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6日夜，香港宏福苑发生火灾，造成161人死亡。这场火灾牵动全港，也引发全球关注。对于火灾起因、救火过程、善后问题，港人积极参与讨论，也爆发了争议。有矛头指向政府管理不力，并要求问责官员。
11月29日，香港警方国安处拘捕了发起安置灾民、独立调查、审视制度、问责官员“四大诉求”联署的港中大学生关靖丰，相关联署也被关闭。中央驻香港国安公署发言人也发表谈话，指责“反中乱港分子”“蠢蠢欲动、伺机作乱、借灾生事”，要民众“不受蛊惑”。11月30日，前区议员张锦雄及另一不知名女子据称因涉嫌“借火灾煽动憎恨政府”被国安处拘捕。
在香港火灾问题上，中央、港府、建制派，步调和口径高度一致。特首李家超在记者会上，不断提及感谢国家领导人、中央政府及中央驻港机构的关心，将对消防员的感谢放在最后。对于火灾原因，官方机构的解释也回避了政府失职的质疑。
而另一边，流亡海外的香港政治反对派，激烈抨击北京和港府，指责是专制集权、官员腐败、缺乏监督，导致了这场灾难，将火灾责任和政治强烈联系起来。当然，香港本地民间也有不少质疑政府的声音。
无论是香港当权者还是反对派，在评论火灾时都高度政治化，以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决定如何看待火灾的原因和责任。而对火灾就事论事的讨论，却在舆论场被忽略了、被纷争盖过了。而这样政治先行、立场压倒是非的情形，并不止于这一次事件，而是香港多年来社会长期的“非正常”状态。
因为特殊的历史沿革和地理位置，香港长期处在政治风暴的漩涡里。1949年后，这里是中共与国民党、左翼与右翼、激进派与保守派、建制与反建制势力博弈的大舞台。各方从媒体论战到线下冲突，蔚为壮观。
虽然许多问题根源确实是政治，关注政治和意识形态是必要的，但过于关注大的“主义”却忽视具体“问题”，长期来看必然积累许多棘手问题，不利于香港的改革和发展。
到了香港回归中国之后，政治冲突有增无减。2010年代之前是建制派和传统泛民主派对垒，2010年代又崛起了本土派。不仅纯粹政治事务上各方冲突不断，在包括住房、基建、贸易等民生和经济议题上，意识形态往往也过度牵涉其中，让许多问题缺乏共识、议而不决。
尤其困扰香港年轻人的高房价问题，本应是各方关注焦点，却长期得不到正视和解决，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各派忙于政治斗争、纠结于意识形态争议，是住房问题未能有效缓解的重要因素之一。还有诸如贫富悬殊、创新乏力、产业陈旧等，也都和各方执着于政治互耗、对具体问题的关注和投入不足有关。
而反修例运动结束和《国安法》颁布后，香港表面平静了下来。但实际上，政治立场压倒实际问题的现实并没有改变。中央、特区政府、建制派，清除反对派、垄断香港政治权力后，公开宣称香港“由乱到治、由治及兴”、进入“新常态”，似乎可以放手解决具体问题、改善民生。
可实际上的香港，却是无处不在的“政治挂帅”，一切以“国家安全”、“政治稳定”为原则，以上意为准绳，不惜压制自由、损害活力、忽视民情。
其中很突出的问题，就是北京和港府将国安问题泛化，打压不同意见者，扼杀“不和谐”的声音。一切事情都可以和“国家安全”挂钩，《国安法》也成了某种逮人和处罚人的“口袋罪。自《国安法》颁布以来，香港媒体不再敢积极监督政府，也不能自由调查报道和提问。即便被允许的采访，民众也恐惧触犯国安法而噤若寒蝉。如香港电台记者街头采访民众对“二十三条立法”的看法，受访路人纷纷摆手拒绝、匆忙离开。
教育和科研机构也趋向保守、丧失独立性。各专业领域人士也都在《国安法》“达摩克利斯剑”下过度谨慎，而不能畅所欲言，尤其难以表达与政府步调不一的观点。如“香港民意研究所”因发布香港人身份认同、特首满意度等敏感民调，被国安处搜查，之后部分停止运作。无论什么身份的港人，批评政府和揭露负面问题，都可能被扣上“反中乱港”等“危害国安”的帽子。
这样的情况下，不仅社会死气沉沉、难以进步，出现负面问题和安全隐患，也难以被及时曝光和关注。“国安泛化”本身也造成了恐惧，人们动辄得咎，社会长期处在阴霾中。而且建制派也并未利用相对稳定的局势大有作为，相反内斗频繁、民望更低，甚至愈发怠政和腐化。
而另一边，流亡的香港反对派、中国反对派的政治过激和立场先行，也是不当的。如本次香港大火，检讨制度问题、问责官员虽是必要的，但直接原因确实是意外失火。而很多人将责任全归咎于港府和中央，重复激进政治辞令，传播各种谣言和阴谋论，既不利于厘清真相、避免再发悲剧，也损害了这些反对派自己的可信度和形象。一些港人执着于为“竹棚不易燃烧”辩护，与大陆人相互斗气，也反映立场和意气压倒了就事论事的分析讨论。
一百年前的中国，曾有一场“问题与主义”之争。面对各种社会思潮的汹涌、多种意识形态的碰撞、中国该走哪条道路的争议，著名学者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认为，空谈“主义”很容易，可解决问题最重要。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争，贫穷、疾病、愚昧等具体问题更急需解决。
当然，“问题”和“主义”都很重要。只谈“主义”而忽视“问题”，是空洞无实，夸夸其谈，也不利于就事论事，甚至为了立场不顾是非、颠倒黑白。只看“问题”而忽视“主义”，又影响对事物根源的探析和方向性判断。二者需要兼顾。而具体要多谈“问题”还是“主义”，也要结合现实情况，因地因时制宜和平衡二者。
中国大陆曾有过“政治挂帅”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生产建设被破坏，正常发展被打断，还带来许多灾难。后来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才拨乱反正、恢复发展和走向繁荣。
而如今香港各方，看起来是都过于关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主义”，有立场无是非，而忽视了各种具体问题本身，大众福祉被轻忽、人民诉求被扭曲。香港当权者的“政治挂帅”和“国安泛化”过度上纲，反对派的“逢中必反”也很极端，双方长期恶斗已让香港受害。
显然，当下的香港是到了多谈“问题”而部分搁置“主义”之争的时候。不过各方都似乎没有意愿搁置政治对立、真诚对待和解决棘手的具体现实问题，香港仍然会在政治高压和潜流里的较量中，充满危机的徘徊着。
王庆民 (作者是旅欧中国作家、国际政治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