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后以国家为主体的第一次激烈表态，并第一次在军事领域与世界第一强国打成平手，这极大树立了中国人民抵御强国、追赶强国甚至终将赶超强国的信念
●避免对中美关系不抱希望，也要避免对中美关系期望过高，我们在斗争中从来不忘“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真正的平等是建立在综合实力的势均力敌之上
（来源：参考消息）中国特色强国道路是继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建设道路的进一步发展。今天，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其中最为严峻的外部挑战来自于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如何处理好对美关系，事关中华民族百年复兴梦能否实现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在这个问题上，抗美援朝的历史经验极为重要。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生政权和美帝国主义的第一场大规模直接碰撞，历时不长却深刻触及双方实质利益、国家意志和真实能力的底线，从中折射出的历史经验尤为值得思考借鉴。
1958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归国前，中朝两国部队官兵举行告别联欢。(资料图片)
以斗争求缓和
无产阶级政权如何在强国战略中面对敌对的世界霸主，新中国“以斗争求缓和”的战略思想极具特色且被历史证明成功。
在思想上阐明斗争必要
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家利益等方面存在结构性矛盾，因此斗争不可避免。就朝鲜战争而言，美国坚决介入有三个内在动因。一是反华，“美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朝鲜本身，而是为了要侵略中国，如日本帝国主义者过去所做过的那样”。二是反共，美国政府曾公开指责朝鲜战争是苏联策划下共产党人向全世界进攻的信号。三是立威，美国曾公开表示朝鲜战争是“对美国在自由世界领导地位”的一种明白无误的挑战，是“柏林事件更大规模的重演”。
可见，无论是美国反华、反共还是霸权立威，都是美帝国主义反动性的必然结果，都与新中国有着根本冲突，正如毛泽东曾阐述的那样，“美帝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是“一有机会就要整我们的”，如果美国占领朝鲜，不仅对社会主义国家是极大损害，且“对朝鲜，对中国，对整个东方，整个世界，都是不利的”。因此，这件事必须要管。
在斗争意志上极为坚决
与苏联把缓和对美关系的希望寄托在同美国达成一致协议不同，新中国更重视斗争。毛泽东对于战争的态度一向是两点：一是不要，二是不怕。中国革命几十年斗争经验告诉我们，压迫者绝不会对被压迫者存有一丝同情和主动妥协，对压迫者怕也没有用，不怕反倒有利，斗争是获得自由解放的唯一手段，对待世界第一强国美帝国主义更是如此。我们不仅要在思想认识上明确斗争必要性，在行动上更要坚决果敢，必要时甚至要敢于“破釜沉舟”。对美帝国主义的对华围困，毛泽东的斗争决心极大。就在抗美援朝期间，毛泽东把“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作为“我们当前的总方针”之一。甚至首次提出“我们要准备大打、长打、打原子弹”。
正是在这种气概下，新中国才能排除万难赢得胜利，并给敌人以真正和长久震慑。此后毛泽东也经常利用美国人惯用的“战争边缘政策”，在适当时机下“给美国人一点颜色看”。
在斗争方法上注重策略
在斗争意志上的坚决果敢不意味着不讲策略。中国共产党在对美斗争中始终注重把握边界、节奏、尺度，以推动事态朝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比如我们在斗争中始终明确我党的对美战略目标不是破裂，而是缓和。抗美援朝结束后，毛泽东利用各种外交场合，主动向美国表示和解之意，表示“为了和平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要做到的”。
避免对中美关系不抱希望，也要避免对中美关系期望过高，我们在斗争中从来不忘“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在抗美援朝期间，我方一方面与国际社会保持沟通，特派伍修权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阐述中国对朝鲜战争和台湾问题的立场；另一方面不理会美国的“和平”试探，集中精力争夺战场上的主动。正是通过以斗争求缓和的战略，中国在强敌环伺的恶劣国际环境中实现生存和发展。
以持久求平等
强国战略不仅要注重方法，更要注重步骤和节奏。新中国从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开辟出“以持久求平等”的强国战略。
在追求与强国对等中走向强大
以斗争求缓和，缓和的关键标志是中美建交。中美建交不难，难的是双方在建交条件上达成一致。新中国提出的建交条件是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的基本要求，然而这在美国看来则是不可思议。美国沿袭其百年来对中国的帝国主义思维，将新中国看作以往历届靠依附强国才能维持统治的买办政府。对此，中国共产党态度鲜明，那便是“不平等、毋宁战”。这是中共党人多年来与各类反动势力作斗争的宝贵经验。抗美援朝恰恰就是这种坚定立场在新中国成立后以国家为主体的第一次激烈表态，并第一次在军事领域与世界第一强国打成平手，这极大树立了中国人民抵御强国、追赶强国甚至终将赶超强国的信念。以抗美援朝为起点，新中国在求平等的进程中一步步走向全面强大。
在承认敌强我弱下明确持久战略
