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月眉, ELAINE YU, TIFFANY MAY
香港——中国通过了港区国安法仅数小时后，一艘载着“贺国安立法”红色巨幅标语的驳船从香港著名的维多利亚港驶过。警方现在打出一个紫色警告旗，告知抗议者，他们的口号可能构成犯罪。在香港各处的主要道路上，霓虹灯色的旗帜像士兵那样直立路旁，歌颂着一个稳定繁荣新时代的到来。
近日来，随着中国庆祝上周二在香港实施国安法的胜利，曾经走上香港街头抗议的反抗人群基本已不再发声。支持民主的店铺墙上曾经贴满的便利贴消失了，突然担心起上面的文字的业主们将其取了下来。父母们在私下讨论要不要禁止他们的子女唱一首流行的抗议歌曲，活动人士则想出了用隐秘方式来表达如今属于危险想法的手段。
香港似乎在一夜之间发生了明显的、来自内心的变化，香港的700多万民众需要揣摩国安法对他们的生活意味着什么。香港独特的政治活动和（有时公然针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言论自由文化，似乎岌岌可危。
对于一些曾为去年动乱的凶猛程度感到担心的人来说，国安法带来了宽慰和乐观心情，因为抗议活动有时曾把购物中心、居住区和大学校园变成烟雾弥漫的战场。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国安法标志着一个充满恐惧和不确定性的新时代的到来，这些人曾希望去年不顾一切的抗议活动会有助于保护他们长久以来珍视的自由。
“这里是家，”坐在自己经营的咖啡馆里的谢铭（音）说。他的咖啡馆曾大声支持抗议者。“但我觉得这个地方不再爱我们了。”
在好几个月里，谢先生对家乡的爱展现在他位于工薪阶层社区北角的咖啡馆里。收银台上的燕麦奶盒前竖着印有抗议美术作品的明信片。墙上挂着一张谴责警察向两名示威学生开枪的海报。甚至在反对抗议活动的人去年秋天威胁要捣毁这家咖啡店之后，那些饰物仍留在那里。
但上周四，34岁的谢先生取下了这些东西。新闻报道称，警察已讯问了几家挂有类似抗议宣传品的餐厅老板。国安法把“颠覆”政府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警方说，这个罪行包括言论，比如政治口号。
谢先生的柜台上只留下了一只戴着黄色安全帽的塑料小恐龙。与警察战斗的抗议者曾戴过这种价格不贵但很结实的头盔，这已成为他们敢打敢拼的勇气的象征。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如此敏感，”谢先生说。“这只不过是个戴在塑料恐龙头上的头盔而已。”
他停下来想了想后又说：“的确，所有的东西都很敏感。”
上周五，当局以恐怖主义和煽动分裂的罪名起诉了一名24岁的男子，他是根据新法律被起诉的第一人，犯罪的界限已被重新划定这点变得十分清楚了。这名男子上周三曾骑着后座上挂有“光复香港”旗帜的摩托车冲向一群警察，上周三是香港主权从英国回归中国的周年纪念日。
多年来，这个纪念日会引发大规模的民主集会。但今年的集会被禁止。香港各地只发生了零星抗议活动，警察全力出动，逮捕了数百人。有10人（包括一名15岁少女）被指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是国安法中一项定义模糊的罪行；有些人只不过是挥舞了印有从未明确宣布为非法口号的旗帜。
上周四，数十名亲属和社会工作者在北角的一个警署外等候，那里关押着100多名被捕者。这种守夜活动已经成为抗议者亲属的一种仪式。
但这次的感觉更危险，因为根据国安法，最严重的罪行将被处以无期徒刑。一位中国官员上周三说，国安法就像是一柄悬在想当麻烦制造者的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警方逮捕了那10名涉嫌煽动颠覆的人之后，采集了他们的DNA样本，还搜查了他们的住所。对那些只因持有小册子而被控的人采取这些措施似乎有些过分，为其中数人提供帮助的律师彭皓昕说。
“应该只使用必要的权力，法律本该是这样，”她说。
上周四中午过后不久，民主派活动人士谭得志在被拘留了一夜之后从警署走出来。谭得志在警署里遇到一名年轻男子。该男子说，警察在他的包里发现了一个上面写着“香港独立，唯一出路”的横幅后，把他抓了进来。谭得志说，那名男子靠在他的肩膀上哭。
香港政府坚称言论自由没有受到威胁。但上周六，香港公共图书馆系统表示，几位著名活动人士的著作已不再能借出，官员们正在审查这些书是否违反国安法。
审查甚至已悄悄地进入了私人家庭。
去年6月，凯蒂·林(Katie Lam)曾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参加了一个大型集会。她的大儿子戴了一顶写着“香港人”的帽子，举着一块手写的“别向我们开枪”的牌子。
