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第四波疫情”来势汹汹 经济陷历史低谷

多名专家也曾多次呼吁,港府不应该让那么多人获得豁免检疫

香港爆发第四波新冠疫情,本周录得522宗新冠确诊个案(11月21日至11月27日),超过300宗来自跳舞群组,许多到不同地方跳舞的人中招。府再度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限制人群聚集和餐饮业服务,针对个别群组进行强制检疫等等,这反映个别市民防疫程度未如理想。疫情打击下,香港多个产业受到严重影响,原本已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在进一步凸显。香港经济能否爬出谷底,甚至以此为契机改良经济结构,关乎这个“东方明珠”的长久繁荣。

根据当地专家针对病毒株的研究,推断病毒并非来自此前的第三波疫情,而是新的病毒株,估计来自尼泊尔或印度,即是境外输入个案,显示边境防疫工作存在漏洞。

而在疫情稍淡时,市民恢复社交活动时防疫意识有所松散,例如网上片段传出多名人士不戴口罩载歌载舞聚集,令确诊数字急剧上升。截至周五,最近爆发的歌舞群组导致的感染人数已飙升至360余宗,成为香港疫情中规模最大的群组。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希望力争疫情达至“清零”,她批评疫情期间有人不守规,令抗疫更严峻,但以不能够封锁香港几周为由,拒绝推行建制派所支持的全民强制检测。

根据研究,香港第一波来自大陆返港人士;第二波来自欧美旅客或留学生;第三波是豁免检疫的海员;第四波疫情则来自有尼泊尔病毒株的病毒,相信同样来自入境人士。

一直以来,反对派阵营提出“封关”,在边境管制上实施更严厉的检疫措施,例如取消豁免海外抵港人士隔离检疫,医护界一度在疫情初期为此罢工,但遭当局问责追究。建制阵营则攻击医护界,在疫情期间不应该以罢工作出政治表态。

根据目前规定,除了个别获豁免群组以外,大部分从海外抵港人士需要强制隔离检疫14天,视乎他们是否来自风险较高的地区,检疫地点则是酒店或自家住所。但专家认为,防疫存在漏洞,受检疫人士前往检疫地点时有机会接触群众,而他们所入住的酒店或住所,亦可能与其他人接触。

香港传染病科医生曾祈殷表示,政府在边境防疫做得“不够严谨”,未能做到“滴水不漏”。

他说,“很多内地网民都问,为何入境人士不是专人专车送到特定地点接受强制隔离,他们也看得到问题,觉得香港防疫匪夷所思,例如家居隔离检疫,香港地这么小,一起住的话,又怎可能不会传染别人?”

在隔离的14天,受检疫人士的确被限制了活动范围,但当局没有严谨执法去限制被隔离人士与其他人接触。例如同住的家人可以照样上班,或是这些酒店仍会开放予其他顾客,有建制派网媒曾发表文章,声称有朋友能够在客户在酒店隔离期间,到他的房间喝茶。港府在11月18日才订明,受检疫人士不得让酒店职员以外人士进入其房间,否则视为违法,但外界批评,执法上存在难度。

目前受隔离人士分散居住,有权选择入住的酒店,香港专家建议政府应指定隔离地点予海外抵港人士,认为统一集中隔离有助监督他们不会与外人接触。特首林郑月娥表示,正与业界商讨,但她特别批评,疫情初期一直找不到酒店作强制检疫,因为去年的社会事件,配合政府的企业都会受到暴力和起底的影响,酒店业界当时不愿意与政府合作。

多名专家也曾多次呼吁,港府不应该让那么多人获得豁免检疫,港府在疫情爆发後已进一步收紧豁免名单,但强调豁免措施是必须,包括一些物流行业丶官员和使领馆人员。

但一些专家质疑港府缩减豁免范围的决定来得太迟,豁免名单仍然太多人。

曾祈殷说,“如何界定非豁免不可?是否真的有那么多可获豁免?病毒是不会辨别你的职业和背景,应该一视同仁。”

