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被稱爲”毛粉”，自詡爲毛澤東思想和政治遺產的捍衛者。在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後的今天，鐵桿毛粉們依然呼喚毛澤東精神的迴歸。
今年12月26日恰逢毛澤東130週年誕辰，按照逢整年大慶的風俗，預計毛澤東的擁躉們會組織各類紀念活動。特別是習近平恢復一人體制以來，提出“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一度被邊緣化的毛澤東的地位再度被推高，毛粉們愈加活躍。
我們就來講述一名毛粉的故事，透視時下中國這股思潮的走向。
毛主席的戰士在歌唱
江蘇，常州大劇院。12月20日下午，一場紀念毛澤東誕辰130週年的演出正在進行。這是在中國頗有名氣的常州紅歌團，成員全都是毛澤東的忠實追隨者，以演唱毛時代的紅歌聞名，包括文革中盛行而改革開放之後遭冷遇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
指揮戴誠70歲，他是紅歌團的創建人，一名狂熱的毛粉。1993年，戴誠開始組織唱紅歌紀念毛澤東，迄今堅持了30年，他率領紅歌團走南闖北，宣傳毛澤東思想，人稱“紅歌司令”。
除了這場公開演出，海南一個紅色歌詠比賽也邀請戴誠率團參加。而12月26日去毛澤東家鄉韶山祭拜，也是戴誠多年來的保留項目。
戴誠：“韶山我去過多少次了。六七年前，連續三年，我們合唱團爲毛主席守歲，連守三年，從25日守到天亮，爲毛主席守歲。熱鬧的勁頭，你不到韶山感覺不到，儘管夜裏一點兩點，可以說水泄不通，人山人海，看了非常感動。儘管老人家走了，還有那麼多的人，崇拜他敬仰他，男女老少都有，（我）感動地控制不住，眼淚都流出來了。”
1976年毛澤東去世文革結束，隨後中國進入改革開放，迎來40年的高速發展。江蘇位於長三角，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懷念毛澤東的文革歌曲在這裏再次唱響，給人感覺時光倒流。
外界有人質疑說，毛粉希望中國迴歸毛澤東時代物質貧乏精神禁錮的極左時期，戴誠反駁說，“毛主席時代，不是簡單的窮所能夠否定的，最主要的特徵，就是公平，人人有保障。” 他認爲，中國目前遇到的一系列問題，都是因爲沒有遵循毛澤東的教導，走了彎路，“實踐證明，改革開放這四十多年來，我們的得失，都跟毛主席有關。毛主席思想得天下。”
對毛粉這個帶有貶意的稱呼，戴誠表示，他大體上知道這個意思，但是“懶得理睬他們”，他說，“我只知道我是毛主席的戰士，是共產主義的忠實信徒。”
毛粉如何煉成
戴誠生於1953年。說起往事，他哽咽了。
戴誠：“從小媽媽講，我爸爸八九歲就光着腳在雪地裏面給地主放牛，我們出生在這樣一個貧苦的家庭，我父親也在19歲參加了革命，我們進學校，都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學雷鋒做好事，共產主義的思想教育薰陶，奠定了我們的思想基礎。”
文革發生時戴誠13歲，成爲積極的紅小兵，由於不懂政治，加入了保皇派，後來才知道站錯了隊伍，是毛主席的對立派。至今頗爲自責。
美國的《北京之春》雜誌榮譽主編胡平說，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大都如戴誠這樣，對毛澤東無條件服從，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而進入改革開放以後，無論在中共內部還是社會，對於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開始抑制和批判。
胡平：“在八十年代，中共通過了建國以來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對毛澤東做出了功大於過的評價。在當時，知識界和民間，乃至中共高層，其實多數人（對毛澤東）持否定態度，主張對毛澤東做更徹底的否定，只有鄧小平考慮當時的政治需要，做了一個更正面評價，但是大家認爲這是階段性的，再過一段時間可能做出一個更否定的評價。八十年代的政治氛圍是那個樣子的。”
戴誠七十年代進工廠做毛澤東文藝宣傳，1980年從工廠調到機械工業局，1984年進入常州市城管隊。他注意到八十年代的社會空氣跟文革時期發生了很大改變。
戴誠：“其實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人們就開始了警惕和反思，社會上對黨的宗旨開始違背和遠離，尤其我們從小接觸的共產主義教育和信仰，開始被拋棄了，與人民越來越疏遠了，把老百姓的事越來越不當回事了。”
胡平說，八十年代毛澤東的韶山故居門可羅雀，民間對於毛澤東的崇拜，更多地是認爲毛是個了不起的大人物，一生打倒無數政敵，文采和書法俱佳，而不論其善惡。按照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原研究員陳小雅的研究，最早中國南方的公交車司機在駕駛室掛毛澤東像，目的是爲了保平安。
