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的是，巴沙爾·阿薩德政權的突然倒台就像一場戰略地震，整個地區都會受到影響，尤其是黎巴嫩，肯定會受到影響。多年來，黎巴嫩政客的命運以及與貝魯特政治有關的重大決定都是在大馬士革做出的，或者至少受到大馬士革的否決。
這一遺產可以追溯到法國對該地區殖民統治之前，但 20 世紀 70 年代及以後的內戰期間，敘利亞對黎巴嫩的長期乾預進一步鞏固了這一地位，自上個世紀初期以來，真主黨參與敘利亞戰爭以支持阿薩德政權，這加劇了兩國之間的“政治重疊”，而這使得黎巴嫩政治確實非常脆弱和復雜，並且對其較大鄰國走廊的政治變化更加敏感，當前的事態發展也不例外。
敘利亞與真主黨
事實上，敘利亞戰爭給敘黎關系帶來諸多變化和復雜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敘利亞政權歷史上第一次在與黎巴嫩的關系中不占上風，更具體地說，在與黎巴嫩的行動者之一真主黨的關系中，敘利亞政權沒有占據上風。
事實上，敘利亞政權與真主黨的關系一直都不好，此前，在敘利亞控制黎巴嫩時期，敘利亞曾對真主黨的活動和軍備進行限制，甚至殺害了部分真主黨成員，但強制撤軍迫使敘利亞政權接受真主黨作為敘利亞在黎巴嫩利益的主要代理人，當時，德黑蘭，而不是大馬士革，占據了上風並擁有主導權。
後來，敘利亞革命和隨後的戰爭削弱了阿薩德政權在與其黎巴嫩盟友關系中的地位，黎巴嫩犧牲了至少數百名戰士，以維持從德黑蘭經敘利亞領土到貝魯特的補給線的連接。
這些重要的防線，加上敘利亞領土在以色列施壓期間為真主黨戰士和裝備提供的戰略深度，可能是阿薩德政權十多年來一直依靠呼吸機的原因。
真主黨為阿薩德的生命付出了代價，他的政權實際上主宰了黎巴嫩政治，哈桑·納斯魯拉成為黎巴嫩最高發言權的人，而不是巴沙爾·阿薩德。
問題不僅限於黎巴嫩，真主黨和納斯魯拉實際上已成為德黑蘭領導的抵抗軸心中最重要的成員，並被賦予制定地區政策的廣泛授權。這些動態中的輸家是黎巴嫩本身，此前，真主黨捲入戰爭導致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的宗派緊張關系持續存在，他的政治“孤立”在一些人看來導致了黎巴嫩政治的長期停滯。
隨著時間的推移，真主黨開始為敘利亞戰爭支付這筆高昂的政治“賬單”，阿克薩洪水行動使這一點變得更加明顯，這場洪水行動不可輓回地打散了地區籌碼。
真主黨在“戰場統一”的原則下，與以色列進行了有限且精心策劃的對抗，以支持加沙的巴勒斯坦抵抗運動，該原則包含與以色列對抗中所謂的“抵抗軸心”。
但由於以色列在加沙前線的占領情況相對穩定，它開始將其武器庫瞄準真主黨，真主黨發現敘利亞14年的戰鬥已使其成為以色列的公開目標。幾周之內，以色列的襲擊殺死了真主黨的大部分領導層，並對其組織結構、供應線和武器庫存造成了嚴重破壞，使真主黨倒退了數年。
更糟糕的是，伊朗和黎巴嫩界人士認為，巴沙爾·阿薩德政權可能通過向以色列方面傳遞相關信息，參與了針對敘利亞境內伊朗革命衛隊官員和真主黨補給線的襲擊。
