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2020年7月3日是陈寅恪130周年冥诞日，翻出2019年10月7日陈寅恪先生50周年忌日时，由上海《新闻晨报》下属《中山公园周到》新媒体平台约我撰写的关于老上海人文轶事的《追忆长宁这家人与陈寅恪的往事》，说的是我1971年从上海受托到广州中山大学陈寅恪家拜年的往事。
当时我17岁，年少无知，还以为陈寅恪先生仅仅是我同学家的亲戚而己。如今我已67岁，回首50年前事，竟发现，我家祖父俞颂华、父辈诸长者及我个人，均与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有着不解之缘！故修订旧作，以飨读者。
到陈寅恪家拜年的机缘
1970年4月，我从上海长宁区安化第二中学69届初中毕业（安化路222号，现为区少年科技站），前往江西省南城县新丰公社(镇)农村插队，年底回上海江苏路480弄家中过年。
1971年1月28日大年初二上午，我突然收到朋友赠的前往广州的火车票，当晚要从上海西站出发，乘短途普通快车，到杭州换乘27次直达快车到广州，玩几天之后，转车回江西农村去。
正好我的朋友高兄（延安中学67届高中）来访，其父是旅行家且有藏书，那十年，这些历史知识的普通书籍都属“破四旧”的禁书。书店没有卖，如家中有，要送废品回收站卖废纸处理。高兄家的藏书大都已送废品回收站了，还剩一点，其父母看得紧，不许给别人看，以免招事。高兄争取悄悄拿出来，借给我。
午饭后，高兄又来我家，书未拿来，却告知其母找我有事。我不认识其母，从未去过他家，感到奇怪，只好前往。我俩沿着安化路（经过20号的江苏路第一小学，我和弟弟的母校，现为幼儿园）走到底为定西路的他家，两站地。
高兄之母潘阿姨是中学教师，她急忙把我让进里屋坐下，单独谈话，语气凝重，而高兄却知趣地回避了。她说：“广州有亲戚陈寅恪，很久没有音讯，很惦念。他有严重的历史问题，被打倒，被审查，请你前往看看他的情况怎样。捎上一包茶叶(似一斤)，还有一小瓶茶叶(约一两)给你路上喝。”
高兄之父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当时受冲击，挨整。家父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迫害自杀身亡，我是被打压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子女，处处被歧视，谨小慎微。头一次到广州，本来可以尽兴玩两天，好高兴啊！却要顶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前往探险，心里害怕，但高兄之母的如此重托，使我又无法推辞。当年的社会风气，对“打入另册”的人，被称之为牛鬼蛇神，人们视同瘟疫，皆回避远离之，以免被牵连。
高兄送我出来时，悄然把广州旅游小册子借给我，似未经其母同意。
大年初二晚上10时，我离家出发，弟弟（江苏路市三中学初一学生）送我到愚园路，乘上20路电车，抵中山公园终点站。他热情地拿着行李，要送我到车站，往前走了一站地，到凯旋路的上海西站。零时半，弟弟把我送上前往杭州的列车。回家早已无公交车，我那14岁的弟弟只能摸黑独自步行4站地回家，春节的潮湿寒冷，将使他又冷又怕，我很过意不去，原本应该让他在中山公园站乘20路电车的末班车，回家去。
午夜，在奔驰的上海至宁波的省际列车上，我喝着热茶，清香甘甜，头一次品茶。我琢磨陈寅恪到底是什么人?究竟是犯了什么大罪?怎么会杳无音信?竟要我千里迢迢，勇往直前去打探。早上在杭州下车，下午换乘27次列车，次日傍晚抵广州。当年是烧煤的蒸汽机列车，时速约70公里，因中途转车，耗时两天两夜。
抵广州的次日，大年初五(1月31日)早上，我拉着在广州的老同学周兄（我在上海茂名南路第二小学的同学，2010年代为卢湾区中心小学）前往陈家拜年，探险。
我俩乘上公交车，出了市区，过了珠江大桥，上岸就是中山大学。刚进大门，只见狂风大作，飞沙走石，似没有树木，没有绿化，很苍凉，不像广州市里到处绿油葱葱，春意盎然。我不断打探“东南区一号楼,怎么走?”均被人反问：“你找谁？”我说找陈寅恪老先生的家。人们均用怪怪的眼光打量我，不愿搭话，有的欲言又止，有的充满敌意，一路向七、八位路人打探，均不得要领。
看来人们对“东南区一号楼”很敏感，阶级斗争和敌情观念很强，可见陈寅恪的问题确实严重了，我很害怕，只好硬着头皮朝前走。校园里空荡荡，尘土飞扬，几乎看不到人，我俩在校园里转来转去，晕头转向，按地址一时很难找到。
最后，终于遇见一位工人模样的大叔，他见四周无人，很大方地指了大致方向。我俩一路找去，直奔主题，很快来到“东南区一号楼二层一单元”陈寅恪家的楼下。我警惕地观望四周，似无人，我俩战战兢兢，沿着露天楼梯来到二楼，轻轻叩门，生怕被人看到。
开门的是30来岁的大姐姐，似电影《青春之歌》的林道静。她很美，脸色苍白，很忧郁。得知我从上海来向陈寅恪拜年，她很震惊，慌忙把我俩让进门，迅即关门，没让我俩进屋，只得站在厨房匆匆对话。
她说：“父亲在一年前去世了，母亲也去世了，我在英德(离广州约100公里)干校劳动，回家过年，这两天就回英德农村去。”
