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布兰斯塔德

这条消息引发新一轮中外媒体对中美关系走向特别是全面脱钩的揣测，本月十三号，在布兰斯塔德宣布十月离京时，已经引发中文社交平台对热议，又网友“浮生狂想曲”发帖说：“别了司徒雷登，再别布兰斯塔德，果然 没有历史 只有轮回。”；网友“深海”发帖说：“全面脱钩，喜迎内循环。”；网友“吕明”发帖说：“留给中国人系统性了解世界的时间不多了。不过没关系，我们依然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有网友担忧，按照国家间外交关系五个级别，一级大使级，这是盟国关系，二级公使级，三级代办级，四级断交，五级战争状态，布大使离任后，中美之间只剩第三级对代办，这是否预示中美关系实质性的降级？是否预示热战即将发生？

一篇题为“布兰斯塔德离任：在废墟上建立的中美关系，正坍塌为一堆更大的废墟”的网文这样写道：“中美在1979年1月1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被广泛认为是改变了世界格局的历史大事。在外交实践中，两国之间有没有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派不派大使到对方国家任职，在两国发生冲突时有没有召见对方大使，有没有召回本国大使，以何种方式召见与召回大使等等，都是判断两国关系变化的重要标准。 三年前，特朗普刚刚上任，中美贸易战还没有开打，特朗普对中国的认识还主要集中在经贸问题上，对中美在制度与意识心态上的结构性矛盾冲突，以及在地缘政治，及军事、科技、国际领导力上的争夺，认识还非常有限。当时的特朗普，只想着他关注的经贸问题，想通过谈判施压中国，增加对中国产品出口，扭转双边经贸不平衡状态。 特朗普派遣一位与中国在官方与私人层面都很有渊源、并且被中国视为“老朋友”的州长担任大使，很明显是希望通过他的人脉与符号性色彩，强化与中国的关系。但事与愿违，恰恰是在布兰斯塔德担任中国大使的三年多时间，中美关系进入了四十年来的至暗时刻。而布兰斯塔德在9月14日毫无征兆宣布离任，则是双方关系快速崩坏的又一标志。 不管布兰斯塔德离任后，美方是派驻其他人担任中美大使，还是暂不委派大使、以“代办”方式实质上降低双边关系，以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离任为标注，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已经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四十一年前在废墟上建立的中美关系，正迅速坍塌为一堆更大的废墟。

前中国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前中国驻旧金山领事袁南生在一篇题为“四面树敌是最糟糕的外交战略与策略”的网文

强调：不与多国同时对抗，是中国千年外交的一个基本规律。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外交上四面树敌，与多国同时对抗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外交史上就时有发生，自近代以来更屡见不鲜。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下了一道宣战谕旨，宣布清军和义和团一起，向俄、英、美、法、德、日、意、奥、西、比、荷11国开战，“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年，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宣战谕旨公布前一天，即20日，慈禧太后就已命清军和义和团向外国驻华使馆发起总攻。不到三天时间，四个使馆被烧毁，随后，攻入并烧毁法国使馆，并一度攻入德国使馆。实际上对列强已不宣而战。“庄王出示悬赏，以励杀敌，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6月25日，更密谕各省遍杀洋人。同时与多国对抗的后果是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外交上四面树敌这一现象并非只在中国发生过，世界史上也不乏事例。例如，拿破仑持续不断的对外扩张打破了欧洲各国的权力均衡，沉重反击了欧洲各国的封建制度，捍卫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但拿破仑发动的战争并非都是正义的，战争的性质从自卫反击逐渐转变为侵略扩张，由此招致与多国对抗。1792年奥地利、萨丁尼亚、那不勒斯、普鲁士、西班牙和英国结成了第一次反法同盟。1813年2月，俄、普结盟。英、西、葡、瑞、奥相继加入，结成第六次反法联盟。20多年时间里，法国先后六次与反法联盟对抗，最后被彻底打败。

发生与多国同时对抗的情况，既是高居庙堂的统治者的灾难，更是作为草根的老百姓的灾难。从某种意义上说，外交就是国际维度中交友的艺术。化敌为友，无异于外交突破；朋友越多，外交就越成功；化友为敌，显然是外交悲剧；与多国同时对抗，则是外交的彻底失败。

一个国家发生四面树敌或对手环伺的情况，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但更多是主观方面的原因。四面树敌的一个“树”字，说明对手环伺情况的发生，是自己招来的，肯定是自身对外战略或策略出了问题。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日法西斯与多国对抗，到处树敌，不断树敌，根本原因是法西斯国家践踏国际准则，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他国之上，通过侵略战争来扩大自己国家的利益边界，所作所为超过了人类底线。当然，有的时候一个国家出现对手环伺的现象，并不见得是该国做错了什么，确实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概要地说，一个国家出现对手环伺的现象，有多方面的原因，至少有如下几点：