沒有人預料到會發生這樣的事情，至少沒預料到會發生的這麼迅速，真主黨實力的下降，就像拔掉了敘利亞政權心臟重振裝置的插頭，導致它在短短12天內突然滅亡。
盡管敘利亞的新身份、政治制度性質和力量平衡仍在形成中，但敘利亞的任何新政權仍然有可能走向敵視真主黨的方向，或者充其量對真主黨不友好，這不僅是因為新政權很可能是“遜尼派”，而且更重要的是，因為黎巴嫩政黨對巴沙爾·阿薩德政權的支持留下了沉重的遺產。
因此，如果說阿薩德政權倒台是《開羅協議》和黎巴嫩內戰以來黎巴嫩政壇受到的最大外部沖擊，或許並不誇張。
新敘利亞時代的黎巴嫩
過去五十年的經驗表明，黎巴嫩的命運與敘利亞的命運密不可分，誰控制了大馬士革，就可以輕松地將自己的影響力施加到黎巴嫩，影響黎巴嫩的公共生活，即使是像阿薩德政權這樣脆弱的政權，如果敘利亞政府想要給某個派系帶來優勢，就像真主黨那樣，那麼這個派系將處於主導黎巴嫩政治的有利位置。
最後一點將是真主黨的下一個損失，因為以色列的襲擊導致地區經濟衰退，結束了十多年來對敘利亞代價高昂的介入。
阿薩德垮臺對真主黨的戰略後果將不僅限於真主黨與伊朗之間的補給線中斷，甚至不僅限於真主黨及其武裝人員在敘利亞的戰略縱深的喪失，而是將到達其受歡迎的什葉派基地，在以色列襲擊黎巴嫩領土後，敘利亞是其主要的逃亡地，今天，它變得不那麼受歡迎，而且變得更加嚴格。
除此之外，其後果將延伸到黎巴嫩的力量平衡，並可能以許多預期和意想不到的方式重塑它。
預計阿薩德的垮臺將加劇黎巴嫩民眾對真主黨的不滿，隨著真主黨和敘利亞前政權聲稱敘利亞拘留中心沒有黎巴嫩囚犯，以及這些囚犯從被反對派清空的政權牢房中釋放出來，情況曝光。這些囚犯的出現已經讓不少政界人士感到尷尬，比如黎巴嫩前外長格布蘭·巴希爾和黎巴嫩前總統米歇爾·奧恩，他們接受了敘利亞關於沒有黎巴嫩人被拘留的“保證”。
米歇爾·奧恩（右）和薩阿德·哈裡裡（半島電視台）
最重要的是，真主黨在黎巴嫩舞臺上的反對者，其中大多數是基督徒和遜尼派，隨著敘利亞的倒台，以及真主黨因以色列的襲擊而遭受的混亂，他們將看到改變黎巴嫩權力平衡的戰略機會。
除此之外，真主黨因敘利亞政權更迭而可能面臨的最終威脅仍然是這樣一個事實：理論上，任何穩定的敘利亞政權都能夠瞄準真主黨武裝人員及其在黎巴嫩的資產，無論是單獨行動還是通過與黎巴嫩正規安全部隊領導的對手結盟。盡管敘利亞自身的政治困境以及經濟和體制危機將在不久的將來阻礙其這樣做，但任何穩定的敘利亞政權都會毫無問題地找到在黎巴嫩舞臺上實現其目標的方法。
在阿薩德下臺法案中，黎巴嫩真主黨是最大的輸家，其內外政治影響力甚至武器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脅。但真主黨並不是唯一的輸家，因為阿薩德的所有黎巴嫩盟友都與它並肩作戰，首先是黎巴嫩復興黨、敘利亞社會民族主義黨和民族聯盟黨，一直到的黎波里的卡拉米家族等遜尼派盟友。
同樣在這個名單上，我們不能忽視德魯茲派人物和政黨，阿薩德父子在其中投入了精力對抗瓊布拉特家族的領導層，該家族與阿薩德政權有個人恩怨，並指責阿薩德政權對殺戮負有責任，比如1977年的德魯茲領導人卡邁勒·瓊布拉特被殺害，以及對由前部長塔拉勒·阿爾斯蘭、前部長維姆·瓦哈卜等人領導的阿爾斯蘭家族的殺害負有責任。
