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哲学思考

作者: 曾德雄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还在持续,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今后的历史长河中一定会被不断提起。与此同时,对这一事件的记录、反思也在进行,前者显示了文学的在场,而后者最深刻的部分毫无疑问来自哲学——这场人类有史以来传播最广、波及人数最多的疫情带给人们太多太多的哲学课题,我们必须要给予回答。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更是遭遇疫情肆虐与社会转型的双重叠加,折射出来的问题更多,更要好好反思。尤其是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对其进行反思更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

 

            一、“居家隔离”与人员流动的二律背反

       转型中国的一大特征是人员的大规模流动和普遍的社会交往,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结构,社会结构的改变又带来精神结构的深层次变化。对于人员流动的规模,有学者作过研究,“目前我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 2.44 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18%。40 年的时间里,约6亿多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人口规模超过欧盟27个成员国人口总规模。这种长时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迁移不仅在我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伟大的奇迹。”[i]可以说,人员的大规模流动和普遍的社会交往已经成为中国的新常态,这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但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居家隔离”却构成了这一新常态的“反动”。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1月24日湖北其他城市封城,随后全国其他地方也都陆续处于半封闭状态,封城、封路、封小区在全国各地上演,“居家隔离”成为防疫的强制性要求,人员的大规模流动和普遍的社会交往被强行按下休止符。

这是一组奇特的二律背反:人员必须流动和交往,但人员的流动和交往却带来病毒的传播;为了控制病毒的传播,必须停止人员的流动和交往。

这样的二律背反意味着,人员的这种大规模流动和普遍的社会交往具有另外的、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的不安全因素。2003年的SARS也是一次流行病,但其传染性和规模远远比不上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相信从此以后任何的人员聚集都会引发人们对于流行性疾病的担忧,其程度与人员聚集的规模成正比。久而久之,这种担忧势必深植人的内心世界,成为一种长久存在的、内在稳定的心理结构,极大程度影响人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形态。

这种精神势能的影响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才能慢慢显现。所有要通过人员聚集才能进行的社会活动都会受到谨慎对待,除了必要性、合法性以外,势必还会引入伦理的考量,不同的利益群体会围绕人员聚集的伦理问题展开较量。如果有替代方案,当然一切都不成问题,比如线上交易、视频会议等等。但如果人员聚集本身就是手段,比如游行示威,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替代方案的时候,人员聚集在原有的合法性之外势必新增了额外的伦理争拗,前不久就有人指责美国的反种族游行示威和拟议中的总统大选增加了病毒传播的风险。显然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这样的伦理争拗很可能将长期存在,不道德的指控会时常伴随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使他们置于一种新型的、前所未有的伦理风险之中,尤其是在法治意识淡薄、伦理传统深厚的中国,这样的风险会更大。

二、权利主体抑或病毒携带者?

中国社会正在转型,从社会结构这一面说,是从传统村落的熟人社会向现代都市的陌生人社会转型。前者依从的是熟人社会伦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法道德为原则,以礼治等级为秩序。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无数不同的角色的集合体,每一个角色都有其相应的规定性。比如,一个男人,在不同的关系场域中,他分别是父亲、儿子、丈夫、女婿、哥哥或弟弟、上级或下级、朋友等等。在不同的关系场域中充当不同的角色,关系场域有多少,这种角色就有多少,同时角色的规定性就有多少,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如果一个人能够明确自己在特定关系场域中的角色并且言行举止符合这个角色的规定性,就是道德的,否则即为不道德。

这种角色及其规定性到底有多重要呢?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ii]所谓“名”,就是每个人的角色及其规定性,人人必须遵守,只有这样社会秩序才能建立起来,否则就会天下大乱。“正名”既关乎天下国家,也关乎伦理日常,而在家国同构的古代中国,这两者常常是二而一的一体两面。齐景公曾向孔子问政,孔子只说了一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iii]这就是“正名”,依照传统的宗法血缘关系和道德原则确立每个人的角色定位并赋予各自不同的规定性,从而建构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转型,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新一轮的转型,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愈益明显,无数的人走出村落进入城市,村落逐渐空心化,而城市则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这种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凸显的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化,村落的空心化其实就意味着熟人社会的萎缩,而城市的扩张其实就代表着陌生人社会的不断壮大。

在陌生人社会,我们身上原有的角色在慢慢剥离、消淡,各种角色的规定性也慢慢失去了其效力。与之相反,权利意识日益增强,人们慢慢回归到生命本体,个人不再是无数角色的集合体,而回归到生命本源的权利主体;“正名”不再是“正”各种角色之“名”,而是“正”权利主体之“名”。一切行为的正当性标准不再是角色规定性的道德原则,而是“人各自由、以他人自由为界”的权利原则。社会的组织原则也不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威权等级,而是建立在普遍的权利原则基础之上的自由平等。这种原则的具体体现和保障就是契约,其最高形态则是具有普遍约束力和适应性的法律,法律就是最大、最权威的契约,以法律为一切行为的准则,同时法律也是最高的评判标准,即法治。

