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衝突:以色列在加薩造成93人死亡,各國政府譴責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向外交官開火

在美國著名電影《搖尾狗》（1997 年）中，政治正確專家康拉德·布萊恩（羅伯特·德尼羅飾演）與好萊塢製片人斯坦利·莫茨（達斯汀·霍夫曼飾演）聯手在阿爾巴尼亞製造了一場虛假戰爭，以轉移公眾對美國總統在大選前幾天捲入的道德醜聞的注意力。

這部電影是對美國作家拉里·貝因哈特1993 年小說《美國英雄》的改編嘗試，該小說認為1991 年的《沙漠風暴行動》（美國在薩達姆·侯賽因入侵科威特後發動的行動）的主要目的是確保當時的美國總統老布希連任。電影和小說共同體現了政治學中「復活賭博」（Gambling for resurrection）的概念，即政治領導人在危機時刻採取「非常規」行為以確保自身生存，包括發動或延長戰爭。

想像一下這樣一個政治困境：一位領導人的民眾支持率不斷下降，他的醜聞不斷，他的危機不斷積累，卻看不到明確的解決方案，而他的對手對他的政治束縛也日益加深，他們隨時準備抓住機會以終結他的政治生涯。

這些數據和指標都顯示他的政治生涯即將結束，而傳統的綏靖政治手段或拖延時間的嘗試似乎都徒勞無功。此時，當領導人感到如果局勢繼續這樣發展下去，他個人的損失將是必然之時，他就會傾向於採取不計後果的升級措施，開闢新的衝突戰線，或將現有衝突的範圍擴大到超出政治或戰略的合理範圍。

這些特徵在今天的具體案例中表現得非常明顯：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決定繼續對加薩走廊進行近20個月的滅絕戰爭。儘管這場戰爭未能實現其政治目標——就連以色列人也承認這一點，但內塔尼亞胡為了避免個人損失，卻決定繼續加劇流血衝突，以不符合可實現的軍事和戰略目標的方式擴大衝突。

“復活賭博”

「復活賭博」這個術語，是指在政治死亡後的複興過程，最早由政治學家喬治·唐斯和戴維·洛克在20世紀90年代正式提出，他們觀察到，面臨即將失去職位的領導人會尋求令人震驚和絕望的措施，以期獲得挽救其職業生涯的成功，並在1995年出版的《最優缺陷：國內製度與國際關係中的這一制度中的最優性見解。

根據唐斯和洛克的說法，軍事冒險可以動員人民，團結他們對抗外部敵人，並分散他們對領導人在國內失敗的關注。在已經發生的戰爭中，領導人可能會拒絕減少損失或締結和平，因為這將意味著他個人的垮台。相反，他繼續為團結人們的目標而奮鬥，希望能夠打破平衡。

這種群眾動員被稱為「聚旗效應」（Rally ’round the flag），指的是在國家危機或戰爭時期，民眾對國家領導人或政府的支持度（通常是短暫的）增加。這種效應在軍事衝突、恐怖攻擊、大規模天災等外部威脅下表現得特別明顯。

在危機時期，公民的認同感和團結感更強，這往往會導致他們支持現任領導層，而無論其能力和正直程度如何。在這樣的背景下，尤其是在這種時候批評領導層會被視為不愛國的行為，並最終導致異議和反對的聲音受到壓制。媒體也會過度關注政府的積極行動和英雄事蹟，為領導人提供了一個富有吸引力的框架，轉移了人們對內部失敗和危機的注意力。

如今，「聚旗效應」已成為政治社會學的一條公理，並且已被各種環境、社會和背景下的實驗和調查所證實。例如，根據2002年的一項題為「911與聚旗效應」的研究，在「911」攻擊事件發生後的幾天內，美國總統小布希的支持率就從51%上升到近90%，並在隨後的幾個月內一直處於80%以上。