一是因意识形态不同导致对手环伺。春秋时晋楚争霸百年之久，楚国只要把矛头指向晋国，很容易发生与多国同时对抗的现象，但晋国把兵锋指向楚国，则不大可能四面树敌，为什么呢？因晋国与宋、鲁等国一直被视为华夏民族，楚国则一直被视为半人半兽、尚待开发的蛮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春秋时代的外交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外交的色彩，这使晋国在晋楚争霸中享有独特的软实力，意识形态利益对各诸侯国在晋楚争霸中如何选边站队无形中起到了导向作用。

二是因战略误判、野心膨胀导致四面树敌。美国历史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一书中指出：日本帝国统治者高估了自己的能力，给国家带来了毁灭性后果。1941年，正在侵华的日本又同时对美国、英国及荷兰发动突袭，尽管当时日本与苏联之间随时可能重燃战火。日本对英国发动进攻还意味着向英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领土——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开战，日军随后开始轰炸澳大利亚。1945年，美国两颗原子弹在日本长崎、广岛爆炸，苏联对在东三省的日本关东军进行反击。同年8月15日，日本最终走向了无法避免的结局——无条件投降。

三是挑战世界头号强国导致对手环伺。国家与国家打交道与人与人打交道的道理一样，国际社会老大的圈子与人群之间的老大，其交友之道也有相似之处，身前身后总少不了唯老大马首是瞻的小兄弟们，老大对小兄弟们自然要护着、帮着，如果挑战老大，事实上就等于同时挑战了老大的小兄弟们，与老大过不去往往无异于四面树敌。二战时，日本突袭美国珍珠港，导致日本同时与英国、法国、苏联、澳大利亚、中国等处于战争状态。新中国开国不久，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开战，联合国军是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84号决议组建的，由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希腊、土耳其、哥伦比亚、泰国、菲律宾、南非、埃塞俄比亚共16个国家的作战部队组成。中美在朝鲜开战，使中国同时与16国处于对抗状态。当时，全世界就七、八十个国家，新中国开国初期就与世界上将近四分之一的国家在战场上相见。

四是与某国家集团中的一国对抗往往导致与该整个国家集团对抗。自古以来，国家与国家之间往往通过结盟来拓展盟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国家集团中，甲国往往对乙国提供安全保证，或相互之间提供安全保证。二次世界大战前，英法对受到德国严重威胁的波兰提供了安全保证，德国进攻波兰后，英法对德国宣战，成为二战爆发的标志。二战后，美国组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任何国家挑战北约的任何一个成员国，往往会引起连锁反应，形成与北约多国同时对抗的局面。

应对对手环伺的情况，必须把握好国家的发展方向，不能走抱残守缺的老路和复辟倒退的邪路。晚晴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环伺为什么垮台呢？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对世界大势视而不见，倒行逆施，拒绝改革。

应对对手环伺的情况，既要会争，也要会让。外交既是斗争的艺术，也是妥协的艺术。长期以来，每当谈到“妥协”这个概念的时候，人们总是把它作为一个贬义词来对待，甚至把“妥协”和“投降”相提并论，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外交要协调多方面利益关系，平衡各种利益矛盾，这里面就必然有妥协。理智、精明、巧妙、适度的妥协是一种高超的斗争艺术，是以暂时或局部的让步来换取双赢，来保障长远的利益。

顾维钧在回忆录中特别指出：“我谈到中国有一句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谚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外交上却不能接受这条成语，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但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地成功，如果你想达到百分之百成功，而对方也这样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为这样就无法达成协议。”他还说“办外交，要会争，也要会让。当争的时候必争，当让的时候也必让。只争不让，那就是下命令，强迫对方接受我的命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子孙万代的事。我们这一代的人，只能当这一代人的家，哪里能当子孙万代的家？个人还可以‘玉碎’，一个民族，是‘玉碎’不得的”。

外交要争得有理，让得适度，反制对手，不一定每次都僵硬、机械地对等反制。拿捏不到位，就难以摆脱对手环伺的困境。

应对对手环伺的情况，要防止外交为民意所绑架。面对对手环伺，外交既要强硬，也要灵活。评价外交的标准，不是外交是否强硬，而是该强硬时是否强硬适度，该灵活时是否灵活适当，外交为国家利益服务越到位，则外交越成功。外交强硬与外交灵活，都是外交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手段与方法，而不是目的。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往往裹挟民意，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民意绑架下的外交，往往不能化解对手环伺的困境，相反，会进一步恶化国家的外部环境。

晚清时，本来帝国主义列强环伺，外部环境已坏得不能再坏了，但是民意绑架下的晚清外交荒腔走板、走火入魔，清军和义和团一起联合攻打帝国主义列强驻中国使馆，德国驻中国大使克林德等被杀害，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辛丑条约》，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半殖民地状态，这一血的历史教训我们不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