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国德特默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了两国之间多年的隔阂，也揭开了自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一直藏身其后的竹幕。
尼克松称这次访问为“改变世界的一周”。实际上，这趟行程在时任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进行了数月的秘密谈判之后曾被推迟。尼克松稍后回忆起这次访问的时候说：“我们当时正在进行的是一趟哲学意义上的发现之旅，因为它充满不确定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与早期的地理发现之旅一样危险。”
当这位美国领导人宣布有意访华的消息时，震惊了全世界，也包含了白宫的许多人，其中包括尼克松顾问之一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
当天，基辛格正要离开总统办公室，他告诉黑格：“亚历，这个人想与中国建立关系。”黑格听了大吃一惊，并回应道：“尼克松这样经历过冷战的战士，不应该如此。”基辛格回说：“我认为他已经失去了控制自己的感官的能力。”
四十八年之后，美国和中国开始了另一次危险的旅程，比起1970年代那趟充满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分析人士说，新冠病毒大流行开始了世界上两个主要经济体，美国与中国的历史性脱钩。
西方官员表示，北京采取的一系列激进政策，导致美国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逐渐有了一个趋于一致的看法，即中国不能被信任。他们提出的现象包含，中国对亚洲邻国日趋肆无忌惮的军事行动，对前英国殖民地香港的镇压，为了牢牢掌握那些陷入操纵性债务陷阱的国家而采取的强制性放贷行为，以及把商业活动作为他们进攻的武器。
西方列强担心北京将会重塑自由世界秩序。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仅要确保其对中国的统治，而且要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国。
英国智库“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文佳穆理（Leslie Vinjamuri）表示：“在美国和欧洲，特别是在英国、德国、法国和其他欧盟国家中，病毒大流行引起了医疗和经济的重大危机，深刻体现了各国对中政策所带来的后果，并正在逐渐倾向那些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路线。”
尼克松的愿景
那么，西方国家是否正在逐渐放弃尼克松对中国的看法，关闭他所开创的机会，正在扭转他所取得的成就呢？答案是否定的。西方领导人现阶段在许多方面上，仍在应对他当时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而且像尼克松一样，他们并没有提出任何直接的答案。
尽管尼克松在那次访华过程中高调谈论美中缓和对双方未来的意义，但实际上，他主要关注的还是短期的政策目标。 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他热情地谈到了“未来几年，我们将搭起一道跨越16,000英里和22年的敌对关系的桥梁。”
但是，对中国开放的主要目标，其实是要吓倒当时已经从北京撤出的苏联。 尼克松国家安全团队的工作人员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后来表示：“通过与中国公开建立关系，我们真正想做的是，通过打出这张中国牌，来吸引俄罗斯的注意力，并进一步在俄罗斯身上获得更大的利益。”
事后看来，与中国建立关系并没有给尼克松带来太多的损失和收获。他作为冷战战士的资历有助于使共和党内部的右翼异议人士安静下来，以扩大他的外展范围。尼克松也成功说服保守党领袖巴里·戈德沃特（Barry Goldwater）支持这次访问，理由是与中国的和睦关系会使苏维埃俄罗斯感到恐惧。
尼克松外交史学家和当时的俄罗斯官员说，尼克松确实做到了。当时担任俄罗斯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顾问的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Georgii Arbatov）表示，当尼克松宣布他将访问中国时，这一消息“像是天打雷劈”。
阿尔巴托夫补充说：“我的同事们说，当尼克松访问北京时，‘美国将成为中国的盟友，任何事情都会发生，会到什么地步？’。”震惊的俄方在尼克松宣布访华后的几天内，便邀请他去莫斯科，并重新开始了陷入僵局的核武谈判。
越南因素
除了要震慑俄罗斯之外，尼克松还有另一个近期政策目标。 他一直在寻找退出越南战争的方法，并担心中国在老挝的持续介入可能会加剧冲突。
洛德表示：“基辛格和尼克松所希望的是，能够从中得到解决越南战争的方法。通过与俄罗斯和中国打交道，我们希望对河内施加压力以进行实质性的谈判。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让俄罗斯和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放慢对北越的援助。而更实际的角度来说，至少，我们尝试说服俄罗斯和中国能够劝动河内与美国达成协议。”
这却是尼克松最终未能实现的目标。
“最后，华丽的退场并未到来。 中国继续提供武器和物资（和一些中国士兵），支持北越对南越的最终征服，并让美国带著耻辱撤军。”学者约瑟夫·博斯科（Joseph Bosco）在2015年为哈佛法学院的国家安全杂志撰写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西方的赌局
尼克松不论是与中国建立关系之前或之后数年，始终对与共产主义中国长期共存的可能性有著严重的怀疑。1967年10月，他在外交事务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一种威慑与劝说相结合的战略，他说：“从短期看，这将会是个强烈限制、毫无报酬、特别的反制策略，其目的是说服北京方面相信，只有接受国际文明的基本规则才能维护利益。”
他警告：“承认中国是为一个涵盖了亚洲大部分地区，甚至延伸到了其他岛屿国家的‘势力范围’… 不会被美国或其亚洲盟国接受。”
此外，他还面临着西方领导人所面临的两难选择：如何在不孤立共产主义中国的前提下平衡遏制共产主义中国？他担心“将中国永远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在那里滋养著幻想，拥抱著仇恨和威胁著邻国，将会带来危险后果。” 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不应该有十多亿有着最大潜力的人们一定得生活在愤怒和孤立之中。”
但他在文章中强调：“只有中国改变，世界才能安全。 因此，在我们可以影响的范围内，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让这样的变化发生。而实际的作法便是说服中国必须改变：它不该成为下一个帝国，它必须放弃殖民外国，才能达成他的国家利益。”
在与中国开放之后的数年，他更加充满希望但同时亦更加谨慎，他承认其中风险，但认为这值得一博。然而，到了2000年，他的观点已经大大转向负面，呼应了他在1960年代的想法。他在接受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的采访时相当坦承。“他不像以前那样充满希望：‘我们可能创造了一个科学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