此前，在古巴飛彈危機期間，時任美國總統的約翰·甘迺迪的支持率一度上升至74%，並在1962年12月達到76%的峰值，隨後又逐漸下降，並在1963年6月降至危機之前的61%的水平。同樣，在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之後，時任美國總統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支持率也上升了12個百分點——從72%上升至84%。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所有情況都發生在那些政治前途並未面臨非傳統的個人挑戰，而是利用新危機來增加自身機會的領導人身上。那麼，對於一位已經面臨政治問題的領導人來說，情況又如何呢？其中最嚴重的問題就是腐敗和來自各方面的考驗之箭。在這裡，升級比和平更有吸引力，因為這位領導者會覺得他沒有什麼可失去的。如果他現在退出，他基本上就完了，而如果他繼續走自己的路並以某種方式獲勝，那麼他還有可能會在政治上存活下來。

這就像一個撲克玩家在輸了幾手牌之後就押上全部賭注，因為退出就意味著必敗。同樣，一旦領導人意識到自己幾乎肯定會離開或被解職，那麼押注最後的勝利就不會給自己帶來任何個人風險。

發表在《衝突管理與和平科學》雜誌上的一篇研究論文認為，這是從領導者的角度提出的低風險、高回報的主張。當你無論如何都即將失去權力時，那麼失敗冒險帶來的「負面影響」將是微乎其微的，但成功的好處則可能是在逆境中保住地位。簡而言之，絕望滋生膽量，領導者自身地位的薄弱使得他更願意採取自信、成熟的領導者可能會避免採取的極端解決方案。

壓力之下的風險心理學

心理學研究證實，當風險很高且預期結果黯淡時，人們的行為就會有所不同。這是因為壓力和危機會削弱合理的判斷，並鼓勵人們尋求更大的冒險。換句話說，當我們感到壓力或受到威脅時，我們的大腦可能會傾向於採取大膽、魯莽的行動，而不是謹慎地撤退。毫無疑問，一個處於失敗邊緣的領導者就承受著巨大的壓力，而這將使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短期生存的問題上，並讓「個人生存」的選項顯得具有內在的吸引力。

行為經濟學中的一個關鍵思想「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也有助於解釋這一點。它是解釋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在涉及風險或不確定的情況下做出決策的最重要的理論之一。這個理論的基本想法是：人們所做的決定並不是完全理性的，而是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其中也包括獲得感和失去感。

例如，該理論解釋稱，人們對損失的厭惡程度遠大於對勝利的熱愛程度，這意味著損失一定數額的錢所帶來的“痛苦”，要比贏得相同數額的錢所帶來的“快樂”要嚴重得多（也許達到3倍），這被稱為“損失厭惡”。

當一個人覺得自己正在失去（或已經失去了一些重要的東西）時，他就不會採取合乎邏輯或理性的行動。相反，根據該理論，他已進入所謂的“損失區”，對損失的恐懼變得大於對收益的渴望，然後他將願意承擔比以往更大的風險，但這只是為了避免損失，而無論可能獲得什麼收益。

事實上，這種影響是廣泛的，而不僅限於政治。 「復活賭博」的想法並不限於戰爭甚至政治，而是適用於一切事物。因為它主要基於兩件事：一是我們的心理本質，二是博弈論，它可以解釋我們如何管理有關收益和損失的決定。

例如，想像一下，有一位足球教練，他知道如果球隊輸掉下一場比賽（輸球機率為100%），他就會被解僱。那麼他可能不會選擇穩妥行事，而是可能採取瘋狂的策略，即使這種策略不太可能成功。就算這個策略成功的機率是0.001%，那也比100%丟掉他的位置好。

經濟學家也使用類似的概念來描述金融危機期間個人甚至實體的行為。例如，當銀行或保險公司在重大經濟危機中倒閉時，陷入困境的銀行或公司可能會不顧一切地承擔金融風險，以期改善其狀況。

例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研究人員觀察到，一些瀕臨倒閉的銀行為了提高短期利潤而取消了安全網（對沖），從而承擔了更大的風險。如果這場賭博成功了，股東們就會受益。如果失敗了，政府或債權人則將承擔損失。而在所有這些情況下，其崩潰都是不可避免的。

