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官媒新華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30日召開會議，決定今年7月在北京召開中共第二十屆三中全會。主要議程是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重點研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題”。按照慣例，三中全會應在去年秋季召開，為什麼拖延如此之久，疑問重重。中國經濟當前正面臨房地產危機、產能過剩，以及消費疲軟等多重挑戰。”三中全會”能否出臺任何體制性改革措施，令人關注。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歷屆三中全會通常都在秋季舉行。倫敦的獨立經濟研究機構“資本經濟學”（Capital Economics）的中國經濟部主任埃文斯-普里查德（Julian Evans-Pritchard）對路透社表示，外界曾預計去年底會舉行這次會議，但卻被毫無解釋地延期。他說： “我們應該在三中全會期間，對於（中國）領導層的中期改革優先事項有更好的瞭解。
北京之春榮譽總編胡平有一個總結：“中共一直是開大會解決小問題，開小會解決大問題，解決問題不開會，開會不解決問題”。那麼，拖延半年之久的三中全會終於要召開了，是否意味着“大事”都已敲定，只等開會“討論”，然後宣布“決議”了？
政治局會議爲二十屆三中全會定調
目前，中國經濟正處於持續低迷狀態。曾佔全國生產總值四分之一的房地產行業負債累累，成爲家庭消費信心的主要障礙。本屆三中全會，習近平領導的中共中央真的可能推出任何深化改革的措施嗎？
根據新華社的報道，中央政治局30日的會議指出，中國經濟仍面臨很多挑戰，主要是有效需求仍然不足，企業經營壓力較大，重點領域風險隱患較多。報道還指出：“國內大循環不夠順暢，外部環境複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明顯上升。”不過，該報道同時表示，中國的經濟基礎仍然穩定。
上述政治局會議還談到要採取新措施來解決長期的房地產危機，並暗示可能會實施降息。據新華社報道，會議強調，要統籌研究消化存量房產和優化增量住房的政策措施，抓緊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同時要靈活運用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等政策工具，加大對實體經濟支持力度，降低社會綜合融資成本。
美國彭博社指出，這是自2020年4月中國經濟因疫情爆發而受到衝擊以來，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提到相關政策工具。報道引述大華銀行研究部門主管謝志明表示，政治局對房地產市場的措辭“表明我們可能在未來幾個月，見證更多涉及需求方干預的措施”。
學者：北京須糾正長期結構性失衡 迴歸市場機制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安德森預測中心經濟學家俞偉雄（William Yu）告訴自由亞洲電臺:“中國面臨的經濟困境十分嚴重，主要就是過去一直過度重視投資，把資源從家庭轉移到企業、政府身上。”
他根據中國官方公佈的數據指出，中國的投資佔國內生產總值（GDP）45%左右，而全世界普遍佔比是20%；同時，家庭消費應占GDP 60-70% 左右，而沒去在中國只佔40%左右。投資太多的結果就是回報率越來越低，甚至是負數，這就導致債務上升。而中國的房地產現狀，就是一個明顯例證。
俞偉雄指出，現在最重要的就是必須把長期結構性失衡的現象糾正過來，迴歸到市場機制：“中國可做的就是要想盡辦法，讓家庭可支配所得能夠增加，有信心來消費。消費的結果就是企業的收入就會回穩，會產生一個良性的循環。”
俞偉雄認爲，在一個正常的國家，政府應該透過實施寬鬆的貨幣和財政政策，提供民衆更多的社會保障措施等來提振消費。但中國當局長期以來的心態認爲，投資是看得到的，而把資源歸還給家庭，短期就無法看到明顯效果，政府也無法主導掌控。而在經濟結構的調整過程中，政府還要接受經濟下行的現實，這些都是北京不樂見的。
“今天中國還在講，2024年經濟要達到5%的成長。這就代表他們的想法根本還沒有改變，對經濟成長本質的認識還是不夠透徹。” 俞偉雄說。
學者：期待戶籍制度和財稅體制改革
對於中國經濟現狀，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員兼中國項目協調人黃天磊則認爲，中國官方和外界存在認知上的差異：“我們可能覺得中國經濟現在面臨的問題很多，但中國政府可能不覺得。他們覺得經濟有問題，這是肯定的，但是他們可能不覺得經濟現在面臨的問題有那麼嚴重。”
黃天磊認爲，三中全會雖然會討論深化改革的問題，但更關注的應不是眼前的經濟困境，而在於長期的體制性問題。從中國在疫情當中的刺激措施就可以看到，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存在顯著不同：“中國的政策長期以來一直都是重供給，輕需求側，這個也是導致現在經濟不平衡的一個最重要的、根本的原因。”
