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崇文，身邊的人還是習慣親切的稱呼他一聲「校長」，在台北大學擔任校長之前，他的身份是一個學者，一個授課研究的社會學教授，長期教授犯罪學，並在台北大學任內成立全台第三個犯罪學研究所，桃李滿天下，台灣刑事司法體系（包括警政署、調查局、海巡署、檢察官法官等等）的領頭人物幾乎都當過侯教授的學生。
接下台北大學校長一職，一晃就是七年，他從一個教授的角度被拔高，必須以一個教育家的角度來看待台灣教育的發展，來對待校園裡充滿熱情希望的莘莘學子；而卸下校長一職後他沒有放棄一個教育家該盡的本分，於2014年聖誕節回到他出生的地方，在嘉義市擔任副市長。社會學講究社會實踐，侯崇文是一個典型的社會學者，他把自己對於教育、對於社會的理想，以平實的方式在每一個需要他的地方實踐出來。在他自己的書中，他總結這一切實踐的動力是基於愛，這個「愛人如己」的體現，印證了他數十年如一日的基督教信仰。
會成為一個教育家，可能與他的成長經歷很有關係。侯崇文在嘉義朴子市出生，1978年就赴美留學，在6年間取得了德州基督教大學的社會學碩士，以及俄亥俄州保林格林州立大學的社會學博士，為什麼一定要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拿到博士？因為侯崇文是靠著申請到獎學金才有出國讀書的機會，也因為這樣的教育制度讓他走上不同的道路，回台就進了中興法商（改制前的臺北大學）擔任教職。
對他而言，受教育是一個公開公平的管道，讓來自鄉下的孩子能夠開展他自己都沒有想像過的人生。也許是為了讓更多孩子能夠擁有和他一樣的機會，當學校公職找上他的時候他並沒有抗拒，以社會實踐的心態參與校務行政，也因為這樣的歷練，讓他有足夠的素養承擔校長一職。
取之於教育用之於教育用知識改造世界的使命感
在他的書中提到，一個大學應該有時代的使命感，當時學校要校長候選人發表治校理念，侯崇文提到：「我是一位社會學者，我在大學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我從工作中看到大學的重要性。大學老師的研究是前端的，幫助大學有其時代的任務，我們的老師對於國家發展提出建言，我們的研究提供新的觀念與想法，造成社會發展。」而他對於臺北大學的期望，正好說明了他身為一個平實的社會學者，一路走來的實踐方向：「我出來是因為我看到大學的任務，我有個使命感，大學要能改造這個世界，引導這個世界。」
雖然侯校長的專長是犯罪學，但是從「人為什麼會犯罪」，「人如何才不會犯罪」的大哉詰問，他對於一般家長非常頭痛的升學教育問題，有了透徹而明晰的看見。在犯罪學中有一個明恥整合理論（re-integrative shaming theory），把做錯事的行為與人分開，也就是我們要讓人為他的錯誤行為負起責任，但是對於做錯事的人，我們要原諒、包容與接納。
在台北大學教育過千萬學子，他總結家長教育孩子最重要的兩個原則：「第一：愛、支持與關心，可以讓小孩更好、更健康…小孩需要有被愛的感覺，而被愛是小孩能正常成長最為重要的基礎。第二，否定小孩會傷害小孩，傷害他們的發展，傷害他們的自尊心，甚至讓小孩否定自己，讓他們走向失敗…」。
做錯的事不等於做錯事的人包容是最堅強的正向力量
大學生學非所用，競爭力低落，挫折容忍度低，而未來的就業競爭又比以前嚴峻，大環境沒有以前好，大部分的年輕人又自外於全球化的機遇之外。這個時代性的問題，不僅困擾孩子，也困擾許多父母，但是家長卻鮮少反省己身，自己是否用了正確的態度去支持孩子，讓孩子感覺到被愛。
被愛的孩子會感受到支持，會更有自信往好的路上走；放大一點，我們的社會也是這樣，如果我們可以把做錯的事與做錯事的人分開，多一點支持、包容與愛。例如在面對這麼大的疫情時，如果我們可以主動去關心身邊的人，關心醫護人員、教師、社區的獨居長者，甚至是我們不認識的人。這樣的相互理解與關心能夠形成最強大的保護網，讓每一個人都能夠在疫情肆虐中都有被保護的感覺，再大的災難都能夠一起挺過，這也就實踐了聖經中所謂的「愛人如己」（Love each other）。
身為一個教徒、教授與教育家，即使走出了臺北大學校園，侯崇文也沒有放下一個社會學家者，讓社會更好的理想。擔任嘉義市副市長造福自己的故鄉，到現在仍然為了讓社會更好，謙卑的貢獻一己之力。他始終樂觀，專注在光明面，相信誠懇溝通能夠感動對方：「社會學用樂觀的態度看人的一生，他們相信每個人都有改變的可能，可以來改變自己，改變現狀，人的一聲有許多可以揮灑的空間，每個人都可以來寫個自己的歷史。」
記者 王輝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