1993年毛澤東誕辰100週年。中共組織了一場歷時半年的全國範圍的革命歌曲大賽。此時的戴誠是一名城管，他受到了啓發，開始組織合唱團唱起了紅歌，向港臺流行音樂和資產階級文化宣戰。
戴誠：“我們豁然開朗了，唱歌是一種鬥爭，是一種表達方式，也是一種意識形態。有效鬥爭和合法鬥爭的一種方法，一下子大家把精力放在這個上面了。”
黃益是紅歌團的一名熱心成員，他回憶認識戴誠的情景說，有一年當地強行推行打疫苗，很多市民不滿。後來，在反對轉基因食品的一次活動中，黃益又遇見了戴誠，兩人對現實都有很多抱怨，於是一見如故。
黃益說：“接觸下來，他（戴誠）其實這個人格魅力還是相當能感染人的。”
中國入世以後，大批工人下崗，貧富差距拉大。紅歌團有一個團員叫黃生榮，以前是宜賓捲菸廠的勞動模範，2004年下崗，隨後夫妻離婚，從毛時代名義上的工人領導階級陷入了赤貧。戴誠每月資助他1000元，黃生榮也加入了合唱團。
戴誠：“毛主席共產黨交給工人鐵飯碗，後來被砸掉了，到最後，三座大山，回到了老百姓頭上。現在年輕人不想結婚，什麼原因？他買不起房啊！這不是對他們生存的威脅啊？買不起房因此不結婚，我們這個民族怎麼發展？現在喫的東西多不安全，這個病那個病，有病了沒錢看病，這些東西不是威脅嗎？”
在常州，像黃生榮這樣的下崗工人，黃益這樣對生存環境日益不滿的市民，以及大量對現實充滿信任危機的人們，聚集在戴誠的紅歌團。
黃益：“總而言之，各行各業都有。毛粉毛迷的話，肯定是屬於三觀比較正的一些人，是靠譜的人，至少是有追求，是追求公平正義的人，往大了說，就是推動社會進步，推動人類文明。”
戴誠認爲，中國改革開放後的路線背離了毛主席的教導，走錯了路。普通人沒有得到改革的好處，卻承受了改革的損失。
戴誠：“爲人民服務千萬不能停留在嘴上，要體現在人民的生存的實際中間。爲什麼會產生這麼嚴重的腐敗現象，就是離開了爲人民服務的宗旨。結局會很可怕。中國共產黨爲什麼在毛主席領導下能夠取得成功，就是人民羣衆的支持。爲人民服務，人民才擁護，否則不會擁護。”
南征北戰
1999年戴誠被下放至街道的聯合執法辦。一年後，常州紅歌團正式亮相。戴誠的紅歌事業迅速贏得了關注。他們把解決中國現實困境的鑰匙，指向了毛澤東思想。
最近三十年，中國民間在如何對待毛澤東的問題上，分歧日趨激烈，隨着互聯網和新媒體的介入，“擁毛”和“反毛”的衝突遍佈網絡和現實社會。
2017年，山東建築大學教授鄧相超，微博轉發了否定毛澤東的言論。一些毛粉集會抗議，進行文革式圍攻，最終鄧相超被記過、停職，並被免去山東省政協常委職務，辭去政協委員。
經濟學家茅於軾因在批評毛澤東的文章中稱，只有徹底清算曆史，中國社會纔有可能進步，惹怒了左派人士，受到人身威脅。
戴誠：“有一年茅於軾被常州市某個部門請過來，要來講反毛的課，我就跟公安講了，如果你們不制止這個行爲，我一定要讓他死在常州，絕對不給他出常州，我要站在勞苦大衆的立場上。反毛是假的，最終的目的是反共產黨，搞垮這個國家，亡黨亡國。當時公安也很配合，把這個活動取消掉了。”
2012年9月北京的一次抗日示威中，著名的毛左代表韓德強，以北航副教授的身份，動手打了一位“辱罵毛主席”的老人。事後並沒有受到訓誡處罰。
2012年12月，人民大會堂舉辦了一次盛世歡歌歌詠大賽，組織者借向十八大獻禮其實是以盈利爲目的。參賽者每人要交2000元參賽費。演出當天組織混亂不堪，當發現獲獎者已經內定，來自全國各地的數千名業餘參賽者當場罷演，戴誠也組織常州紅歌團在現場高唱紅歌表達抗議。毛澤東時代令人仰望的政治議事中心蛻變成了一個低劣的商業演出場所，戴誠以高唱紅歌的戰鬥姿態表達不滿。消息很快傳遍互聯網，常州紅歌團一戰成名。
負債累累
爲了紅歌事業，戴誠付出了很多代價。
2002年，他爭取到了參加中國合唱協會主辦的全國比賽的機會，但是去北京演出的費用需要自己解決，戴誠不惜賣掉住房，租用了兩輛大巴車，載着100號退休老人去北京，十幾天喫住行，都是他想辦法解決。這些年，他爲了紅歌事業借債240多萬元，現在還有40多萬債務沒還清。
這讓妻子難以忍受，六、七年和他不來往。他失去了住房，在小車裏睡了一年。爲唱紅歌和紀念毛主席，就連母親病故都無暇照顧。不過他義無反顧，說“（如果）給我一個億，我要唱到全球去，把紅歌唱到全球。”
戴誠活躍的身影也引發了當局注意。他原本每個月組織一次毛澤東思想活動小組，但是最近幾年被公安禁止了。地方認爲，很多參與者藉着懷念毛主席攻擊現行政策。這讓戴誠非常生氣。
戴誠：“我們一腔熱血，信仰共產主義，熱愛毛主席，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有些人不這麼認爲，甚至認爲我們顛覆政權顛覆這個國家，類似毛主席時代的那些仇視共產黨的四類分子、壞分子。對毛主席的態度，官方很不明確，就能說明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