在陌生人社会,每个人都是熟悉的陌生人,说陌生,是因为我不知你姓甚名谁、来自何方;说熟悉,是因为你跟我一样是完全独立的权利主体。既然大家都是独立的权利主体,那么我跟你是平等的,大家享有同等的生命权利和生命尊严,我不可以侵犯你,你也不可以侵犯我,你我相互平等、彼此尊重。这就是陌生人社会伦理的形上学基础。目前,中国社会的转型还在持续,陌生人社会伦理还没有最终形成,但其面目已日渐清晰,真的是如晚清士人马建忠所说的“俗尚计日而更”——风俗每天都在变化。

但新冠肺炎疫情却使这一进程出现了令人始料未及的变数:你面对的这个陌生人除了是一个权利主体,还可能是一个病毒携带者!陌生人成了一个令人恐怖的黑洞,让人心生恐惧。这严重地制约了我们与陌生人的交往,在陌生人社会伦理的形成进程中增加了巨大的变数,其效应和影响同样可能要相当长时间的沉淀以后才会慢慢浮现。尤其是对所谓“重点疫区”的人员,更是不被当做平等的权利主体对待和尊重,相反被当成了一个可能的病毒携带者和传染源对待,导致种种明目张胆的歧视。这种状况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对于陌生人社会伦理的形成造成巨大的影响和冲击。

三、“健康正确”下的个人隐私保护

2020年4月17日和18日法国著名哲学家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André Compte-Sponville)连续两天分别接受瑞士《时代日报/Le Temps》和比利时《回声报/L’Echo》的采访,对当前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洞见,他说:“一种把健康奉为最高价值的文明正在诞生。”“过去,健康曾经是一个达到幸福的手段;今天,人们把健康当作至高无上的目的,而幸福反倒只成了一种手段!”“健康不是价值,而是一种财产(bien),是某种可以羡慕、但不值得钦佩的东西。最重要的价值,是人人皆知的:正义、爱情、慷慨、勇气、自由,等等。”“我不会因为健康而牺牲我的自由!我们之所以能接受软禁(assignation à résidence)——实际上禁闭就是软禁——是因为它是短期的。”“我担心‘卫生秩序(ordre sanitaire)’取代‘道德秩序’,就像麦卡锡主义时代人们所说的那样。我担心人们在‘健康正确/sanitairement correct’中愈陷愈深,就像我们曾经陷入‘政治正确/politiquement correct’时那样。”“我害怕强制束缚更甚于害怕死亡。”

孔特-斯蓬维尔提出了一个高度凝练的概念:“健康正确”(sanitairement correct),亦即将健康视作最高价值,其他一切都必须服从于、服务于健康。他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健康并不是最高价值,较健康更重要的是其他一些价值,比如正义、爱情、慷慨、勇气、自由,等等。

“健康正确”受到孔特-斯蓬维尔的质疑,但其在中国却具有天然的、不可动摇的合理性,对它的任何讨论似乎都是多余的、不必要的。尤其是最近几年来,健康日益成为公众唯一的诉求,人们越来越明晰地“认识到”除了健康,其他一切都是空幻的、虚假的,只有健康才是唯一值得认真对待和重视的。

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认识”,将“活着就是一切”的理念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类似孔特-斯蓬维尔那样的质疑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毫无道理可言。“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权威表述更是将“健康正确”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全社会必须无条件遵从。

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人隐私如何保护?流行病学调查是疫情防控的重要环节,其中势必涉及到个人隐私问题,典型的比如哈尔滨的那起1传50病例,一度引发全网围观。最近有人在网上发帖,说在汽车上,半途疾控中心打来电话,因为正在通话中,就没有接,结果疾控中心利用汽车里面的监控摄像通过人脸识别技术迅速锁定同车的另一位乘客,让其转告事主马上接电话,而这位乘客其实是中途上车完全“随机”的人!事实真相有待考证,但在逻辑上是完全成立的。

国际学术期刊《自然》(Nature)于伦敦时间4月29日在线发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贾建民作为通讯作者的研究论文——《人口流动驱动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的时空分布》(Population Flow Drives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COVID-19 in China)。该研究利用人口流动的数据,构建了“人口流动-风险源模型”,可在疫情发展初期为疫情管控相关决策提供依据。这一模型是基于实际的人口流动特征,来预测疫情的地域分布和传播趋势,即使用全国范围内的手机地理位置数据追踪了2020年1月1日至1月24日之间从武汉或者经过武汉市流出的约1150万人次。研究人员将移动运营商提供的人口流量数据与各地新冠肺炎感染数以地市级为单位,在时间和地点上建立了关联,用于预警各地的疫情风险大小,为决策者和流行病学家制定疫情防控对策和应急计划提供依据,从而更有效地评估风险并分配有限的资源,“此模型今后可以应用于任何能准确捕捉人们流动的数据集,例如火车票或汽车通行费等数据,这意味着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可以利用该模型来为遏制病毒传播做出努力。”[iv]这里面的科学性应该毋庸质疑,但个人隐私的暴露却是客观存在的,甚至二者之间存在令人恐怖的正相关关系:越科学,隐私越暴露。