抗美援朝实现了中美在军事领域的首次交手和势均力敌，然而要与世界第一强国实现全面对等，以新中国的综合实力还任重道远。因此，“持久战”再次被启用。可以说“持久战”一向是以弱对强的根本战略，其根本要义是以小规模的持久斗争来一步步消耗强大敌人直至胜利。这恰恰应和了新中国的对美关系目标。毛泽东曾精辟地指出：“对付美国人是要有一点办法的，要有两条，一条不行。第一是坚决斗争，每天都要叫，这是你的办法。第二是不要急。”
以抗美援朝为起点，新中国打消了短期内能够使美国彻底刮目相看并予以真正承认的认识，更加明确了持久斗争的基本战略。抗美援朝后，毛泽东对即将到来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极为重视。从中方会谈的决策和指导方针，到后来每一阶段的谈判部署、具体方案，乃至重要发言稿、声明稿等，都是经他最后审定的。此后的谈判旷日持久，延续了整整15年，成为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双边外交谈判。
在持久斗争中握有平等话语权
以持久斗争取得对美平等建交，需要回答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美建交失败或迟滞的责任在谁？这关系到国际斗争的政治主动性等问题，至关重要。新中国在中美建交问题上向来注重争取主动地位，主要通过三个方面的举措：一是强调我方建交条件的平等原则；二是强调中美建交难题绝不是简单的美国拒绝我们，而是我们拒绝美国的无理要求；三是强调建交失败的责任在美国。然而这三点强调如果没有实际行动作为依托，难免被认为是“自说自话”或“政治宣传”。抗美援朝及其此后两次炮击金门恰恰将我方的表态落到实处，正是因为我们敢于与帝国主义硬碰硬、撕破脸，我们的决心和耐心才使人信服。
以主动求进取
对美斗争不仅要“经常喊”，还应“不要急”，那么在一个相当长的斗争阶段中，应该怎样喊，怎样斗呢？从抗美援朝及其与之密切相关的后续斗争中，我们总结出三方面的经验。
以保持接触为平等造声势
新中国争取以持久斗争实现中美平等，重要方法之一是处理好“避免紧张”与“营造紧张”之间的辩证关系，即避免紧张必须通过营造紧张来实现，核心要义是保持接触。毛泽东认为中美关系之结在于台湾，一旦美蒋成功将台湾问题合法化、固定化、国家化，将使我悬置在极为不利的境地，长久下去将极大压迫我反压迫空间，有利于美国“解决欧洲”后回过头来在东方“坐享其成”，届时新中国难免不会为此决一死战。
抗美援朝即是打破中美隔绝的第一次“激烈接触”。此后毛泽东继续主动筹谋，力争在台海问题上变被动为主动，将本来是美国手中的台湾牌变为自己的牌。 1954年和1958年两次炮击金门，都是以“保持接触”为手段，目标实为探清局势、牵动对手，使美国不得不从欧洲事务中分出相当精力高度重视中国问题，造成中美关系平等态势。
以呼吁和平为最大公约数
除了集中精力保持对美接触外，如何在美苏两大阵营敌对的世界格局下最大限度团结世界人民，是新中国强国战略的重要内容。对此，新中国坚定举起和平旗帜。之所以选择以和平为抓手，原因有三。一是“反战”比“反共”更有号召力。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的动员口号是“反共”，这在广大中间地带国家不得人心，导致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出现严重分歧。新中国出兵的动员口号是保家卫国，包含强烈的自卫反战意味。二是反战统合了世界上最广泛国家和民众的根本愿望。抗美援朝恰恰是兼顾“反战”和“反帝”双重使命的典型斗争。三是美国明显不敢反战，这就与全世界人民构成对立。周恩来曾指出：“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在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起来，就和他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
抗美援朝恰恰给了不愿和平的美国一个严重教训，中国希望美国能够接受教训，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通过积极的外交努力和苏联等国斡旋，终于促成了1954年4月举行的日内瓦国际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遗留问题，以谋求缓和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局势。当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和平。而美国人就不抓这个东西，它就是要打，这样，它就没有道理了。现在要和平的人多了，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此后，新中国正是在“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孤立和分化美国”的战略方针指导下，打破孤立，走向强大。
以增强国力为根本推动器
无论是保持对美接触还是以呼吁和平统战国际力量，都不能从根本上令美国对我刮目相看，真正的平等是建立在综合实力的势均力敌之上。抗美援朝的胜利让新中国倍感扬眉吐气，然而此后美国在我核心利益上仍毫无让步。即便此后新中国继续在国际上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取得世界舆论赞赏、发起炮击金门等一系列主动作为后，美国在我核心利益关切上仍然毫无让步。
毛泽东决心将工作重心放在国家建设上，表示“同美国闹成僵局二十年，对我们有利”，“不与美国政府发展关系u2026u2026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很快，我党提出“赶英超美”战略。尽管“赶英超美”遭遇挫折，但新中国以提高实力作为与强国斗争的根本砝码，这一思路极具启发。(作者为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