進行「復活賭博」的案例

但是，「復活賭博」原則的主要問題在於，它往往會帶來悲劇性的後果，而這種後果的影響範圍不僅限於陷入困境的領導人本身。學者們舉出的典型案例是1982年阿根廷的馬島戰爭。當時，萊奧波爾多·加爾鐵裡將軍領導下的阿根廷軍政府，面臨國內民眾的激憤情緒——經濟一片狼藉、政權支持率低迷。 1982年4月，加爾鐵裡對處於英國控制下的福克蘭群島發動軍事行動，據稱是為了維護阿根廷對這些島嶼的長期領土主張。

該計劃一度獲得成功——阿根廷人在最初團結起來支持這場戰爭。然而，這一冒險最終失敗了，因為當時的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發動了反擊並贏得了戰爭。阿根廷軍隊被擊敗，加爾鐵裡立即被罷免。馬島戰爭表明，為「復活賭博」可能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並加速該領導人所擔心的結果（失去權力）的出現，並在此過程中產生額外的代價。

歷史上還有很多與馬島戰爭類似的例子被研究者歸類為「復活賭博」。其中之一就是比爾·柯林頓政府發動的三次軍事行動：1998年1月對伊拉克發起的「沙漠之狐」行動、1998年8月對蘇丹和阿富汗目標發起的「無限延伸」行動、1999年領導北約對南斯拉夫發起的貝爾格萊德行動。柯林頓的反對者和部分獨立專家認為，這是為了擺脫這位美國總統當時深陷的性醜聞。

內塔尼亞胡透過2023年加薩戰爭發起的“復活賭博”

要了解「復活賭博」在當代政治中如何發揮作用，請參考內塔尼亞胡在2023年加薩戰爭期間的案例。在這場戰爭爆發前，以色列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總理內塔尼亞胡正經歷政治生涯中最深刻的危機。由於涉嫌多起貪腐案件，他在2023年的國內地位急劇下降，同時，他的政府也試圖削弱司法機構的權力，從而引發了前所未有的民眾抗議。當時的民調顯示，他所領導的利庫德集團正面臨一個嚴重的僵局。

到2023年夏末，成千上萬的以色列人定期走上街頭，以抗議內塔尼亞胡的領導；他的權威似乎比過去幾年更脆弱。然後，在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南部發動了突然襲擊，這樣的安全失敗震驚了整個以色列，許多人將此歸咎於內塔尼亞胡政府，但這同時也引發了「聚旗效應」。

內塔尼亞胡隨即組成緊急民族團結政府，並對加沙發動戰爭。在此之後的一段時間內，由於以色列人將注意力集中在持續不斷的戰鬥上，他們對前政府失誤的批評逐漸平息。反對內塔尼亞胡的大規模抗議活動已經停止；反對派領導人與他一起組建了戰時政府。最初，由於以色列人團結起來對抗共同的敵人，內塔尼亞胡所享有的個人支持一度上升，但是隨著戰爭的拖延和傷亡人數的增加，以色列的輿論開始變得越來越分裂。

到2024年，許多以色列人再次舉行抗議，這一次，他們要求停火以挽救生命並釋放被關押在加薩的囚犯。內塔尼亞胡再次面臨國內壓力，2024年9月，近70%的以色列人認為內塔尼亞胡應該因其對戰爭的處理方式而辭職。

但是內塔尼亞胡一直拒絕考慮下台，甚至拒絕停止戰鬥。相反，他提高了要求，例如堅持其停火條件，儘管他清楚哈馬斯會拒絕這些條件。但這其實延長了戰爭。這是在美國全力支持其加薩軍事行動的背景下發生的。

分析家認為，內塔尼亞胡在加薩戰爭期間的頑固立場是其加大賭注進行「復活賭博」的典型案例。面對國內的強烈批評，以及如果他表現得軟弱或戰爭結果不佳，他的政治生涯就可能結束的前景，內塔尼亞胡繼續加大投入賭注。在這樣的背景下，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公共領導研究中心研究員高塔姆·穆昆達撰文指出，“內塔尼亞胡之所以沒有入獄，唯一的原因就是他現在仍擔任總理，而國家還處於戰爭狀態”，他明確指出，戰爭已經成為內塔尼亞胡逃避個人問責的擋箭牌。

