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曉輝
佛門有雲：“萬法皆空，因果不空。”少林方丈釋永信從“佛門CEO”到階下囚的戲劇性轉折，不僅是一場個人命運的崩塌，更是中國宗教治理邏輯演變的縮影。十年前，同樣的舉報未能撼動其地位；十年後，他卻因“舊賬”被查。這其中的變與不變，恰如《金剛經》所言：“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唯一可得的，是時代對宗教邊界的重新划定。
一、十年前為何“屹立不倒”？
十年前，釋永信同樣深陷“情婦、私生子、侵吞寺產”的輿論漩渦，卻安然無恙。彼時，少林寺的商業化模式正符合“宗教搭台，經濟唱戲”的地方發展邏輯。釋永信以“CEO方丈”的身份，將少林寺打造成年收入數億的“宗教IP”，甚至成為地方政府的政績名片。在“發展才是硬道理”的語境下，只要不觸碰政治紅線，經濟貢獻足以抵消私德爭議。 此外，當時的宗教治理尚未像今天這般強調“宗教中國化”的絕對性。釋永信的海外活動，如率武僧團全球巡演、在歐美建分寺，被視為“文化輸出”而非“宗教外交”。即便涉及商業糾紛或道德爭議，只要不直接挑戰體制，官方更傾向於“冷處理”。
二、十年後為何“牆倒眾人推”？
十年後的今天，釋永信卻因同樣的指控被查，甚至被註銷戒牒。表面看，是“挪用資金”“違反戒律”等舊事重提，但真正的轉折點，或許是今年2月他與教宗方濟各的會面。
1. 宗教外交的“越界”風險 梵蒂岡是歐洲唯一與台灣“建交”的國家，中梵關係本就敏感。釋永信以“文化交流”名義直抵教宗書房，在“宗教中國化”政策收緊的背景下，極易被視為“未經授權的宗教外交”。近年來，中國對宗教涉外活動的管控愈發嚴格，《宗教事務條例》明確規定境外宗教活動需報批。釋永信的梵蒂岡之行，可能觸碰了這條紅線。
2. “宗教中國化”的剛性要求 過去十年，中國宗教政策從“引導適應”轉向“絕對服從”。無論是天主教“自選自聖”主教，還是伊斯蘭教“去阿拉伯化”，核心都是確保宗教不成為“境外勢力滲透的通道”。釋永信的海外網絡（如全球分寺、國際交流）若脫離監管，可能被視為潛在風險。
3. 反腐與宗教整風的疊加效應 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浪潮無禁區，宗教領域亦不例外。中國佛教協會近年已有多名高僧被查，釋永信案可視為宗教系統“清理門戶”的延續。十年前，經濟問題或可被“功過相抵”；如今，在“全面從嚴治黨”的基調下，任何污點都可能成為整肅理由。
三、宗教治理的“不變”邏輯：信仰必須服從政治
釋永信案的深層啓示，在於中國宗教治理的核心邏輯始終未變——宗教必須服務於政治，而非挑戰政治。十年前，他的商業化被容忍，因其符合“發展”需求；十年後，他的國際化被清算，因其可能逾越“安全”邊界。 《韓非子》有言：“不恃人之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宗教領袖的生存法則，從來不是“清規戒律”，而是“政治正確”。釋永信的命運轉折，恰如一面鏡子，照見中國宗教的終極底線：你可以是文化符號，可以是經濟引擎，甚至可以是國際名片，但絕不能是外交變量，更不能是政治隱患。
結語：
釋永信的“十年之變”，並非個人善惡的因果報應，而是時代洪流中的一粒沙。佛經雲：“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他的崛起，源於宗教商業化的時代機遇；他的隕落，則因宗教政治化的現實要求。此案過後，中國宗教界的生存法則將更加清晰——袈裟可以鍍金，但不能越界；禪機可以玄妙，但不能僭越。
作者曾曉輝簡介：
曾曉輝博士（1968－），廣東龍川人。就讀過中國科技大學、南京大學，獲南京大學天體物理學博士學位後轉向藝術，師從雕塑泰斗潘鶴及油畫家郭紹綱教授。
2000年創立廣州新世紀藝術研究院。2009年在香港創辦《中華時報》（現為全球華人主流媒體），並陸續拓展《中華新聞通訊社》、《中華攝影報》及英國《中華時報》。聯合發起《中華電視》及世界華人流行音樂聯合會。
現任香港美術學院及香港藝術研究院院長、多所大學教授，並任粵港澳大灣區藝術聯合會主席、中華科技協會會長、世界監督學會會長等職。
學術著作豐富（藝術理論與歷史）。雕塑創作富人文關懷，作品獲全球多家美術館、藝術館典藏。積極參與國內外文旅規劃（如張家界、賀蘭山、上海及大阪世博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