林女士是一名数据分析师。现在，她对儿子在家里说什么感到焦虑。一个儿子将在两周后有个生日聚会，林女士正在考虑是否应该把放在钢琴上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标语藏起来。政府说，这个口号可能会被认视为颠覆性。
两个儿子都喜欢唱《愿荣光归香港》这首抗议运动的非正式主题歌。她担心邻居会听见。
“尽管我们都知道总会有这一天，”她在谈到中央政府的干预时说，“但这仍很痛苦。”
但中央政府的做法在香港的某些角落受到了欢迎。
香港接连遭受了动乱的打击和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使得这里的购物中心空无一人，航班停飞，经济元气大伤。国安法不管多么不受欢迎，它似乎有望结束长达数月的抗议僵局。
10年前，正是香港的繁荣和与世界的连接吸引了现年33岁的哈里·何(Harry He)从中国大陆来到香港。他获得了金融工程硕士学位，并爱上了自己的第二故乡：这里有高效的公共交通和高标准的食品安全。他结了婚，找到了一份保险代理工作，买了一套房子，还生了个女儿。
这种安静生活去年被打破了。他说，有一次，他和朋友们在一家餐厅吃饭时，蒙面抗议者砸毁了附近一家寿司店，因为那家店的老板被视为亲北京。他在大陆的客户开始避开香港。
何先生说，他一开始是支持抗议者的。但他不久开始确信，当局需要恢复稳定，而国安法能做到这一点。
“我只是不想再看到暴力，”他在自己位于尖沙咀的办公楼里接受采访时说，尖沙咀是一个奢侈品购物区，抗议活动期间这里发生过街战。“我只是希望香港像以前一样繁荣发展。”
尽管如此，就连一些支持稳定的人也想知道稳定的代价是什么。
在香港的身份认同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除了自由资本主义，还有其引以为傲，甚至是窃喜的直言不讳。在香港最繁忙的购物区，路边经常有很多宣传相互对立的政治信息的摊点。挤在高地价商业空间的小书店里兜售着在大陆被禁的书籍。
最近刚从大学毕业的22岁的徐喆说，有必要通过国安法来解决一些抗议者的“恐怖主义”行为。去年11月的一场冲突让他震惊，当时一些示威者将汽油倒在一名批评他们的男子身上，然后将他点燃。
但徐泽也担心国安法会被用来压制异议，包括言论。徐泽来香港读大学前在大陆长大，他在国内从未有过参加抗议活动的机会。去年，他参加了自己的第一次示威，一个反对暴力的小型集会。
他说，如果香港人失去了抗议的权利，“那就会非常非常遗憾。”
很少有人比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何晓清更了解抗议的代价。二十多年来，何晓清一直在研究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中国军队在那次镇压行动中开枪打死了抗议者。
她的办公室是那次大屠杀的一个非正式博物馆，她的书架上摆着一个“民主女神”雕像的微型复制品，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者们曾在大屠杀发生前不久将“民主女神”雕像竖立在广场上。
上周三，也就是国安法颁布的第二天，何晓清的一个学生决定在香港四处走走，将这个处于变化边缘的城市记录下来。学生发给了她一张一排中国国旗在风中飘扬的照片。在附近的人行道栏杆上，一个支持被大陆监禁的牧师的横幅被撕成两半。
“你是一名真正的历史学者，”何晓清在发给学生的回复中写道。
上周五，一个变了的城市的天际线。
就在老的抵抗标识消失的同时，更微妙的新标识已经出现。一些抗议者开始使用双关语，给人们听惯了的东西创造出新含义，这是中国大陆的互联网用户为躲避政府审查长期以来使用的方法。
上周三，在香港的一个商业中心区，有人用油漆把中国国歌的第一句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喷到墙上。
在一家商店，曾经挂着抗议标语的地方挂起了近20多张马泽东时代的中国宣传海报，其中一张宣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作者简介：
王月眉(Vivian Wang)是一名驻华记者，此前曾为城市版报道纽约州政治。她在芝加哥长大，毕业于耶鲁大学。
Tiffany May为《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和亚洲的新闻，最近的报道重点是她所在的香港发生的抗议活动。 她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
Bella Huang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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