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瓦尔尼事件再度掀开的俄罗斯毒药暗杀史

纳瓦尔尼被飞机从鄂木斯克紧急送到柏林。

过去20年,对克里姆林宫政策的好几个有名的批评者——前间谍、记者和政客——都曾被投毒。

在英国,两名俄罗斯前特工成为了目标: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Alexander Litvinenko)在2006年被放射性元素钋-210(polonium-210)毒死,谢尔盖·斯克里帕尔(Sergei Skripal)则在2018年被神经毒剂诺维乔克(Novichok)毒害。克里姆林宫否认有任何不同行为。

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这个过去曾经被袭击过的人,似乎成了最新的一个受害者。不过,有很多事情仍然未明。

与俄罗斯人有关的那些神秘投毒事件常常都会一直神秘下去——比起像街头枪杀这种旧式手段,这种神秘感对暗杀者更有利。

英国皇家联合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的俄罗斯专家马克·加里奥蒂教授(Prof Mark Galeotti)向BBC表示:“毒药有两大特征:既低调又有戏剧性。”

“它如此低调,低调到你可以否认,或者令它更难于证实。要证实就要做很多工作,这中间有各种各样的障碍,而且投毒者还能一边否认一边狡猾地对你单眼,所以所有人都会明白这种暗示。”

克里姆林宫的眼中钉

阿列克谢·纳瓦尔尼是俄罗斯最有名的反腐败倡议者和反对派活动人士。他在社交媒体上那些精明、尖锐的视频换来了数以百万计的观看量,也令他成为克里姆林宫的眼中钉。

纳瓦尔尼多年来在俄罗斯各地有大量支持者。

在受害者即将进行长途飞行之前投毒,可以令受害者被困在飞机上足够长的时间,让凶手可以轻松地逃走。44岁的纳瓦尔尼就是在8月20日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起飞的航班上身体严重不适——严重到飞机不得不转飞鄂木斯克。

2006年被枪杀的俄罗斯调查记者、普京的批评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亚(Anna Politkovskaya)就曾宣称,自己在2004年飞往北高加索的一个航班上中毒,当时她身体不适至昏倒。

相似地,一种缓慢起效的毒药钋-210令利特维年科离奇地死去,几个星期之后才确认死因是这种罕见的毒物。作为一个α粒子的放射性物质,它的辐射逃过了盖革计数器(Geiger counter)的侦测。

据后来英国进行的调查,两名被指控的俄罗斯杀手均是政府特勤人员,在事件中有足够的时间在不被怀疑的情况下飞回国。

纳瓦尔尼在俄罗斯树了很多敌人,他们不仅在总统普京的支持者当中。他将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United Russia)称为是“骗子和盗贼的党派”。普京在2000年成为总统之前,曾是苏联克格勃(KGB)的秘密特工。

加里奥蒂表示,在这宗案中,“俄罗斯政府似乎是被抓了个措手不及,这表示它不是一次由中央策划的行动”。“这显示它是一名有权力的俄罗斯人所为,但不一定是政府。”

神经毒剂的症状

如今在柏林夏里特医院(Charité Hospital)为活命而挣扎的纳瓦尔尼正处在诱发性昏迷当中,治疗的方向是“胆碱酶抑制剂类物质中毒”。

医院表示,具体的毒物是什么仍然未知——目前正在进行检测来鉴定,但是毒药的效力“已经通过独立实验室的多次检测确定”,是抑制人体内的胆碱脂酶。

那是像沙林毒气、VX甚至毒性更强的诺维乔克等军用神经毒剂才有的作用。他们干扰大脑传导至肌肉的化学讯号,造成痉挛、呼吸急促、心悸和虚脱。

德国当局在柏林的夏里特医院布置严密保安。

纳瓦尔尼的发言人基拉·亚米什(Kira Yarmysh)怀疑,毒药是在托木斯克机场的咖啡厅里被投进了他喝的一杯红茶里。亚米什说,他在上飞机前没有吃过任何东西。

这与利特维年科的案情如出一辙,他是在伦敦一家酒店里喝了有毒的茶。

身在美国的著名反普京活动人士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Vladimir Kara-Murza)表示,他在2015年和2017年也曾遭受过与纳瓦尔尼类似的症状。他所指的投毒事件目前仍然是个谜。