事實上，只要以色列仍處於戰爭狀態，內塔尼亞胡就可以呼籲民族團結，並推遲對其過去失敗的「清算日」。作為以色列現任總理，內塔尼亞胡能夠拖延或減緩針對他的腐敗指控的法律訴訟。但一旦他離任，這些審判（以及可能的定罪）就將迫在眉睫。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正如穆昆達所言，繼續掌權對內塔尼亞胡來說是「最接近免於牢獄之災的王牌」。

戰爭的本質

內塔尼亞胡繼續戰爭的決定也可以在政治學家海因·戈曼斯的學術著作《戰爭與懲罰》中找到解釋——戈曼斯以將博弈論應用於國際衝突而聞名。

作者解釋稱，領導人繼續或結束戰爭的決定不僅取決於軍事結果，還取決於失敗的政治後果，特別是對失去權力、受到懲罰甚至被殺害的恐懼。換句話說，戰爭並不一定會因為軍事上的「失敗」而結束，而是在領導人看到自己可以接受的政治結果時結束。這就對「當戰爭成本超過其收益時國家就會停止戰鬥」的理性假設提出了挑戰。

在此基礎上，戈曼斯為任何戰爭的結束設定了三個條件：第一是預期趨同（雙方必須就繼續戰鬥的結果達成一致；如果雙方對結果的預期不同，那麼他們就會繼續戰鬥）；第二是存在可接受的和平條件（必須存在雙方都可能接受的談判解決方案）；第三是領導人本人願意接受和平條款，而無視其他任何事情。戈曼斯解釋稱，即使滿足前兩個條件，如果領導人擔心戰爭結束後會遭到國內報復，那麼他們也可能會拒絕和平。

戈曼斯將他的理論應用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德國——當時的德國面臨內部反對、經濟崩潰的問題，最終爆發了大規模的革命。德國的精英階層擔心革命起義和君主制的喪失，超過了對失敗本身的擔憂。他們在1918年推遲投降，即使在軍事局勢毫無希望的情況下，而對戰後遭到政治報復的恐懼又影響了德國領導人的決定。

此外，戈曼斯也解釋了奧匈帝國的立場。作為一個多民族帝國，其領導人已經面臨壓力，並擔心過早結束戰爭會加速其內部崩潰和民族主義起義，因此，儘管其軍隊精疲力竭，戰鬥仍在繼續。另一方面，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俄國戰線崩潰後仍推遲和平，最終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中被推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並非每個被圍困的領導人都會發動戰爭或引發危機。許多政客會接受失敗或尋找其他解決方案。研究表明，「復活賭博」這類衝突的發生相對較少，儘管在特定情況下它們的確會發生。

但具體情況是怎麼樣的呢？這個問題沒有明確的答案，但一組研究人員認為，這個問題不僅限於博弈論和機率計算，還具有純粹的個人和心理根源。一個過於自我、不斷需要別人欽佩的統治者會把戰爭視為展示其力量和統治地位的機會，以證明自己是一位“無敵的領導者”，從而彌補其內心的自卑感或失敗感。

換而言之，自戀型統治者專注於實現符合其膨脹的自我形象的“勝利”，即使這些勝利是虛幻的或者代價高昂的，尤其是鑑於自戀型領導者往往具有很強的防禦性，任何批評都可能會將他們推入“戰鬥”，以證明自己的優越性和批評者的微不足道。

從純粹的心理角度來看，這些特徵與內塔尼亞胡相符。特拉維夫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他具有高度的自我中心主義，為了獲得個人成功，他會毫不猶豫地利用包括同事在內的其他人。他認為只有自己的觀點才是正確的，那些不同意他的觀點的人，都是對歷史或政治過程一無所知的人。研究表明，他也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並且很難區分生活中的個人層面和政治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