輸家名單中，一些最近與真主黨和敘利亞政權有聯系的基督徒人物也很引人註目，位於最首位的是蘇萊曼·弗蘭吉赫，隨著納斯魯拉的遇刺和阿薩德的倒台，他贏得黎巴嫩總統職位的機會下降，特別是在上次選舉結果顯示他的支持率下降之後。
阿薩德下臺後的贏家
面對這些輸家，黎巴嫩舞臺上出現了一份所謂的贏家名單，總體上以遜尼派為首，尤其是由前總理薩阿德·哈裡裡領導的未來陣線，他是前總理拉菲克·哈裡裡的兒子，也是黎巴嫩舞臺上最突出的敘利亞前政權反對者。
盡管迫於壓力，薩阿德·哈裡裡在 2010 年初實現敘利亞與沙特和解，但2011年初針對哈裡裡政府的政變以及隨後敘利亞革命的爆發，促使哈裡裡宣佈與敘利亞運動結盟並採納其要求，這一立場表達了黎巴嫩遜尼派街頭民眾的普遍情緒。
然而，考慮到改變大馬士革政府必然符合黎巴嫩遜尼派的利益，這種信念忽視了黎巴嫩政治的復雜性，而黎巴嫩政治的基礎是復雜的宗派平衡。可以肯定的是，阿薩德的下臺將為黎巴嫩遜尼派政治團體註入一些活力，但它也將重振許多其他參與者，其中包括具有諷刺意味的“阿邁勒”運動，該運動預計將取代真主黨，接管什葉派的領導權。
自2011年初敘利亞革命爆發以來，議長納比·貝里和阿邁勒運動領導人拒絕參與敘利亞戰爭，以保衛阿薩德及其政權，這導致了貝里和巴沙爾·阿薩德之間的重大危機，這體現在阿薩德的盟友試圖圍攻貝里並對他發起煽動活動。
此外，從第一天起就站在敘利亞革命一邊的進步社會黨主席、德魯茲派領導人瓦利德·瓊布拉特（Walid Jumblatt）的名字在贏家名單中脫穎而出，特別是瓊布拉特與負責敘利亞臨時政府的沙姆解放組織關系良好，此前，他曾支持2023年蘇韋達反對阿薩德政權的德魯茲起義。瓊布拉特已經在黎巴嫩德魯茲高級代表團的陪同下會見了敘利亞新政府總司令艾哈邁德·沙拉，成為首位會見敘利亞新政府的黎巴嫩官員。
最後，薩米爾·吉亞格領導的黎巴嫩力量黨和薩米·傑馬耶勒領導的長槍黨等一些主要基督教勢力可能會因為阿薩德的下臺而松一口氣。鑒於自黎巴嫩內戰期間武裝對抗以來兩黨之間現有的競爭，這將使他們有機會獲得額外的政治分數並削弱前政權的基督教盟友。
但不管這個假設和理論上的贏家和輸家名單如何，兩國之間的主要懸而未決的問題很可能在決定新關系的性質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控制陸地邊界、防止走私、關閉非法過境點、劃定海上邊界以及敘利亞難民問題等問題，此外，敘利亞被拘留者和被迫失蹤人員問題，這是雙方關系史上最突出、最長的人道主義問題。
敘利亞人和黎巴嫩人正在共同徹底地翻開阿薩德的新一頁，與此同時，兩國正在探索這對兩國關系意味著什麼。可以肯定的是，敘利亞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專註於其內政，但那裡發生的事情很快就會在黎巴嫩得到反映。對現有變革的首次考驗將是黎巴嫩人下個月再次舉行會議，在阿薩德政權五十多年來首次缺席的情況下為該國選舉一位新總統。
來源 : 半島電視台 + 電子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