我把潘阿姨的信和茶叶交给她，转达了潘阿姨的牵挂之情。她无意与我再聊几句。我俩只好匆匆告辞，不到五分钟就出来了，有点像现在的送外卖。我和周兄很害怕，生怕被中山大学的保卫人员发现，被盘查，被扣押。我俩连走带跑，很快溜出了学校大门，走在马路上，才松了口气。之后，我到邮局，给高兄写信，告知陈寅恪夫妇已去世。
我拉着一起前往陈家壮胆的周兄，其父周自新，在1929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测量系，1935年回国创办国民政府的炮兵瞄准仪兵工厂为厂长，投身抗日，被誉为我国炮兵瞄准仪之父；1949年后，任上海光学仪器厂总工程师，研制出我国第一架军用望远镜，曾受陈毅、邓小平的表扬并多有交往。1966年文革，他被打成里通国外的敌特分子，关押多年，杳无音信。周兄在陕西南路陕南邨163号的家被抄，三居室被收走两间房，住进外人。故周兄更是“黑五类”子女，更怕出事。他作诗四句，记录此事，我记得两句：“望宇宙万里无人烟，跨大地四处尘飞扬……”(周兄之父后来死在狱中，1979年平反。现在四川邓小平老家的纪念馆，有邓小平动员周自新留下，建设新中国的介绍。)
2011年4月26日，我参加清华大学百年校庆，遇到不少反右受难者校友，其中有陈寅恪的学生，时年79岁的汪廷奎(广东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中山大学历史系学生反右受难者)。他说：“1956年，我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陈寅恪被内部批判，被边缘化，选读其课程的学生越来越少，最后不到十人，我们在他家里上课，后来的学生就更少了，只好停课了。1957年，我27岁被打成右派分子，被长期劳改，1979年被改正，恢复公职。”
一位懂气候的广州朋友说，中山大学与广州隔着珠江，气候反差很大，故当年我在校园里，遇到的尘土飞扬的场景是成立的。
1966至1976年，像陈寅恪这样的死难者很多，我回到江西农村劳动，就忘了到陈家的事了。
陈寅恪夫妇之死，归葬庐山
据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书中叙述：
“1969年春节刚过，陈寅恪被勒令搬出东南区一号二楼已住了16年的家。责令陈氏搬家是在生活上的一种迫害。陈寅恪被迫搬家的直接后果，便是加速了他的死亡。”(俞梅荪注：我却在他去世后，到其原址家中。看来勒令搬出，只是一种随意的惩罚，全家并未搬出，如要全都搬，对官方来说也是麻烦事。)
“1969年10月7日晨五时许，陈寅恪走完了他79年的人生历程，因心力衰竭，伴以肠梗阻、肠麻痹而含冤去世。”
“45天之后，1969年11月21日晚8时许，陈寅恪的贤妻唐筼追随九泉下的丈夫去了。按一般的说法，唐筼死于心脏病、脑出血。”(见《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著，三联书店出版，2013年再版)
2000年起，有关陈寅恪的报道不断见诸报端，使我深为感动，仔细琢磨，我好像在30年前到过他家。我询问高兄，得以确认，果真如此。
2003年6月，在陈寅恪夫妇去世34年后，几经辗转，归葬庐山植物园。这是我喜爱的地方，1970年代，我在江西农村插队，曾四上庐山，为引种树苗，两次住在庐山植物园学习，对那里的山林很熟悉，很向往，这是满山的巨大松柏衫树为主的广阔园林。
故地重游，物是人非
2007年秋，我到广州出差，中山大学法学院杨副院长夫妇邀我前往晚餐，我说起当年到陈寅恪家之事，他俩很惊讶，热情邀我次日再来，陪我前往陈寅恪“家”仔细参观。因我次日要回北京，执意晚饭后前往。
一别37年，重访故地，激动不已，可惜陈宅已成名人故居，不见当年的苍凉与萧条。
尽管夜深11时，在路灯的强光下，看到房子还是那栋，路还是那条，但是周边方圆数百米的道路宽敞，各种设施讲究，草地修葺整齐，成为中山大学的热点参观区域，极尽豪华奢侈。我大失所望，感觉全无，痛心疾首，只想大哭。历史往往被后人随意装扮嘲弄，以示后人，再复示后人也。
据中山大学官网介绍：“2009年，为中山大学85周年校庆，重修陈寅恪故居，耗资200万元。”这是两层楼房，1971年我到此，住着十来户教职员工，陈家在二层第一单元，现整楼被清空。当年通往二层陈家的楼梯在室外露天，现在底层中央开了大门，屋内增设通往二楼陈寅恪起居室的木制老式楼梯，名为修旧复旧，实为改变房子的结构，进而改变了陈寅恪生前的居住状态，篡改了历史的场景。
2014年，我看央视《陈寅恪》电视专题片，陈家长女陈流求访谈，陈家共三女，当年接待我的是老三陈美延，约长我15岁，现已82岁。
2018年春节，我在上海定西路高兄家中聊起往事。他说：“1980年代，我遇陈美延专程从广州来访，感谢家母曾托人前往探访。那天，70多岁的家母坐在床上，聊得很高兴。”
高兄说：“家母潘家德(1914-2006)是长宁区和平中学的英语教师，1942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英美文学系毕业，陈寅恪是老师，又是长辈亲戚，究竟是什么亲戚关系，我说不清，要问陈美延啦。”
（陈志峰摄）
