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政】(東西問)林安梧:在全球視域下重新評價中國抗戰的意義

中新社北京113日電 題:在全球視域下重新評價中國抗戰的意義 作者 林安梧 國際儒學聯合會副理事長、臺灣東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是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為戰後國際秩序的重構奠定了重要基礎。理解和評價中國抗戰的意義,需要放在更宏觀的全球史視域下來重新審視。
追求“王道”的中國抗戰
 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到1945年日本投降,長達十四年的抗戰,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存亡之戰,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段歷史的特殊性在於,中國是最早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國家,也是抵抗時間最長的國家。在這場漫長的鬥爭中,中國戰場牽制了日本陸軍的主力部隊,使其無法實現“北進”攻擊蘇聯的計畫,也延緩了其“南進”東南亞的步伐。這種戰略牽制對整個二戰局勢產生深遠影響,為盟軍在各個戰場的戰略部署贏得了寶貴時間。
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抗戰展現了一種不同於西方殖民擴張的文明特質。當西方列強通過殖民掠奪建立其全球霸權時,中國即使在最艱難的抗戰時期,也沒有放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儒家倫理。這種文明特質使中國的抗戰具有超越民族國家層面的普遍意義。中國不僅是在為自己的民族獨立而戰,更是在為維護人類文明的多元性而戰,為建構一個更加平等的世界秩序而戰。
日本的軍國主義是“排他型民族主義”的典型代表,其特徵是將本民族置於其他民族之上,認為自己有權支配甚至消滅其他民族。這種民族主義建立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基礎上,將國際關係理解為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在抗戰中展現的是一種“共生型民族主義”。中國的民族主義不是排外的、狹隘的,而是包容的、建設性的。這種民族主義的核心正如同費孝通先生所說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既肯定自身的文化價值,也尊重他人的文化尊嚴。
從哲學層面來看,抗戰促使人類重新思考戰爭與和平的關係。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天下觀”與西方民族國家體系的觀念有著本質區別。在儒家思想中,“天下”是一個文化概念,而非地理疆域。這種“天下觀”的核心就是“王道”思想——以德服人,而非以力壓人。抗戰期間,中國雖然先是處於劣勢,但始終堅持“以德報怨”的文化傳統,這種精神在戰後對待日本戰俘和僑民的態度中得到充分體現。
中國傳統智慧認為,真正的和平不是通過壓制差異來實現的,而是通過“和而不同”的包容來達成的。抗戰期間,全國各民族、各階層能夠團結一致,正是這種“和而不同”精神的具體實踐。這種從具體的民族苦難中昇華出的、對人類普遍和平的追求,體現了中國文化特有的辯證智慧——將危機轉化為契機,將苦難轉化為精神資源。
王道是儒家政治哲學的核心概念,孟子區分了王道與霸道:霸道是“以力假仁”,依靠武力來維持統治;王道則是“以德行仁”,通過道德教化來贏得民心。這種區分不僅是統治方式的差異,更是兩種文明模式的根本對立。
中國在自身極度困難的情況下,仍然沒有放棄對國際正義的追求。當時的中國不僅關注自己的民族解放,也支持其他被壓迫民族的獨立運動。這種“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胸懷,正是王道精神的具體體現。
王道精神對當代和平的啟示
 當今世界雖已沒有大規模的世界大戰,但局部衝突不斷,恐怖主義肆虐,文明之間的誤解和偏見依然很深。在這種情況下,重溫中國抗戰的歷史經驗就顯得特別有意義。中國抗戰給21世紀世界和平的最大啟示在於:和平必須建立在公平正義的基礎上,必須通過文明對話來實現。
現行的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其哲學基礎可以追溯到霍布斯的“自然狀態”理論和威斯特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的主權觀念。這種體系將國際關係理解為各自獨立的主權國家之間的競爭關係,缺乏道德和文化的維度。
與此不同的是,中國傳統的“天下”觀念提供了一種替代性的世界秩序想像。在這個觀念中,世界不是由互相對立的主權國家組成的,而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各個部分之間不是單純的競爭關係,而是相互依存、共生共榮的關係。這種觀念的哲學基礎就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和“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人生觀。
在當代國際實踐中,中國提出的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也可視為王道精神的一種現代嘗試。這種“以合作取代對抗,以共贏取代零和”的思路,正是王道精神在當代國際關係中的具體體現。
在當代國際關係中實踐王道精神,首先要求各國堅持和平發展的道路。中國的發展不是要以強淩弱,而是要實現共同發展。其次,要求各國尊重文明的多樣性。宣導不同的文明形態之間應該相互學習、相互借鑒,而不是強行推廣單一的發展模式。再次,宣導各國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
特別重要的是,王道精神要求大國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這種責任不是通過武力干涉他國內政來實現,而是通過提供公共產品、促進對話協商來實現。中國在國際維和、氣候變化、反恐等領域的積極參與,正是這種責任擔當的體現。
中國的文化傳統提醒我們,真正的領導力不是來自武力壓服,而是來自道德感召;不是來自單邊主義,而是來自多方協商。
王道主義作為中國文化傳統的重要資源,在未來世界發展中應該發揮更大作用。隨著中國的和平發展,國際社會對中國文化的興趣日益濃厚,這為王道思想的傳播創造了有利條件。
但是,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王道主義的現代轉化還面臨諸多挑戰。首先,需要對王道思想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要運用現代的語言和概念,將這一古老智慧的當代價值充分闡發出來。其次,需要在國際交往中身體力行地實踐王道精神。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本身,就是對王道精神的最好詮釋。最後,特別重要的是,要通過文明對話,將王道思想與其他文明中的和平智慧相結合。比如,基督教的博愛思想、伊斯蘭教的和平觀念、佛教的慈悲精神等,都可以與王道思想展開深度對話。在這個過程中,王道思想本身也會得到豐富和發展。
總的來說,王道主義能夠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重要的思想資源。中華民族應該成為世界和平最穩健的推動力量,通過跨文化對話超越文明衝突,通過合作共贏取代零和博弈。這不僅是中國抗戰留給世界的寶貴遺產,也是中華文明對人類未來的莊嚴承諾。(完)来源: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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