已经有很多人关注到了这个问题,提出“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采集的个人信息设立退出机制,加强对已收集数据的规范性管理,研究制定特殊时期的公民个人信息收集、存储和使用的标准和规范。”“公共卫生危机结束后,应销毁在非公共空间内搜集的人脸信息,减少不必要的人脸识别应用场景。”[v]但公众对其能否真正执行却普遍缺乏信心。

在“健康正确”的强势威权下面,个人隐私保护的正当性显得如此孱弱,甚至都无法成为公共议题,否则会招来铺天盖地的道德指控。这的确让人担忧,有人甚至担心对于个人的监控会不会以“健康正确”之名而进一步强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毕竟迄今为止在中国的舆论场域中还没有任何思想力量可以挑战居于绝对霸主地位的“健康正确”。

 四、“共情”能持续多久?

中国社会缺乏共情,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人员的流动日益加剧、传统社会结构日益解体,新的陌生人社会伦理尚未形成,共情愈益缺乏。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我们无法跟陌生人打交道,从外在而言,没有形成一套跟陌生人打交道的程式;从内在而言,基本上不具备明确、稳定的思想情感预期,好言相向换来的往往是冷漠诧异,甚或凶神恶煞,彼此思想情感上的南辕北辙成为生活的日常,以致所有人都将自己深深地隐藏、厚厚地包裹起来,每个人都成为原子化的个体,都是他人眼中不可琢磨的“黑洞”。人群越来越庞大,但个体越来越孤独;孤独不是因为身边没有人,而是身边都是陌生人!这比孤身一人更让人感到孤独。

但新冠肺炎疫情却使中国社会达成了一次共情,在新冠病毒这个最大的敌人面前,所有人都成为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同仇敌忾,具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情感诉求,彼此不再陌生,不再扞格不入,即便是陌生人也变得亲密起来,甚至开车上路也情不自禁地多了一些礼让。

最典型的共情例子是“扔下就跑”的网络文化现象:派出所一向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所在,疫情之下却有很多人主动去那里扔下一包东西就跑。事实上有更多的人需要这样的“扔下就跑”,为什么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派出所呢?更准确地说,为什么只有发生在派出所的“扔下就跑”引发网络围观?这就是共情,既是共情的需要,也是共情的体现——面对新冠病毒这一共同的敌人,警察终于不再以市民为敌、与市民为敌,而是与市民站到了一起,市民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光明正大地走入派出所,并在“扔下就跑”的共情行为中获得一种奇特的道德感动和心理满足:置身派出所终于不再是“坏人”或“弱者”了,终于可以与警察平起平坐甚至还有点(道德)优越感了。

另一个产生共情的群体毫无疑问是医护人员以及所有抗疫一线的人员,全社会都视他们为最可爱的人,而他们也的确展现了巨大的道德勇气和职业操守,令人心生敬佩和感动。各大媒体连篇累牍的都是他们的形象和事迹,所有对他们的不恭不敬都会成为“政治不正确”。其实就在疫情爆发之前北京才刚刚发生过伤医事件,但在这样铺天盖地的共情潮流下,那个事件早已被人们遗忘得一干二净,只留下被害人家属在中国大地的某个角落暗自伤悲。

社会需要共情,这会让人们感到安全舒坦,这是人性最基本的需求。但中国社会的共情却好像只能在灾难中形成,只有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才能形成,比如上一次的汶川大地震,也是全社会“万众一心”。灾难过去,敌人消失,共情立即结束,人们也立马回身内斗、内耗、内讧,原来咋样现在还是咋样。这次毫无疑问也会这样,疫情尚未结束,伤医事件又有抬头趋势,自北京朝阳医院陶勇医生被患者砍伤以后,沈阳、鄂尔多斯等地均有多起暴力伤医事件,甚至还包括最早爆发疫情的武汉![vi]

显然靠灾难形成的共情不能持久,它并不是真正的共情。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真正的共情,这只能是基于社会成员对某些基本价值的共识,这些基本价值从不可化约的角度而言,只能是个人的生命权利和生命尊严。揆诸当前的中国社会,这样的共识显然还远远没有达致,共情的形成也只能靠下一次的灾难。

 

                            2020年6月12日星期五

[i]肖子华: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人口大流动,《人口与社会》2019年第一期。

[ii] 《论语·子路》

[iii]《论语·颜渊》

[iv] http://static.nfapp.southcn.com/content/202004/30/c3478655.html?group_id=1

[v] http://finance.sina.com.cn/wm/2020-05-24/doc-iirczymk3233470.shtml

[vi]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20/0403/c1003-316600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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