爆发疫情最严重的包括一间名为Starnight Dance Club的跳舞场所,该处多人染疫。曾经到过该处跳舞的人,又先後去过其他场所跳舞,包括一些舞蹈老师。

港府发出一份名单,列出多间与跳舞相关的学校丶食肆及娱乐场所,要求到访过的人在限期内接受强制检疫,否则即属违法,但由于部分地区无法提供完整人员名单,当局难以追查。

网上有片段显示,大批民众没有戴口罩下载歌载舞,引发网民声讨。香港食环署表示会跟进调查,并警告如有足够证据,顾客可被票控罚款2000港元,餐饮业务负责人亦可被检控,最高被罚5万元及监禁半年。

特首林郑月娥批评,在疫情期间有人不守防疫规矩,大量除去口罩及有紧密接触活动,令这一波疫情看来相当严峻。

近日港府推出手机应用程式“安心出行”,希望协助市民纪录日常出没的地点,但出于私隐忧虑,很多市民对有关程式表示反感。林郑月娥表明,有需要时会强制市民进入处所时使用有关应用程式,但预料这些措施会引来反弹。

曾祈殷医生说,近日多了人在街头,会使社区个案不断增加,但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当局执法上是否做得全面,例如跳舞群组中,当中部分场所并没有申请任何牌照,存在灰色地带,不知道应该由哪一个政府部门去执法管理。

他认为,目前港府提出多项控制人群聚集的措施,都只是减少传播速度,并没有针对海外输入这个源头对症下药,对于第四波疫情爆发,政府比起一般市民需要负上更大责任。

9月,中国政府派出支援队到香港,实施大规模检测,但由于民间对个人私隐的忧虑,反对派阵营呼吁杯葛检测,最终700多万人口,只有170多万人参与,未能达到“大规模”的目标。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表示,香港疫情反弹是危险迹象,当务之急是再做一次全民检测,要尽快分别出健康人士和感染者,务求切断传染链。

曾祈殷医生形容,今次新一波疫情“是浪费了上次的社区检测”,他说,“就算当时700万人都做了检测,但你边境有漏洞,也是会爆发的”。

他指出,要全民强制检测成功,首先要做到边境防疫没漏洞,以及在检测期间大大限制人群活动,“你要肯定,边境防疫及所有隔离检疫政策,都做得好严谨,不会乱有豁免,然後可能再花一段时间封城,要停摆金融中心丶股市等等,但香港能否做到呢?我们不像内地,但如果你要把个案清零,就要有这样的牺牲。”

曾祈殷医生认为,从公共卫生角度去看,做一次全民强制检测,市民就不用好像现在般,每一丶两个月就迎来一波疫情,需要停课停业等不同的生活上的阻滞。

“即使你持不同政见,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如果你是家长,你会否希望小朋友处于危机当中?”他说,“如果政府有决心去做,就要想一下配套资源,要有全盘计划,例如如果限制民众两周不能离家,如何处理膳食问题?这也是要去想。”

前食卫局局长高永文表示,现在是时候推动强制全民检测,否则“清零”有难度,“不断停课丶复课,这样没完没了,亦无人与我们通关。”

香港建制阵营近乎全部支持全民强制检测,其中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麦美娟提倡,政府应封城14天进行强制检测,认为港府如果探取果断措施,可以更好控制疫情,否则除了市民抗疫疲劳,通关恢复无期,经济难以复苏。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中提到,希望力争疫情达至“清零”,但她在记者会上表示,这个说法是要给予市民信心,并非讲何时何日疫情消失。她反对再次推行全民强制检测,认为如果全民检测如要成效,就需要封关几个星期,市民亦要留在家中不得出门。这一政策难以实行。

民主派阵营对于强制检测亦持反对立场,主要忧虑是市民的样本会否交予中国大陆化验公司,并认为政府如果没有在源头,即是在关口实施更严格的防疫措施,强制全民检测也只会徒劳无功。

如果很多人同时拒绝检测及被追踪,当局事实上难以做到全民强制检测。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认为,中国内地能做到全民检测,是因为有闭路电视及和手机追踪程式,民众被封区时不能随处走动,但香港做不到限制全民不走动,其检测力亦不足够,他说,“香港不似欧美,亦不似中国内地,香港有一国两制的好处,亦有一国两制的坏处。”

雪上加霜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新冠病毒以外,香港还同时爆发上呼吸道感染,这些传染病在院舍、学校以高增长趋势传播。

