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了提高出生率，自2026年1月1日起，中國將對避孕藥品和用具徵收13%增值稅，終結延續32年的免稅政策。一些網友調侃說，「人們能看出保險套的價格和養育一個孩子的價個之間的區別」；更有民眾戲稱要趁漲價前「囤一輩子的保險套」。
此次取消避孕用品的免稅待遇，也被普遍視為中國鼓勵生育的新嘗試。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告訴第一財經，由於人口政策已轉為鼓勵生育，避孕藥品和用具應與其他普通藥品和醫療用品適用相同的稅收規則。
新規不僅調整了避孕用品的稅率，這項改革於2019年底宣布，取消了1994年獨生子女政策期間引入的許多免稅項目。除了托兒所和日託中心外，婚禮相關服務也免徵增值稅。這些調整與北京方面實施的其他措施相輔相成，例如延長育嬰假和提供生育補貼。 2025年7月28日，中國國家層級的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正式公佈：自2025年1月1日起，無論一孩、二孩、三孩，每年均可領取3600元補貼，直至年滿3歲。這些措施旨在為潛在父母提供更多支持，形成更友好的生育環境。
儘管如此，中國提升生育率面臨的最大障礙依然是育兒成本。育媧人口研究機構的報告顯示，在中國養育一個孩子至18歲，平均花費超過53萬8000元（人民幣，下同）。在經濟低迷、就業壓力增大的情況下，即便部分服務獲得稅收減免，許多年輕人仍對生育望而卻步。
與此同時，社會觀念也在轉變；越來越多年輕人更願意投入個人發展，而非組建家庭。人口學專家何亞福接受彭博社採訪時指出，取消避孕用品免稅「反映出政府試圖營造一種鼓勵生育、減少墮胎的社會環境」，但這更多具有象徵意義，對整體生育趨勢難以產生實質性影響。
法國《西南日報》·表示，中國確實面臨顯著的人口下降。官方數據顯示，2024年新生兒數為954萬，約為十年前的一半。人口老化和經濟放緩，加上房地產危機的影響，加劇了年輕一代的焦慮。
然而，對避孕用品（保險套、避孕藥等）徵稅引發了批評和擔憂，尤其令人擔憂的是意外懷孕的風險以及性傳染感染病例的增加。雖然有些人認為價格上漲幅度不大，但也有人擔心這將對最弱勢族群造成不成比例的影響。
據人口學家易福賢的話稱，這項措施更像是一項旨在增加公共收入的財政策略，因為增值稅佔中國國家收入的近40%。其他觀察家強調了這項決定的象徵意義，並警告不要將公共政策視為對公民私生活的過度干涉。
民眾對新規的反應
政策公布後，在網上引發廣泛討論。不少網民質疑此舉「又是哪位專家出的餿主意」，認為給避孕套漲價與提升生育率毫無關係，「連避孕套都買不起的人，又怎可能養得起孩子？」「要提高也只會提高初高中生的生育率吧，那問題豈不是更大。」
此外，很多網民從公共健康角度表達憂慮，認為避孕不僅關乎個人選擇，更與預防HIV和其他性病傳播密切相關。中國疾控中心數據顯示，2002年至2021年，全國報告的HIV和愛之病病例從每10萬人0.37例升至8.41例。部分網民擔心，提高避孕成本可能導致意外懷孕和性病風險上升，「價格不應該成為健康的門檻」。
也有人擔心，新規可能間接減少夫妻性生活頻率，影響親密關係，甚至導致離婚率上升。
相比網絡上的激烈討論，現實中的反應相對平靜。據紫牛新聞記者在南京的走訪，許多市民表示避孕套單價不高，使用頻率有限，「就算漲一點，也就多一瓶水的錢」。但也有外來務工的年輕人坦言，長期累計的開銷仍可能構成負擔，未來可能會更傾向挑選促銷產品或價格更低的品牌。
中國「性蕭條」現象
事實上，即便繼續維持免稅，中國避孕套銷量也已連年下滑。數據顯示，2024年避孕套市場規模僅156億元，較2020年縮水25%，並已連續四年負增長。
不少網民直言，新規對自己影響不大，因為「沒有性生活，自然不必買避孕套」。還有人調侃：「上半年買的一盒到現在還沒拆封，算不算賺到了？」
實際上，性生活很少甚至沒有的人，絕非少數。北京大學與復旦大學聯合進行、調研了7000人的調查顯示，中國年輕一代的性活躍度正明顯下降，只有約一半的「95後」每周有性生活，頻率低於80後和90初出生人群。
此外，在擁有配偶的95後受訪者中，過去一年完全沒有性生活的比例，男性達14.6％、女性為10.1％，均顯著高於70後和80後。
這份調查報告早在2022年8月就已發佈，但兩年後因媒體再次引用而在網上走紅，說明「性蕭條」現象不僅仍在持續，也已成為社會普遍感知的趨勢。
調查發起人之一、北京大學社會研究中心副教授於嘉分析，經濟形勢越差，年輕人的性活躍越低。她指出，中國不是傳統的福利國家，家庭與個人承擔着巨大的風險壓力，因此在經濟下行、生活受到威脅時，愛情與性往往被「合理犧牲」，以換取更強的生存安全感。
這也恰恰說明，生育率與經濟狀況息息相關：經濟下行讓人不敢生孩子，而生育率持續下滑反過來又影響社會與經濟發展，形成循環困境。
中國官媒《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就曾於5月在微博發文說，「性蕭條」是消費疲軟的重要因素；當年輕人的整體慾望下降，男性更願意下班宅家，女性也可能減少對漂亮衣物的需求，「必須承認，性是消費的重要媒介。」
他因此呼籲社會應摒棄「萬惡淫為首」的舊觀念，避免對性議題過度苛刻，從而營造有利於「正常性繁榮」的社會氛圍。
當然，消費不振與性生活低頻都是複雜的社會經濟問題，並不僅由經濟壓力決定，還與婚戀觀念變化、社會結構調整等因素相關。但現實是，在麵包和愛情之間，大多數人仍會優先保障生存，把親密關係和生育計劃往後放。
同時，隨着性別意識提升、個人選擇受到強調，結婚生子不再被視為人生必經之路。在這樣的時代心態與生活環境下，單純提高避孕套稅率，難以重新點燃大眾對婚育的期待。或許，比起寄望通過提高避孕成本來刺激生育，真正能打動年輕人的，是讓他們不必再為未來的生育壓力而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