他向BBC表示,毒药“正在变成俄罗斯特工偏爱的工具”,而且是“一种残暴成性的工具”。

“这个过程很痛苦……在第一次中毒和昏迷之后,我要重新学习走路。”

飞机于8月20日降落在鄂木斯克的时候,医护人员就急忙将已经昏迷的纳瓦尔尼送到重症监护室(深切治疗部),并给他装上了呼吸机。

被推迟的调查

普京的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表示,柏林的医生对中毒的诊断尚未是最终定论,所以目前开展官方调查为时尚早。较早前,他说,克里姆林宫希望纳瓦尔尼安好,当时发出了批准,让他飞到柏林。

有猜测指,在鄂木斯克逗留至纳瓦尔尼被送往柏林这段时间,可能对消灭毒药的线索有帮助。

鄂木斯克的医生受到批评,因为他们曾指问题可能是“低血糖”造成,而似乎没有发现有神经毒剂中毒的症状。

身在美国的麻醉师康斯坦丁·巴洛诺夫医生(Dr Konstantin Balonov)向BBC表示,这种失误“至少是奇怪的”。莫斯科的毒理学家也曾经向鄂木斯克的医生咨询过,而“他们肯定应该能够得出结论是那一类的毒物”。

外界有怀疑是包庇,因为没有表明的身份的警察很快就到了现场封锁。医生则坚称,当时在纳瓦尔尼的尿液中没有毒物。

后来有消息流出,指神经毒剂的解毒药阿托品(antidote)就是在鄂木斯克进行管理的。

不过,曾在彼得斯堡做深切治疗专家的米哈伊尔·弗雷德曼(Mikhail Fremderman)则说:“在这一类的中毒案例里,阿托品必须是长时间的静脉注视。”他向BBC俄语部表示,或许这在鄂木斯克并没有做,他还补充说医疗纪录仍未公布。

化学物光谱

英国领先的毒理学和化学武器专家阿拉斯泰尔·海耶教授(Prof Alastair Hay)称,这类神经毒剂在有机磷酸盐的广阔光谱当中是自在“极有毒”的那一端。

有可能被使用的毒物范围之广已经使真正的毒物难以锁定。一些毒性弱得多的有机磷酸盐在杀虫剂和药物治疗当中也有被使用。

他向BBC表示:“只要很少量就能杀死一个人,它能够很有效地隐藏在饮料里。”

从杀手的角度看,还有其他有利之处。“简单的血检不会告诉你毒剂是什么——你要做更深入的检测,要用到非常昂贵的器材。很多医院也并没有那样的专项知识,”海耶教授说。

在英国,那一类检测能力仅限于波顿当(Porton Down),一个高度保安的生化研究中心。

英国与俄罗斯都在《化学武器公约》(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的190个签署国之列。该公约禁止使用和研究化学武器,而只允许少量研究作为开发解毒剂和保护设备之用。

海耶指出,“冷战”之后,俄罗斯在国际监督之下,销毁了其巨大的化学武器库存——约4万吨。

乔吉·马可夫的活体组织检验当中发现了这个小小的颗粒,被认为当中包含蓖麻毒蛋白。

“冷战”时间的一些“袭击”行动当中也用到了外来的化学物——比如1978年发生在保加利亚反共产主义记者乔治· 马可夫(Georgi Markov)身上的臭名昭著的伦敦“雨伞谋杀”事件。当时保加利亚是苏联的盟友。

当中的疑似毒剂是蓖麻毒蛋白,是在后来尸检中发现的一个小颗粒里释放的。杀手是用雨伞的尖头直接将它插进马可夫的血里——这比起呑食毒物是更加简单粗暴的投毒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