射着耀眼的光辉。原因是，只要存在着人类社会，就会存在各式各样的矛盾冲突，它们就是杂文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因此，杂文不但不会“速朽”，而会生命之树常青！
我想，吴保刚先生及其杂文，肯定是遗传了鲁迅先生的风骨。年过古稀的吴先生，仍然会“韧性的战斗”，在金城兰州的“求索宅”里，挥笔如风，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绝的文字”！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先生已逝矣！但他所代表的一个时代的风骨，永远不会黯淡下去！相反，一定会穿透时空的迷雾，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