由上周日(11月15日)至今日12点,卫生防护中心录得133间小学和一间中学爆发上呼吸道感染个案。在小一至小三学生当中,这期间个案增长70%。

陈肇始称,由于上呼吸道感染与新冠病毒的传播渠道一样,并且症状相似,因此担心一旦新冠病毒在学校传播,对社会影响很大。

从下星期一(11月23日)开始,全港小一至小三学生将暂停面授课程,为期两星期,直至12月6日。原本已停课的幼稚园也将停课至同日。

陈肇始还说,“如果疫情严重,不排除将暂停所有中小学面授课程。”

由于航线大减,香港机场停泊了很多飞机。

香港经济陷历史低谷,今年的《施政报告》并未全面规划

本周三(11月25日),香港特区政府发布《施政报告》,预测全年经济收缩6.1%。这将是香港有公开记录以来经济表现最差的年份,纵观香港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如今年6.1%的大幅收缩前所未有。

作为亚洲金融中心和全球重要的自贸港,香港的兴衰与国际经济周期紧密联系。

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海啸也波及香港,导致全年经济生产总值减少2.7%。

但如果分季度看,2009年那次衰退后,香港恢复速度极快——2008年四季度首次录得-2.7%的增长,2009年一季度跌至最低点-7.5%,然后二、三季度快速好转,录得-3.7%和-2.2%,到2009年四季度已经转负为正,增长2.6%。

相比之下,依然存在于香港人记忆中的痛苦记忆来源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1998年时已经对香港造成深重打击——租金和楼价下跌约五成,股市和成交额都大幅下挫,失业率飙升一倍,工资萎缩,中小企业经历倒闭潮。

即便如此,1998年香港全年GDP下跌约5%,仍不及今年的萎缩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风暴前一年,香港经济实际上增长了5.7%。而2019年,香港受社会运动影响,全年经济数据萎缩1.2%。

社会动荡和疫情,以及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的裹挟下,香港经济已处在谷底。

疫情下的香港经济结构性问题进一步凸显。

相比规模和发展程度相似的新加坡,香港服务业占比逼近99%,几乎没有工业;新加坡GDP中则有26%左右的工业,占比仍相当可观。

高端制造业是经济的稳定器,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创造大量的工程类、管理类优质职位。新加坡的工业就集中在电子制造、生物医药、石油化工等高端制造业。

香港颇具优势的金融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差得多——占比18.9%,仅创造6.8%的职位。

2003年,非典疫情打击下,香港失业率飙升至8%,此后中国内地开放“自由行”,旅游业迅速膨胀,相关的零售、酒店、餐饮等行业,创造出大量新增就业。

然而,13年之后,这些行业提供的原本工资不高的岗位,在疫情中首先受到冲击。举例而言,《施政报告》中提到,作为香港四大支柱行业之一的旅游业,自2019年下半年起,受到连番打击,跨境人流几近停顿,业务近乎冰封,近26万从业人员陷入寒冬。

《施政报告》中对香港经济开出的“药方”大致概括为两个方向——对内继续融入中国内地经济循环,对外努力参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国际贸易协定合作。

比如,建设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实现位处“一河两岸”的“一区两园”。再比如,在疫情期间港商因欧美市场停滞而面对的困难,将这部分出口转销中国国内市场。

但分析普遍认为,香港今天的情况与2003年十分不同。中国银行香港金融研究院高级经济研究员蔡永雄认为,香港与中国大陆经济已经变得十分紧密,中国大陆很难再以优惠政策刺激香港经济。

其次,香港也寄希望东盟十国和澳大利亚、中国、日本、南韩及新西兰共15个经济体签订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施政报告》明确,香港要积极争取成为第一批加入RCEP的经济体。

但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金融海啸后,香港政府谋求改变产业单一化的弊病,当时提出发展六大优势产业的计划(文化及创意、教育、医疗、环保、检测认证,以及创新科技)。但十年过去,这六项产业发展并不顺利,它们在GDP中占比依然处在个位数。

今年的《施政报告》并未突破这一计划,也没有旨在改善香港经济结构的全面规划。

香港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蔡洪滨撰文指出,香港支柱的金融服务和贸易物流在数字革命的去中介化下,难以为继,而在科技创新方面数据、市场和人才方面香港都没有优势,因此,香港未来应转型发展以医疗、教育、文创为主的高端服务业。而要释放这些产业的供给能力,导入国际需求,需要政府大力进行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