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樹忠
文殊菩薩曾經在夢裏給過我三次點化，現在我把它寫出來，讓大家看一看。
第一次是1980年7月7日，還不到16歲的我在河北省灤南縣胡各莊中學參加高考。幾天前，母親因為後背上長了個瘡，從老家坨裏鎮蔣各莊村來到胡各莊醫院做手術。當時父親在胡各莊酒廠當廠長。母親手術後就住在父親的宿舍裏修養。7日上午9點多，母親靠在被子上休息，不知不覺就睡著了，並且做了一個夢。在夢裏，我正在考試，一個40多歲的中年男子進了考場，來到我身邊。這個人瘦高個，戴著眼睛，文質彬彬的。他問我：“會做嗎？”我說：“不會。”他說：“叔叔教你做。”然後他就握著我的手在紙上寫。突然，畫面一轉，母親看見我坐在床上，頭上蒙著一個大花被子，只把臉露在外面。這個時候，父親回來了。父親開門的聲音把母親驚醒了。母親就把剛才做的夢跟父親說了。父親聽後非常高興。說來也巧，考數學的時候，卷子發下來，我一看，感覺都不會，腦袋一下子就懵了。但奇怪的是，很快我就把心情平復下來，從第一題開始，慢慢地想，慢慢地做，竟然越做越順利。很快，所有的題都做完了。除了一道7分的題感覺偏，做的不大對之外，其餘的題都覺得沒有問題。結果，我的數學考了93分，不僅在全縣排第一，就是在全省、全國都排在前列。你可能會問：“怎麼知道夢中的這個男人是文殊菩薩呢？”我當時年幼，確實不知道這個人是誰。我是後來許多年後一點點地琢磨出來的。
第二次的起因是因為我在1994年9月14日的天津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報告文學，名字叫《鬼難拿》。這篇文章得罪了當時塘沽區委的一位副書記。他對號入座，認為我在文章裏影射了他，說了他的壞話。他讓區委宣傳部部長寫了一篇兩萬字的文章，名字叫《駁報告文學《鬼難拿》》，上報天津市委宣傳部。與此同時，另一位副書記和這位宣傳部長找我談了幾次話。這位副書記對我說：“樹忠啊！我們就是傻吧，也能看出來，你寫的我們塘沽區委的領導都是鬼呀。”我說一句話，他們兩個就在本子上記下來。我感到事情不妙，就給好朋友呂國英打了一個電話。呂國英當時在解放軍報任編輯組長。我告訴國英，我因為寫了一篇宣傳改革開放先進人物的報告文學，遭到了塘沽區委個別領導的打擊報復。我把事情的經過簡單地跟他介紹了一下。他安慰我說：“樹忠，不用害怕。事情總有解決的辦法。”不久，人民日報就發表了我寫的通訊《改革實幹家》，寫的也是《鬼難拿》裏的主人公。緊接著，北京青年報、經濟日報、焦點訪談先後來塘沽採訪此事。面對輿論的強大壓力，塘沽區委最後做出了妥協，不再追究我的問題。這件事之後，我心灰意冷，不想在塘沽呆了，想去北京找個地方幹點事。
有一天夜裏，我做了一個夢，夢中我一個人往北京走。大約走到天津和北京之間的地方，有一個人把我攔了下來。這個人40多歲，瘦高個，文質彬彬的，戴個眼鏡，兩只手裏握著一本卷起來的書。他問我：“你想去北京嗎？”我說：“是。”他說：“去北京不如往西走。”我沒有說話。他進一步給我解釋：“往西走，去西方的好處大得沒法說。這樣說吧，別說你去北京只是找一個普通的工作，就是去做帝王將相，也比去西方差了千倍、萬倍。”醒了之後，我就想，文質彬彬的，手裏握著書，難道是文殊菩薩嗎？從此之後，我就打消了去北京的念頭。再說說那兩位副書記和那位宣傳部長的結局。那個對號入座、挑起事端的副書記退休後沒幾年就得癌症死了。那個找我談話的副書記還沒有退休，就得心臟病死了。最慘的是那個宣傳部長，他退休後沒多久得了癌症，去日本做手術，死在手術臺上。據說，這個人上中學時是個造反派，打老師下手很黑。
第三次是幾年之後，我又做了一個夢。夢裏，單位收發室給我打電話，說有我的信，讓我去取。我進了收發室，看見桌子上只有一封信，信封比較大，是牛皮紙做的。收信地址和收信人是手寫的字。落款處是三個金色大字“五臺山”，金光閃閃，十分耀眼。我小心翼翼地打開信封，從裏面取出四樣東西：一封信，一份讀書目錄，兩塊糖，一個青花瓷瓶子。信我看了，第一句話我一直記著，但不好對外人說。讀書目錄裏的書名差不多都忘了，只記著有《鄧小平文選》。此後，我很認真地讀了幾遍《鄧小平文選》，由此也讓我對鄧小平這位偉人有了清醒的認識和準確的判斷。
2025年12月21日天津
作者簡介：趙樹忠，男，1964年生，河北灤南人，作家。1984年畢業於吉林大學。退休前任教於天津某大學。在海內外報刊發表詩歌、散文、紀實文學、報告文學作品上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