他說，中國的這種政策導向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對於戶籍制度改革，以及對於低收入家庭、包括農民工的支持，政府遲遲不採取行動。今年的中國政府工作報告中，當局更把推動恢復內需從政策首位降到第三位，而把發展新質生產力排到首位。黃天磊認爲，這是政策歧視（Policy Bias），但也和中國的稅收制度有關係。
“中國的稅收構成，其實大部分稅收是收自於企業，而不是收自於個人。而像在美國和歐洲，其實大部分的稅收是個人所得稅、房地產稅等和個人財富相關的稅收。” 他說，這就導致中國當局更傾向於保護企業，就是要保護稅源。而要改變這種情形，增加個人稅收，首先就是要提升消費者收入。中國政府可能還要給居民、消費部門提供更多的投入，比如醫療、教育等。中國在這方面有很多政策工具，關鍵是是否有意願使用。
他希望中國本屆三中全會能夠就戶籍制度和財稅體制進行改革，因爲這兩個問題是對未來中長期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改革領域。而在財稅體制當中，他認爲最關鍵的就是中央和地方的職責分配，其改革已經勢在必行：“房地產危機發生的兩年多來，體現得非常明顯，就是地方上有非常多的責任，但沒有相應的財稅資源來滿足它的支出需求。這也與中國的整個官僚體系有關係。”
學者：關鍵兩點中共避而不談
美國民間機構“信息與戰略研究所”經濟學者李恆清認爲，中國的政治局會議就是在給本屆三中全會定調子。但從新華社的報道來看，似乎看不到當局意識到經濟正面臨危機，報道中對於兩個他認爲的關鍵問題都避而不談：“第一是市場經濟，用市場來決定資源和效益的分配；第二，約束權力。”
李恆清表示，外商最大規模從中國撤資就是發生在2023年，即疫情封控之後。這就是因爲他們都認識到，中國不是一個法制社會。而要想真正把權力關進籠子裏，在習近平的獨裁統治之下又是不可能實現的。 他說：“所以它說要提振信心，大家就是對你沒信心。我想關鍵就在這兒，可是關鍵的東西它不做。”
政治層面
至少可以預計的是，確定三中全會召開的日期，中共黨內在重大人事問題上形成共識。秦剛和李尚福的處理將提上桌面，他們將以某種方式被清除出中央委員會，至於被賦予什麼罪名。
但有些分析人士認為這件事生米煮熟飯，並不特別重要，重要的可能是背後隱藏的一些重大人事。
也有分析認為，安全問題的憂慮非同一般，這從他多次講話高談政治安全，政權安全，“大黨獨有難題”，以及防範黑天鵝、灰犀牛可窺一斑。
經濟層面
經濟形勢相當嚴峻，新華社通稿說，三中全會“主要議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重點研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題。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
在海內外普遍認為開倒車，放棄改革，導致經濟萎靡，國際孤立的背景下，重拾改革開放口號，樹立新形象，似乎是擺脫困局的重要招數。國務院總理李強緊急會見特斯拉老闆馬斯克可以視作是一個信號。但口號是口號，關鍵是如何能夠提出新的舉措，能否減弱所謂“發展新質生產力”在西方引起的擔憂，如何能讓民眾恢複信心，放心消費，如何重新吸引外國投資者，如何解決房地產危機，這些都是擺在習近平面前十分嚴峻的經濟問題。
中國的經濟發展“國計民生”同地緣政治有着高度的同質性，今天的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按照政治局的說法也是“重點領域風險隱患較多，國內大循環不夠順暢，外部環境複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明顯上升。”
發展經濟離不開國際市場，離不開自身良好的營商環境以及民眾的信心，今天的局面並不容易，在國際上，中國“新三樣”備遭警惕，在國內，民眾寧肯存錢也不願意消費。
要改善國際環境，第一步需要跟西方尤其跟美國減少緊張，可能最容易見效的首先必須解決西方嚴重關切的親俄問題。無論美國還是歐洲，都把中國不要以各種形式支持俄羅斯作為第一條件。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就說，中國嘴上說支持歐洲，背地裡支持俄羅斯，豈非自我矛盾？顯然，中國如不遠離俄羅斯，則與西方的關係難以改善。但是，對於一個骨子裡尊崇前蘇聯，感嘆蘇聯無一是男兒導致崩潰的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很難想象會與他的“最好的朋友”普京拉開距離。
中國下一步如何走？中國與西方的關係如何演變？中共三中全會能給出某種答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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