近年，我读祖父俞颂华的传记和史料，在上海寻访老建筑及其背后的历史，得知俞颂华(1893-1947)和陈寅恪(1890-1969)在上海市长宁区华山路1626号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现为复旦中学)是同窗好友，毕业后多有合作。尽管我小时候曾听祖母说起，却不在意。
《俞颂华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俞颂华写到：“1909年，当我考进复旦公学时，分六个年级，我插在第五班，要五年毕业，陈寅恪和钱经宇均比我高一班，在第四班。那几年的复旦教务长一直是李登辉老师，但校长却时有更迭，都是当时的名人。我初进复旦时，严复为校长，其后高梦旦、夏剑丞、马相伯诸先生先后来为复旦的校长。”(原载《俞颂华：悲忆钱经宇先生》，原载《东方杂志》1947年4月号；《俞颂华传》莽萍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228页)
1928年起，陈寅恪的两位老同学在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社，钱经宇任总编辑，俞颂华任编辑；1932年起，俞颂华创办《申报月刊》担任总编辑，1935年担任《申报》总主笔即总编辑，常向陈寅恪约稿，为其发稿。
1920年，俞颂华的胞妹俞庆棠(1897-1949)在美国留学期间，与陈寅恪多有交往。据吴宓日记载，8月25日，吴宓与俞大维同访俞庆棠，俞庆棠提出想见陈君寅恪，“于是陈君、俞君及宓，于27日夕，共请俞女士于波士顿城红龙楼吃中国饭一次”。“9月1日，俞庆棠离波士顿西行，陈寅恪又与吴宓、俞大维相偕送站。”(《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
俞庆棠此际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深造，后成为与陶行知齐名的民众教育的先驱，有“民众教育的保姆”之誉，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委员，被邓颖超题词纪念为“人民教育家俞庆棠”。
陈寅恪的母亲俞明诗之兄俞明震(1860-1918)即陈寅恪的舅舅，在1895年担任台湾布政使。俞颂华之父俞棣云(1856-1918)比俞明震早8年的1887至1890年，在台湾主持铺设海峡两岸的我国第一条海底通讯电缆工程，历经千难万险，得以成功，被台湾巡抚刘铭传（1836-1896）报请朝廷嘉奖，还创办台湾电报局等，追随李鸿章和盛宣怀致力于洋务运动，与远亲俞明震多有交往。
陈寅恪的表弟和妹夫俞大维（1897-1993）与俞颂华、俞庆棠兄妹关系密切。俞颂华年长4岁，先于俞大维在复旦公学和柏林大学就读。俞颂华的胞兄俞凤宾（1885-1930）是圣约翰大学的医学博士，1915年创办中华医学会和《中华医学杂志》传承至今，与陈寅恪和俞大维家多有交往；祖父晚年住在江苏路480弄76号3楼顶层，由家父协助联系各位老友。
随着我的年龄增长和关注家族前辈的史料，发现陈老先生与我的祖父，乃至再上一代，两家之间多有交集。于是我想，五十年前受托前往广州给陈老拜年，实乃冥冥中之缘也。
《俞颂华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文中人物简介
吴宓(1894-1978)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
编后语
2019年10月，应《中山公园周到》编辑岳敏和黄吉的热情约稿，我撰写本文始发稿，被相关微信号转发，受到广泛关注，使我深为感动。
2020年7月21日
俞兄老友亲身感受的故事非常值得品味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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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镜……，以人为镜……，俞兄老友亲身感受的故事非常值得品味和分享[OK][咖啡]
年轻时的记忆，年老时的寻根问祖，祖辈与大师的故事，感人至深。
著述齐身的一代国学大师，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倡导者和追求者！
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陈老夫子在那特殊的年代，贫病交加溘然离世。从此学界再无大师！
作者追述五十年前的一段往事，介绍俞陈两家历史渊源。
独立自由精神可贵而难寻。
谢谢大家的热情关注[强][玫瑰][抱拳]
本月初，我重发《五十年风烟往事一一追忆前往陈寅恪家拜年》一万字，受到广泛关注和不少来信。
为此，我修改补充“拜年”章节，努力回忆当年的细节，增加了史料价值，单独为文，再次推出。
本文没有原创保护，欢迎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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